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淦治疗脾胃病临证经验医案集要》：
上篇 医路篇
立志从医，跟师学艺
笔者出生于上海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晋元中学毕业后，因成绩优异，本可保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但是律师出身的父亲却建议报考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笔者父亲对中医的信任来自自己切身的体会，那时候“石氏伤科”的石筱山治好了他的骨折，上海市第十一人民医院的一位老中医又帮他摆脱了痔疮的折磨，所以父亲认为：“法律和医学都是关乎人们生死的职业”
1956年，笔者考入上海中医学院六年制本科医疗专业，成为该校的第一届学生。笔者一开始对中医专业的学习并不适应，感觉格格不入。笔者的第一课就是学习《伤寒论》，从高中时期的数理化突然转到“太阳病”，根本就不理解。老师就让大家背诵，说以后临床上就会用到。经过临床实践的不断验证，现在发现《伤寒论》确实对临床有很大的帮助，很多行之有效的方药都出自《伤寒论》，比如治疗胃肠病的半夏泻心汤、大柴胡汤、乌梅丸之类。
传统的中医传承都是师傅带徒弟，这样只能学到一家经验，而中医院校里名医荟萃，如当时的程门雪、黄文东、张伯臾、陆痩燕、殷品之、金寿山、石筱山、裘沛然等，学生可以吸收不同医家、流派的学术经验。大学里的学习经历对笔者的诊疗思路形成具有很大影响。
师从各家，博采众长
1962年毕业后笔者进入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工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中医住院医师，有幸得到沪上诸位名家的栽培。早年跟随上海一代名医童少伯、程门雪开展中医治疗慢性肾炎的研究时，上海中医学院老院长程门雪在学术上给笔者很大启发。忆起跟随程老学习的时光，笔者常感叹其诊疗思路的与众不同，想别人所未想。比如慢性肾炎尿毒症一般用清热解毒法，而他却通过发汗“开鬼门”的方法使毒素从汗液排出。这段工作学习经历同样开拓了笔者的诊疗思路。程老对《伤寒论》见解独到，把临床经验融汇到对《伤寒论》的解释中，编写了著名的《伤寒论》歌诀。工作几十年来笔者还时常翻阅这本书，不但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且在临床应用时得心应手。
张伯臾老先生对笔者的影响最大，从临床到教学都获益颇丰。1958年，笔者还在教学实习期间，就曾跟随张老抄方2个月。分配到曙光医院工作后，又长期跟随张老学习。两人之间虽然没有正式的拜师仪式，却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张老对笔者很关心，中秋节送来月饼，笔者也从乡下给他带去花生。“文化大革命”期间，张老肱骨骨折不能回家居住，笔者便请他住在自己的宿舍里，彼此经常促膝谈心，这段经历对笔者日后做人做事都受益匪浅。后来，要编写全国中医内科教材时，学院党委请80多岁的张老担任主编，教材由笔者执笔、张老把关，为此笔者经常到张老家汇报教材内容，得到老前辈的悉心指正。从临床到教学，跟张老学习了几十年，张老对笔者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张老治病非常仔细，问诊详细，脉案写得非常规范，证因脉治、理法方药，环环相扣，继承了他的老师—中医专门学校创始人丁甘仁的一套方法。那时候张老被派去给国家领导人开膏方，每次回来都要凭记忆把膏方的处方整理出来，以便下次复诊时参考。时至今日笔者在诊病时每每问诊详细，脉案书写规范，这一习惯即承袭于张老。 21世纪初著名作家巴金患病住上海华东医院治疗，曾请笔者为他会诊。巴金老人疾病晚期肾功能损伤，笔者在用药时必须更加谨慎，每次回来都要仔细复习当天的用药，以便下一步的调整；每味药都要认真查阅中药药理学专著，避免有毒性的药物损害肾功能。
笔者在曙光医院的中医内科医疗、教学、科研第一线摸爬滚打已 50余载。曙光医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的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担负着大量的临床教学任务。临床医生具备双重身份，既是医者又是老师，需要兼顾患者和学生的不同要求。到目前为止，笔者仍旧担任着众多的教学职务：上海中医药大学内科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后导师，第三、四、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指导老师，曙光医院名老中医工作室负责人，上海中医药大学名师研究室负责人，上海市名中医工作室负责人，全国名中医传承工作室导师，全国考试中心命题建设组成员等。在中医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有很深的体会。
薪火相传，精诚教学
在教学方法上，通过对多年临床教学实践的总结，笔者创立了“三阶段案例教学法”，即在临床带教中根据见习期、实习期分阶段教学的不同要求，精选出一系列病案，有目的、有步骤地施教，与学生一起讨论、分析，指导学生掌握辨证要领，提出治疗法则及方药。通过这种教学法的组织实施，学生们能举一反三，逐渐掌握中医辨证施治的精髓，同时也大大增强和提高了自身的中医临床思维能力和处理各种疾病的能力。在授课时笔者善于抓住每一病证的特点和要点，并用精炼通俗的语言加以概括。如在讲授“消渴”这一章节时，要求学生们记住四句口诀：“三多一少小便甜，阴虚燥热是关键，上中下消最易辨，消渴玉女五味煎”，这四句话将“消渴”的典型症状、病机及辨证论治都高度地一一概括，便于学生掌握。在临床带教时，尤其要注重针对带教的不同的对象而确定不同的目标。在本科生的带教中，重视四诊示范，对于研究生总是注重培养他们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启发思路，使研究生们的课题不断地进入更新、更深的领域。
中医学的理论来源于临床实践，笔者经常告诫学生们读古人书，自己要有见识，从前人的批判中，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加以辨别，并须通过临床实践，接触实际病例，方能心领神会，达到运用自如的境地。为了培养青年一代的中医医师，笔者从 20世纪 90年代末开始，主张每月安排固定时间的老中医查房，目的就是规范和加强青年医师的中医基础理论，并借此平台提供学术讨论的机会，医师之间亦可增进交流，各抒己见，并提高临床医师辨证施治的能力。到目前为止，笔者虽然已近耄耋之年，仍然坚持每 2周进行 1次的老中医示范查房，规范临床教育的工作，不但使学生系统地学到中医辨证方法，更培养了大批教学干事，提高了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
中篇医学心悟
学术思想
深化中医内科识病辨证的理论
（一）规范病、证、症的涵义，强调辨证
要密切结合辨病在从事中医学教学及临床工作的 53年中，笔者对于中医学术语应用的不规范甚有感触，遂曾在 20世纪 80年代编写的《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 中医内科学》总论篇中，首先规范了中医内科病、证、症的涵义。“症”是指症状，只作为疾病的临床表现来解释；“证”是指证候，是疾病发展过程中，在致病因素及其他有关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机体所产生的临床综合表现，并经过分析、综合、归纳而得出的证据；包括发“病”是由一组具有临床特征的症状构成，并各有其不同的演变规律，生、发展、结局的全过程。
从 20世纪 60年代以来，笔者积极倡导中医临证应注重辨证和辨病的结合。任何一种疾病，无论其证候如何变化，但证候的性质、特征均可反映该病的本质，治疗其证时兼顾其病，往往疗效更高。辨病是对疾病发生、发展全过程的纵向认识，有助于抓住贯穿于整个疾病过程中的基本病理变化（基本矛盾）；辨证是对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横断面认识，便于找出发生于特定个体的某一疾病在其所处一定条件下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引申开来，不难发现，就同一疾病而言，辨病是求其共性，而辨证是求其个性；对不同疾病来说，辨病则是求其个性，辨证反而是求其共性。辨病与辨证是相辅相成的，是在辨病的范围内辨证，在辨证的基础上辨病。临证如能交叉运用“病、证并辨”的方法，无疑可以从不同侧面更好地揭示疾病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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