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普罗西罗（Donald R. Prothero）是个怀疑派，我也是。我们这样称呼自己不过是表示我们采用科学的方法对论断进行评估，仅此而已。科学等于怀疑，科学家天生充满怀疑，因为大部分论断最后都被证明是错的。从堆积如山的谷糠里淘出屈指可数的几粒麦粒需要进行大量观察、小心试验、谨慎推理，才会得出最佳的结论。在这方面，普罗西罗是科学家中的科学家……通过本书，你将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一番现实拷问。
——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著有《有信仰的大脑》（The Believing Brain）

“烟盒里的癌症”

我等 21 世纪早期的公民早已对烟草危险、吸烟成瘾这个事实耳熟能详。 数百项研究表明，吸烟以及烟草的其他利用方式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尤 其是癌症、心脏病、肺气肿以及各种肺病）。从卫生保健成本，到一代代烟 民的生命丧失，我们一直在付出高昂的代价。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仅  2004年就有 540 万人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而在 20 世纪，与吸烟有关的疾病共导致 1 亿人死亡。面对这样的现实，人们可能会想烟草显然害人不浅，这 愚蠢透顶的习惯如今应该销声匿迹，就像从前人们有吸鼻烟的习惯、有戴用羽毛装饰的帽子（导致鸟类灭绝）的习惯，现在这类习惯早就消亡了。
然而，从 1964 年卫生局局长发表报告以来，几十年时光流逝，期间政 府不断努力（从增加税收到设置警告标志再到投放大型广告），社会多有排 斥（吸烟区越设越小），烟草公司却对这些事实不管不顾，过得滋润，不停 赚钱，甚至正在不发达国家发展壮大。也有一些积极迹象，美国的成年人吸 烟率已经从 1965 年的 42% 下降到 2006 年的 20.8%，降低了一半；年青一 代美国人的吸烟率小幅下降。然而，吸烟的习惯还没有像其他破坏社会的时 尚一样消亡。
这种习惯的持久不去有一个简单的原因——烟草含有尼古丁，这是一种 成瘾性很高的物质，所形成的生理及心理需求让人几乎无法忽略。试图戒烟 的人往往必须采取一些特别措施缓解他们对尼古丁的瘾头，包括嚼口香糖、 贴尼古丁贴、打戒烟针以及使用各种其他救助方法。许多烟民尽力戒除烟瘾， 但只要压力一大，就会旧瘾复发，重新求助于老习惯。在一些几乎全场禁烟 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烟瘾发作的迹象——有人冲出建筑，一边在冷风 中瑟瑟发抖，一边狠狠地吸完他的烟；或者，在电影院里、在会议上，有人 坐立不安，这是因为他们打起了所谓的“尼古丁摆子”。

从这一点看来，吸烟是一种上瘾的、要命的习惯，与酗酒或服用非法成 瘾性物质相差无几，如海洛因、可卡因、冰毒等。然而并非所有致命成瘾物品都际遇相同。烟业是一个价值数百亿美元的行业，大权在握的立法者拿人钱财护卫烟业，以至于立法反对吸烟困难重重，至于国家为了那些因吸烟而 正在走向末路的人每年要向卫生健康领域多投入数百万美元这个事实则无人 顾及。我们从禁酒（以及持续不停的毒品战）得到教训，靠立法约束道德难 度极大，或者说，如果人们陶然其中或已经上瘾，利用法律限制成瘾性物质 难度极大。由于社会的压力和排斥，吸烟和过度饮酒的人数在不断下降，这 是我们取得的最大成功；同时，各种收费、税项至少让这些致命习惯的部分 社会成本有了辅助来源。令我深感幸运的是，我生活在世界上一个真心不赞 成吸烟、吸烟区域限于狭小面积（或避人耳目，或索性戒除）的国家，所以 很少吸入二手烟。2012 年进行过一项研究，表明美国预期寿命最长的城市 是纽约，因为这里的法律令吸烟成为罕见现象，同时对其他许多不健康的习 惯形成抑制。然而，当人们来到拉斯维加斯，来到欧洲，来到亚洲时，就会 惊讶地发现众多吞云吐雾的烟民，就像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美国一样。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吸烟给人们的教训、吸烟的致命特质已经为人们 所知，无论是独立研究者还是烟草利益集团所资助的科学家都了解这一切。 如果社会尽善尽美，吸烟有害这一发现本该引发一切限制或禁止吸烟的快速 响应措施，就像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发现某种药物有危险时（即使是 远程危险）采取紧急应对措施那样。然而事情并非如此。自从 20 世纪 30 年代发现吸烟有害以来，至少 50 年过去了，虽然此事的危害性一次又一次得到确认，吸烟的习惯却依然司空见惯，在大多数其他国家，随着富裕程度提高，人们买得起香烟了，尽管各国政府警告人民吸烟有害，烟民的阵容实际 上却日渐壮大。既然吸烟有害有决定性证据，为什么不能立刻封杀烟草？
之所以出现这种令人好奇的进退维谷的局面，答案众所周知：烟草公司 积极对抗科学研究，散布谎言和假消息，以求自保。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 科学家研究了内中关系，纳粹政府成了首批推动积极反吸烟运动的政府之一， 然而，由于调查源于纳粹，因此被认为不清白，不得不在 20 世纪 40 ～ 50年代重起炉灶。到了 1953 年，吸烟与癌症之间的关系有了研究结论。这种 关系被公布在《纽约时报》《生命》，以及当时拥有全球最广泛读者的出 版物之一——《读者文摘》上，标题是“烟盒里的癌症”。据欧雷斯克斯（Oreskes）和康韦（Conway）的文献记载，烟草公司慌了手脚，于是， 在 1953 年 12 月 15 日，他们会见了美国最大的公共关系公司——伟达公关 公司（Hill and Knowlton），倾尽全力防止科学改变人们的致命习惯。他 们展开了一场公关战略，从那以后，强大的利益集团以此为蓝图，步步为营 地否定或破坏他们不想听见的科学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