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不惑：一本书读懂中国哲学》：
第二，重现实人生。中国哲学家热衷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表现了深沉的历史责任感。汉代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鼓吹天人感应，是为了封建统治“传之罔极”。宋代理学家大讲“理一分殊”，存天理、灭人欲，目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墨家学派忧世风日下，患民生艰难，要遵道利民，最终尚同于天子．这些都反映了哲学家们热心政治，其学说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的特点。经过历史的淘洗，处于民族文化深层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精神，以及“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心理和责任感。知行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他们的兴趣不在于构建理论体系，不只是把思想与观念表达出来就达到目的，而在于言行一致、知行合一。自己所讲的与自家身心的修炼必相符合。当然这里的践履并非人类的生产实践，而是偏重于个人的修德重行。
第三，富于辩证思维。中国哲学讲求对立前提下的和合统一，儒家讲“生生之谓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事物发展变化的连续性和合理性。而变化发展的根源，在于阴阳的此消彼长，刚柔的相互激荡，“一阴一阳之谓道”，便是最好的理论概括。《老子》描述了动静、高下、强弱、先后的相联相对，相反相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发展序列中，道运行不已，“周行而不殆”。韩非讲的道理相应的规律论是把事物的辩证发展看作内在规律。他既承认“法术之士与当途之人，不相容也”，“冰炭不同器而久”，“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又认为矛盾对立的双方可以“形名参同，上下和调”，可见是既讲对立又讲统一。佛教一多相摄、四谛圆融、一即是多、多即是一的命题，也深蕴对立同一之精义。
第四，树立整体观念。中国哲学孜孜追求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把天、地、人看作统一的整体，以“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腸传》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所谓“太和”，就是至高无上的和谐，最好的和谐状态，而张载提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即太和便是道，是最高的理想追求，是最佳的整体和谐状态。但这种和谐是包含着浮沉、升降、动静等矛盾和差别的和谐的，因此这种和谐是整体和动态的和谐，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和谐。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一致，中国传统哲学也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孟子的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的就是要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包括君臣、父子、夫妇，乃至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从而达到“人和”的境界。儒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要实现“和”的理想，最根本的途径是“持中”，并通过对持中原则的体认和践履，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道之间的和谐与平衡，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因此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
第五，偏重直觉思想。中国古代哲学不重视形式上的精密论证，也没有形式上的条理系统。而只注重生活的实证，或主体的直觉体验，体验良久，有所感悟，以前的种种疑惑豁然开朗，日常的经验得到贯通，这样也就有所得，所得所悟的记录就是现在还可以看到的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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