《反启蒙与现代西方思想进程》：
如果无法回到原始状态，人就必须寄身于民间社会。如何在民间社会中生存？卢梭在《论教育》或《爱弥儿》中提出的自己的方案。他承认，理性能令我们理解道德，但理性又通常使我们放弃“义务”（duties），即放弃彼此之间承担的义务，放弃有关怜悯的“义务”。理性教我们大兴土木，令我们生活惬意，但是，听到某人在房子外面哀号，请求我们救助，我们会首先想到自己，而不是他人。我们总是自利（self-interest）为先，助人在后。在《论教育》中，他认为我们应该重造“怜悯”之情，以“怜悯”之情指导我们的行为。我们不应自私自利，我们应该于他人有益，把自己的行动置于他人的语境（context of others）之下，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为他人考虑。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因为寄身于民间社会，而不是自然状态，我们总是烦恼不断。我们烦恼不断，皆因欲壑难填。欲壑难填，不是因为我们能力不足，劳作不力，或天道无常，灾害不断，而是因为欲望本身。在他看来，无知无欲，才能断绝一切烦恼。他赞美佛教的简朴，反对科学。他反对医学，不是因为当时的医学与巫术无异，而是因为医学本身。他认为，如果我们罹患疾病，自然自有其应对方式，我们不能违抗自然的旨意。即使因此而死，我们也要无怨无悔，而不是以种种方式加以阻止。要像电影《阿甘正传》中阿甘的母亲那样，认定“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坦然受之。
由此可见，与其说卢梭是启蒙运动阵营的一员，不如说他发出了反启蒙运动的先声。或者说，他“组织上”属于启蒙运动，但思想上属于“反启蒙运动”。或者干脆说，他背叛了启蒙运动，是启蒙运动的“叛徒”，因为他拒斥知识和科学，主张无知和无欲。卢梭开启了反启蒙的先河，代表着欧陆思潮的一大范式转移。从此之后，启蒙与反启蒙的冲突从未中断，且反启蒙一直处于“高压态势”，压得启蒙运动抬不起头来。
尽管在其他方面存在分歧，但在对待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问题上，所有启蒙哲人的步伐有着惊人的一致：全都对它嗤之以鼻。他们相信，第一，就人的身份（human identity）的建构而言，社会绝对是不可或缺的。第二，人的社会性是天然的存在，人一出世就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性。社会性不只是人的身份，而且是根深蒂固的心理倾向。卢梭则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是孤立的存在，他只关心自己的生存和福祉。社会和语言与大自然无关，是人类逆大自然而动的结果，当然也要品尝由此带来的恶果。走向自然状态，步人民间社会，人类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人本不具有社会性，却不得不具有社会性；一旦具有了社会性，人类在自然状态下保持的自尊，必须转化为攻击性的自私，并最终酿成残酷的战争。一旦洪水和地震之类的自然灾害迫使人采取集体行动，人就会意识到他人的存在，于是开始比较；因为比较，彼此的天然差异就会显现；差异导致竞争，甚至酿成战争。卢梭认为，自然是和谐的，但人类并不和谐，自然的和谐并不适用于人类。有人以为“看不见的手”能把“私人罪恶”转化为“公共美德”，进而形成商业社会的新道德。在卢梭看来，这种乐观主义肤浅可笑，缺乏根据。一边是自然秩序，一边是社会秩序，两者间的差异一望便知。不难发现，卢梭与霍布斯对人性和社会的看法大致相同，都充满着悲观主义。但卢梭异乎寻常之处在于，他把“秩序”植入了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认定启蒙运动恶化了本来就不和谐的社会秩序。启蒙哲人的天真幼稚使他们无视社会生活中固有的张力，他们大力传播哲学和科学，对宗教及宗教制度进行怀疑和攻击，又危及了本已脆弱不堪的社会道德，使社会跌人霍布斯所谓的战争状态，使宁静祥和的社会生活遥不可及。总之，启蒙运动罪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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