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识草木之名
不但要关心校园中有什么植物，还要关心植物是如何演变的，了解哪些来了哪些走了。对于具体的每一种植物，还要观察一年四季中它如何变化，知道何时发芽、开花、变色、落叶。
关注植物地理、生态、生理之前，为避免张冠李戴，辨识清楚每一种植物十分重要，虽然不认识植物也能做许多事情。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古训，也是信息网络时代的钥匙。名字是检索的关键词，借助名字，他人的成果我们可以容易地分享。
“辨识清楚”，并非要教条地按照植物志所述，在各种检索条件全具备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而是要求在一年四季任何情况下都办得到，哪怕只见到植物的一小部分。
对于普通的植物爱好者，要求竟然比专业植物学家还高？部分是这样！
公众修炼博物学，与专家从事植物分类学及生态学研究，旨趣和要求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一定范围的植物，只要真心喜欢，投入足够的精力，普通人是可以达到相当的水平的，在某些方面完全可以胜过专家。当然前提是“一定范围内”，比如某校园内，北京市或河北省内，千万别到四川、云南或者亚马孙森林说这样的话！
从博物角度分辨植物，应当不限于植物志检索表所列各项，除了知道那些检索特征外，要尽可能发明一套个人化的致知方式。理论上A植物区别于B植物有无数个特征，其中有相当多难以用语言描写，但
是我们自己可以用心体察，它们对于区分植物十分有用。
认识的植物越多，再多认识一种植物也就越容易。归纳法在此确实十分管用。再笨的人，见识的植物多了，也能概括出一些共性，也能形成“科”（family）的概念。要做到能通过自己的查询而辨识新遇到的不认识的植物，至少需要先大致记住200种植物。这也只是可能，有时即使已经认识了2000种植物，新见到一种也未必能自己查出来，甚至有时连所在的科也无法判断。
与同行交流或向他人请教，确实是好办法，但不能养成依赖性。记住：向别人打听植物名，一次最好只问一种，最多不超过三种，并且要尽可能提供多幅清晰的照片（远景与近景、局部特写都要有，有花果照片更好。要特别注意花序、叶形、叶背面细节的拍摄）。不建议采标本，实在要采也要以“最小破坏”为原则，对于数量少的植物绝对不能采。
要注意在一定的组合中分辨植物，一点一点地熟悉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寻找期望的植物。这样做既有利于个体识别，也有利于过渡到对生境、生态的掌握。
知道名字之后，便可跟踪观察记录，进而了解物候、生理、生态。所有这些也可以交叉进行，彼此促进。比如物候观测可与辨识相结合，某植物不同年份中何时开花一定是有很大变化的，但校园内一系列植物开花的序列是相对稳定的，极少变化，如迎春花－山桃－杏－紫丁香－榆叶梅－紫藤－牡丹－德国鸳尾－金银忍冬－山楂－荇菜。在一个序列中理解一个种，可能是个好办法。
北大最美的十棵树
王立刚
北大里面，人有俗人，但树无凡品。
世间的生灵惟有树既诚笃，又灵动，没有不美的。所谓“最美”决不是对其他草木的贬损，只是单出于某时某刻的感兴，或者不知不觉间的“比德”。
第一，三角地的柿子林。
这是一些早已被消灭的美丽乔木。
霜白而秋实，万柿如灯，说不出的璀璨和温暖。
当三角地柿子林和图书馆东草坪被铲除之后，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
前兆（Omen），或许校园歌手早在弹唱windofchange的时候就已经忧郁地预言了。
东草坪弥散的是静穆之气。
东草坪的松柏，伫立的姿势像望羊的儒者，像严冷的隐士，它们像是在庇护、或守望着什么，这种护望如履薄冰，如临大敌，而且似乎朝不保夕。
柿子林散发的是蓬勃之气。
高挂的柿子总让我想起五六十年代的宣传画里青年们的脸颊。那种气色是如此饱满，就像是神在他们的灵魂里涂了一层金子。
走得太早的人没有亲历那种怅然。
来得太晚的人无法想象它的美丽。
你说北大总是要变的。
我说你错了，这不是变。
变和化是不同的。
宋朝人读四书，蒙元人读四书，甚至八旗人也读四书，四书是道路，不同的只是行者的脚，这叫变；若宋朝人读四书，至元朝读密经，至清朝读新约，这就不是变，是化。
北大还怕变吗？北大本自戊戌变法中来，康有为说得好：变则通，通则久。北大是一直在变的，但万变不离其宗。北大所宗的东西如果也变了，那就是化，北大也就不是北大了。
北大所宗的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就如同我从来没有吃过柿子林的柿子，我曾想象过它的味道，四分甜带着六分苦涩，因为它必定茹受了很多风霜。
第二，西门南华表的银杏。这是北大最壮观的园林布局。轩楼朱阁，飞檐嵯峨。如果不是这棵银杏生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枝雄干壮，外秀慧中，怎能压住这里的氛围。
清秋气穆，灿然的落英和白果，陨堕如雨，仰首其下，觉得她占满整个天空，并且如同天空一样有尊严。
不知是不是帝苑式的格局对这颗银杏产生了影响，她透出不可匹敌的王气。左近的华表是从圆明园弄过来的，还有风传说为了重修圆明园，有人要“讨”华表回去。清王朝真正的余烈到底是在残垣断壁的圆明园，还是在“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的太学遗脉呢？
第三，静园草坪的松树。
北大里面松树很多，但大多背景芜杂。松树不是樱花，不适合成群成片地观看。就像梅树一样最能在清冷孤寂处见出夭矫的劲质。
静园草坪原来种了很多果树，后来拔掉栽草，成了如今的样子。
前面轩敞的草坪作望景，后面平整的纪念碑作幕墙，几颗白皮松掩映俯仰，退让合度，如静如舞，其色如玉，其默如宣。
第四，一院到六院的爬山虎。
北大的黛瓦青砖营造的是冷静的调子，冷碧的爬山虎会让很多建筑显得有些阴森。但这里却因开阔的静园，独享了朝朝暮暮的阳光。沧桑的十二面人字形山墙上，生长着这些每年都有青春的植物。就如同十二张宣纸上，爬山虎如墨色，或横或斜，或皴或染，有时碧绿如泼，有时疏影婉约，是北大造景中的神来之笔。然而多少有点讽刺的是，北大园林中最精彩的部分要么是明清的遗迹，要么是当初外国设计师的意匠，新近的北大营造只是在不断增加笑柄。
第五，临湖轩的竹子。
北方的竹子在筋骨上不入流，但风色却有独到的地方，所谓“绿肥”。这在下雪天就格外精神，森郁的竹丛，冷碧的叶子上承着厚雪，很能激发文人之想。难怪当年在燕大的冰心选在这里举行婚礼，她的文字那么晶莹明爽，就像被雪澡过的竹叶。如今被书商包装过的北大才女如走马灯换了无数代，没有人能写出“雨后的青山像洗过的良心”这样剔透的句子，才高如张爱玲，也得暗服冰心的真。
第六，未名湖南岸的垂柳。
湖畔栽柳是亘古不易的良选。柳树的婀娜流动与湖面的平远宁静相洽，柳丝的垂线与涟漪的横线相得。
北大的园林其实非常局促，若不是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头罩着，未名湖或许早被改成五星酒店前的钓鱼池了。但就是在局促和喧闹中，未名湖区的营造运用中国古典造园艺术的妙手，真的做到了小中见大，咫尺千里的效果，那么小的一片水面，却似乎有走不完的湖岸，看不尽的明灭。荡漾的湖水才是北大流动的圣节。
第七，浴室南面的法桐。
这排美丽的梧桐生长在北大最热闹的地段，多少女孩的雨伞上曾经落过它巨大的叶子，多少男孩的短发上曾经落过它滤下的雨滴。多少个酷夏，人们从它们脚下获得短暂的清凉，多少次冲澡，对它们“坦诚相见”。
梧桐在古诗词中多是凄冷的意象，惟在这里换了面目。树粘人气，它们一定是通灵的。
第八，五四体育馆大门旁边的白蜡树。
这棵树斜得很美。就像照水的纳西索斯，简直要一头栽下来。其余三季倒也不怎么觉得，唯独秋天的时候，一树金黄，如同梵高在蓝天画布上刷出来的。
第九，正南门主路两旁的槐树。
槐树阴森，左木右鬼，栽在边边角角的地方，就显得很邪性。燕南园里的槐树就是这样，阴气太重。而主路两边的国槐，排列有序，树冠穹合，如同一条绿色的长廊，每年报到的新生都要从这条路走进来，但毕业的时候却从各自的路散出去。
每个北大人都有大致相同的开始：因为他们的天分，北大选择了他们。但最后，却有很不同的结局，这一次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或者成为北大的骄傲，或者成为北大的耻辱，或者不做选择，而是把北大的印记一一抹除。
第十，三教足球场东边的白杨树。
这也是一些被消灭的乔木。它们的遭遇是柿子林悲剧的延续，但不同的是多了些荒诞。
柿子林被砍是因为要修“世界一流”的大讲堂，尽管光秃秃的广场并
不是“世界一流”的必要条件。但毕竟广场还是空旷的多，所以柿子树可以说是“死得其所”。但这排白杨树的死却没换来“世界一流”的体育场。只不过树两边的土场变成了塑胶场地。我们和白杨树都不明白砍树的必要性在哪里。
这些白杨树对我们那时候的学生有特别的意义。
三教那时是北大最大的教学楼，没有空调，锈迹斑斑的窗子，狭窄逼仄的桌椅。多少学生在百无聊赖之时望向窗外，那排白杨树是我们的双眼唯一可以投靠的风景。
它们主干雄壮，侧枝如怒发上冲，盛夏之时，绿意磅礴。
而如今这磅礴的绿意只能偶尔如潮水漫入很多老北大的梦境。
在梦境里，树阴如同锦绣，绣在女生雪白的裙边上，她的膝头放着布莱克的诗集，我却记不起她当时读得是哪一页。
踢足球的男生躺在下面，横七竖八，如同水浒刻本里的插画，头顶阳光扫过油亮的叶子，仿佛铿锵的琵琶。
我曾仰慕的山鹰社队员们夜训的时候，月光穿过树枝，照在他们发鬓结冰的汗珠上。
从回忆的画面开始，到回忆的画面结束。
或许会给人一种错觉，北大的草木都只在幻境里存在了。这几乎是肯定的。灼热的电锯和冰凉的铲车就像植物们不期而遇的宿命。谁知道某年某月某天经过某个角落，看到某棵熟悉的树横陈泥淖，抑或一无所见，只是一片陌生的空白占据着不该空白的空间。
这不是怀旧，不是物哀。
桓温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北大的编年，若只能写在书上，终是死的；若能写进树的年轮里，将永远是活的。
它们美丽的枝条如同穿越历史的手臂，向我们伸展。
但你只截断，截断……直到真正的历史成了记忆中的海市蜃楼，有谁还记得拍着树干，感喟“人何以堪”？感喟历史是种高贵的气质。
而失去历史路标的人们失去了感喟的能力，也渐渐远离高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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