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开始时，世界各地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世界发展的速度，这就需要战争的突然发作来惊醒他们并体验自己的力量。在战争开始后一年内，几乎没有人懂得，在每一个战斗员的后面实际存在的资源——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道德上的——是多么巨大，几乎是无穷无尽。积蕴的愤怒塞胸填膺；而力量的储藏同样饱满。自拿破仑战争结束，尤其自1870年以后，每个文明社会的财富和人力积累实际上都未曾受到抑制。虽然某些地方出现过阻碍这种发展的插曲，发展的浪潮虽然前进后又退缩，但巨大的进步浪潮一直在向前涌动。当出现可怖的大决战信号时，人类的勇气、忍耐力、聪明才智和科学水平、器械能力和组织才华，不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而且比最大胆的乐观主义者敢于梦想的也要大许多倍。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是聚积的年代；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聚积，而且是每一个国家能增强国力的所有因素与要素的增加和聚积。教育惠及社会各个阶层。科学打开大自然的无限宝库。宝库之门一扇一扇被打开。阴暗而神秘的宝库一个个被照亮，一个个被开发，任何人都可自由进入——每进入一个宝库，人们都会发现这个宝库至少又通向了另外两个宝库。每天早晨，人们一睁开眼，总能发现某种新机器开始了运转。每天晚上，当人们吃完晚饭之后，机器依旧在运转。在所有人进入梦乡之后机器也不会停止。
集体思想以相似的步伐进展。迪斯雷利曾说及19世纪早期的情况：“在那些年份里，英国为少许人、绝少数人所享有。”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每一年人们都目睹这些限制一一被打破消失。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新人进入非官方的工作职位，这些人关心自己的国家及其历史，关心本国对其他国家、对世界和对未来的责任，并懂得责任的伟大，懂得自身是这些责任的继承者。高层次的劳动者长期享受着多种多样的舒适的物质生活。物质方面的进步使大众的艰苦生活有所减轻，健康有所改善，大人和孩子的生活日渐有了起色，他们应付某些最严重不幸事故的保障大大增加，受保障的人数也大幅增多。
这样，无论何种号角吹响，每一个阶级和每一个阶层都能提供国家所需要的东西。有的献出他们的科学知识，有的献出他们的财产，有的献出他们的工作精力和进取心，有的献出个人宝贵的英勇与无畏精神，有的献出他们容忍的力量或容忍的弱点。但贡献最多的或最乐意贡献自己的所有的是普通的男女劳动者，他们拥有的只是近于贫困的不稳定的周工资，他们拥有的只是一间陋室中的几件家具以及起身时所穿的衣服。他们对国家的爱和骄傲，他们对自己所熟悉的教义的忠诚，他们对是非的敏锐感觉，使他们能无所畏惧地面对和忍受灾祸与艰难——这样的艰难困苦是世上的人们过去所不曾知道的。
这些经历并非某一个民族所独有。在每一个自由国家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都或多或少地在稳步增长；在每一个受奴役或自由的国家里，法律都规定，人们必须加入能增进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感情的组织或机构。民族的美德被其统治者歪曲或误导之后，变成自身毁灭和使全人类遭受巨大灾难的根源，影响远比民族的不良习气更甚。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在法国、俄国或英国，这些统治者应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责任呢?难道真的有地位显赫、肩负重任的人，出于他们的恶念，蓄意谋划并决心去做这种可怕的事情吗?人们在研究世界大战的原因后得出一个流行的观念，认为根源就在于少数人决定世界命运的固有缺陷。有人说得好：“在人类事务中更多的是错误而不是计划不周。”甚至最有能力的人的智力也是有限的，他们的权威也是有争议的，他们也处于舆论的氛围之中，即使他们对重大问题有短暂和局部的贡献，但问题本身远远超过他们的理解范围，其规模如此之大，细节如此浩繁，各方面的变化又如此频繁——所有这些必须充分考虑，然后人们才能宣布，战败者是否必定完全邪恶，胜利者是否完全清白。事情还是沿着一定路线发展，无人能够使它偏离。德国顽固地、不顾一切地、吃力地向着火山口喧闹处奔去，还拖着我们大家一起前奔。但法国是处在强烈的仇恨之中，而俄国的情况错综复杂。我们英国也许通过某种努力，付出某种物质利益的牺牲，做出某种既合乎友谊又带命令的强制性姿态，就能及时使法国和德国和解，组成大联盟，不过单是依靠这个联盟，欧洲的和平与荣誉就有保障了吗?我无法回答。我只知道，我们尽最大努力引导*国家经受住日益加剧的、危及和平的军备威胁，不把英国或其他国家带人战争，如果这些努力失败，我们则力争独自经受住暴风骤雨，不使英国遭到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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