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是亚洲南部一个独特而有魅力的国家。对自己的祖国，菲律宾历史学家赛义德曾饱含深情地描述道：“浮亘于亚洲东南部水域的是一连串七千个翠碧的岛屿，被浪漫的作家们歌颂为东方之珠。那就是菲律宾，一片向阳的群岛，它有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一份有趣的文化，一个独特的民族。作为亚洲、西班牙和美洲三种文化的继承者，她浮现在全球事务的引人注目的强光之下，成为马来民族的第一个共和国，也是在亚洲仅有的基督教城堡。”\[菲\]赛义德：《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页。菲律宾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其人口是东方民族（马来族占总人口的85%以上、华人约占2%—3%），菲律宾人口主体是属于棕色人种的马来族。马来族所建的国家不多，世界上只有四个即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与非洲东海岸的岛国马达加斯加。参见陈烈甫:《马可仕治下的菲律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1页。文化上却是以天主教为主体的国家（基督徒占总人口的93%）。
菲律宾位于亚洲南缘海上，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处于西太平洋的连锁战略岛屿的要冲，是通往南洋群岛及印度洋的要道。陈鸿瑜：《菲律宾政治发展》，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8—49页。美国著名军事将领麦克阿瑟就指出：“菲律宾是全世界最好的群岛。它的战略性位置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不能与之相比的”。\[美\]冈萨雷斯、加里尼奥：《商业制胜之菲律宾》，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作为海岛国家，菲律宾的形成与发展均与大海有密切关系。从留下的历史记录看，菲律宾古代小国均靠海维生，因海出场，尤其是与文明古国中国接触，才留下了最早的确切记载。近代西方殖民者也是跨海而来，在菲律宾整个社会机体上深深烙上了殖民者的印记。今天，作为群岛国家，只有克服海洋的阻隔与限制，菲律宾的各个组成部分才能真正结为一体，发展才能均衡。可以说，古往今来菲律宾与大海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菲律宾，就不能不关注海洋，关注其海权发展与海洋战略。
众所周知，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对世界各国与人类社会的作用更为突出。英国海洋与海军战略研究权威蒂尔教授指出：“海洋和海权的相对重要性在21世纪将继续上升”，“世界人口在增长，海洋的资源价值在提高；海洋的交通功能仍将是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因为一切有赖于它。而且，作为一个实体环境，海洋也塑造着人类的未来。”\[英\]杰弗里·蒂尔：《21世纪海权指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46页。时下，包括菲律宾在内的沿海国家纷纷将目光投向海洋，着力谋划与出台各自的海洋战略。
菲律宾海洋战略研究导论一、市场经济、海权与国家繁荣
今天，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往市场经济方向转型，而市场经济国家均是面向大海的“蓝色文明”。自古以来，市场经济与海上活动就相互促进、互为强化。无论是古代希腊、迦太基，还是近代英国、美国，均是经典例子。顾准先生就指出：“希腊人原来是蛮族，他们来到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屿，开始也是务农。然而那里土壤太贫瘠，而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曲折海岸和多岛而不广阔的海域，使他们很快进入到以通商、航海和手工业为主。”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希腊的地理环境不太适合农业种植，而是适合航海经商。顾准进而指出：“希腊诸海外殖民城邦（如在意大利半岛南部及小亚细亚建立的）一开始都以务农为主”，日后，像“米利都发展成为商业城邦，以建立商站为目的而去‘繁殖女儿城邦’”。也许，航海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寻求新地”。不过，由于“航海固然与商业联系在一起”，这些“一开始的时候并非是商业文明”的“新地”，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页。在日后航海的往来互动中，很可能要发生经济形态的转型（只是有快有慢而已）。因此，航海经商必然催生市场经济，而市场越拓展就越对海洋、海权有更大的依赖（古代雅典因此建立了强大海军）。另外，从逻辑上讲，古希腊人选择航海经商，那就不得不面对背井离乡，必然冲淡与瓦解血缘家族关系（在打破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国家形态）。马克思说过：“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3页。做买卖自然认钱不认人，市场拓展秩序必然生成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因此，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成长的最佳土壤。可以看出，海上活动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之间具有共生关系，三者互为强化、相互促进。
从历史看，以航海经商为基础的商业帝国，其稳定性往往大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帝国。由于小农创造农业剩余的能力非常弱，以其为支撑的农业帝国往往是脆弱的（农业帝国对农民往往有剥夺性索取的倾向，一遇天灾人祸，往往引发农民造反）。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而航海经商所获收益远远大于土地种植，况且，商业帝国所获利润主要来自交换，带有更为平和的性质（不是剥夺性索取），因此，商业帝国的治理比农业帝国更具弹性。不过，商业帝国有赖于商路的稳定，商路若被切断，国家繁荣就不再。美国海权战略学家马汉就指出：由于带给商业帝国繁荣的海运是一种暴露性的交通体系，这一体系必须由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来保护。因此，没有强大的海军，就没有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没有制海权，国家的商业活动就会受到威胁，国家的繁荣就无法保障。Alfred 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883，Boston：Little，Brown，1890，pp51-59马汉1890年发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提出了著名的海权论。马汉海权理论的中心是对冲突的预期。如果国家的繁荣依赖于海上贸易，而可容纳的贸易总量又是有限的，那么竞争便无法避免，这必然导致海军之间的相互角逐，以保护各自国家的贸易。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第一页，马汉就写道：“海洋大国的历史，尽管在其广阔的发展当中必尽一切可能使这个民族因海洋而伟大，但基本上是一部军事史。”Alfred 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883，Boston：Little，Brown,1890，p1海军的必要性，是“伴随着和平航行的存在而存在，和平航行的消失而消失”。Alfred 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883，Boston：Little，Brown，1890，pp26-27马汉海权论包括如下要点：其一，海权对国家命运有深刻影响，甚至是统治世界的决定因素。要成为世界大国，必先成为海洋强国。其二，海权是一力量体系，包括海军、商业船队、后勤基地、海洋地理条件、人口、资源、国家经济实力等。其三，海军的核心任务是保护海上交通线和港口，在和平时期主要是威慑力量，在战时则主要是夺取制海权。其四，“集中”使用海军力量是海战的支配性原则（predominant principle），马汉认为，“集中兵力”是“一个可以说包含全部军事艺术的词汇，就这种概括能力而言其他词汇无出其右者”。海上的首要原则同陆上一样，都是在关键战役中集中进攻性火力。马汉嘲笑说那些被分散在各处的巡洋舰，就好像被分派到各个辖区的警察，没法应付成群的暴徒。参见Alfred TMahan，The Panama Canal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Fleet，North America Review，Sept1914,p406要占据和经营海洋战略要地，以便随时向主要战略和战役方向进行内线机动。马汉海权论深刻阐述了国家强盛与海权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坦率指出了国家行动的逻辑。
人类与海洋的接触、交往史也已证明：“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英\]培根：《培根人生随笔》，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自从海战诞生之日起，制海的重要性就一直存在。\[美\]乔治·贝尔：《美国海权百年》，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人类早期的海上争霸与制海行动，发生在地中海地区。公元前2000年前后，以克里特岛为中心，地中海地区就出现了海上商贸活动。之后，克里特、希腊、腓尼基和迦太基等先后成为地中海的贸易强国和海上强国。它们为保护和扩展跨海贸易，抗击海上敌人，形成了控制海洋的意识，开始为夺取制海权而斗争。高子川、林松：《蓝色警示——21世纪上半叶的海洋争夺》，海潮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从公元前492年起，势力已扩展到东地中海和爱琴海的波斯帝国开始对希腊城邦国家形成挑战。如何应对来自波斯帝国的威胁，在雅典内部发生了是发展陆权还是发展海权的严重争论，一派主张大力加强陆军实力，另一派则认为发展海军才是击败波斯人的关键。最后，海军建设派赢得了主动，雅典最终建成一支强大海军。公元前480年，波斯舰队与雅典海军在萨拉米斯发生大海战，雅典摧毁波斯3/4的战舰，取得决定性胜利。公元前479年，雅典在小亚细亚附近的米卡尔角与波斯再战，彻底摧毁了波斯舰队。\[美\]房龙：《人类的故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1页。通过海战，雅典解除了波斯对希腊的外部威胁，其对海洋的控制权最终得以确立，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国家因而保持了长久繁荣。200年过后，迦太基与罗马为争夺地中海的控制权，先后进行了三次布匿战争。罗马走出陆权搏杀的困境来到海上，所建罗马海军在埃加迪群岛海战中彻底击败迦太基海军，夺得东地中海制海权后，奠定了战争中的优势地位，使得汉尼拔陆上几次辉煌的胜利化为乌有，最终灭亡了迦太基。倪乐雄：《文明转型与中国海权》，文汇出版社，2011版，第33页。公元7世纪起，阿拉伯人的势力向地中海扩展，通过海上征伐，建立了又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11世纪初，阿拉伯海军进攻希腊，结果惨败。此后，出现了基督徒的十字军东征及欧洲列强在地中海地区的争夺。
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全球航路的开辟，海权的争夺变为全球性的。先是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成为全球贸易与海权强国。其后，英国海上力量崛起，先后通过海战战胜西班牙与荷兰，最终成为“日不落帝国”。马汉曾一语道破英国崛起的秘密：“多少世纪以来，英国商业的发展、领土的安全、富裕帝国的存在和世界大国的地位，都可以追溯到英国海上力量的崛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开始崛起成为海洋强国。1898年，经过4个月的海上战争，美国击败西班牙。一次海战就使美国成为远东主要的帝国主义力量，改变了美国的全球地位。正如马汉所说：“有什么不像战争这么暴力的手段可以在半年之内解决加勒比问题，粉碎一个世纪以来深植于这个国家思维定式之中的那些观念，将美国带到亚洲，正视世界将要面临的重大问题。”Alfred TMahan，Lessons of the War with Spanish, Boston：Little，Brown，1899，pp231-232美西战争的结果，是西班牙承认古巴独立，把波多黎各、菲律宾、关岛割让给美国，夏威夷、萨摩亚和威克岛进而也被美国兼并。美西战争是美国跨出大陆、进入大洋、迈向世界的关键一步，它实现了马汉控制加勒比海、进军太平洋的理想，在远离本土的海域获得了美国梦寐以求的立足点和基地，初步构建了马汉所设计的海权体系。高子川、林松：《蓝色警示——21世纪上半叶的海洋争夺》，海潮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其后，美国通过一战进一步壮大了海军力量，通过二战打败德国、日本，战后和平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第一海上霸权国。
另外，制海权还是市场国家疏解国内矛盾压力、维持国家持久繁荣的外部保障。为了因应世界局势的变动，不至中断本国生产过程，市场经济国家就必须注意在保证生产利润的前提下调和国内劳资矛盾。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从海外寻找出路，不断拓展新的海外市场。可以说，政府化解国家内部危机与外部强权压力的能力是决定国家兴衰的关键，而制海权在化解市场经济国家内外危机与压力的过程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张文木：《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第79、23页。19世纪40年代与80年代，英国与美国就分别遭遇风起云涌的国内工人运动，甚至面临革命的危机形势。两国最终都是通过海上力量增强、海外市场扩张与高额利润回流使国内矛盾缓解，从而保持长久繁荣。从某种意义上说，强大的海军和制海权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运作的火车头。没有制海权，就很难有稳定和安全的海外市场和资源以及由此产生的海外利润回流，及由回流利润滋养的社会稳定和民主政治的平稳发展。张文木：《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今天，海权对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性不仅未降低，而是不断增加；市场经济国家对海权的内在要求依然存在而且更为迫切；海洋仍是决定国家兴衰的关键场所。这是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众多国家高度重视海权与海洋战略的原因之所在。二、海洋更为深刻地影响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未来随着陆上矿产资源的大量消耗及接近枯竭，世界各国尤其是沿海国家纷纷将目光投向海洋，各国对海洋资源的争夺因之日趋激烈。
众所周知，海洋是世界资源宝库。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