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默顿人文启蒙:世界起源》:
现在让我们转向爪哇。1932年,尤金·杜波依斯博士在爪哇发现“爪哇直立猿人”化石的存在。在1932年,F.F.Oppenoorth博士在杜波依斯博士发现化石地点6公里的地方发现了更高级人类的化石遗迹。这些和“爪哇直立猿人”比起来属于一个更晚的时期,因为埋藏它的地层处于“上新世”的中期。但是杜波依斯博士发现的是在“上新世”的晚期或“更新世”的中期的地层。后期人种——“梭罗亚种人”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他与“欧洲穴居人”非常相似。“梭罗人”的工具多种多样,但都很粗糙。最完整的头盖骨的样子是扩大与改进的“爪哇人”(爪哇直立猿人)头盖骨。在此所用的时间周期里这两种爪哇人化石类型被10万年的区间所分开。“梭罗亚种人”是进化和改进的“爪哇直立猿人”吗?他们的大脑已经变大,据测量为1300立方厘米而不是930立方厘米。
“梭罗人”与另外一种被称为“瓦贾克人”的化石类型很相似。“瓦贾克人”的化石也由杜波依斯博士在爪哇发现,但仍然是在后地质时期埋藏的——“更新世”前后。“瓦贾克人”的头盖骨化石与澳洲土著人(特别是“更新世”时期的昆士兰州)原始形态的头盖骨的相似度使得杜波依斯博士十分震惊。此刻再次产生疑问:“爪哇直立猿人”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样灭绝未留下任何后代,而是代表澳大利亚本地人。
从爪哇再转向巴勒斯坦。1925年特维尔·彼得博士在挖掘加利利湖附近的一处洞穴时发现一具人的头盖骨化石。它来自于“更新世”中期的地层,看起来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相似,又有些不同。巴勒斯坦居民早期的石制工具以“莫斯特文化”的方式制作——这种方式由欧洲穴居人使用。在1928年,桃乐茜·加罗德女士重新回归并作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发现。她的挖掘代表了在耶路撒冷的英国考古学派,并且她与耶路撒冷考古部门有着良好的关系,又得到美国史前时期学派希欧多尔·麦克考恩先生的积极协助。在1928年,关于洞穴(横跨莎伦平原与地中海沿岸的洞穴)为什么位于卡梅尔山侧面是有特定原因的,应该要科学彻底地去挖掘。在1933年之前,加罗德女士完成了曾经开挖过的最好的一块地层的挖掘。地面上的沉积物厚达85英尺,从底部到顶端,他们收集到了人与野兽的记录。在低一点的地层出土了“阿舍利文化”方式的工具,最终出土的是青铜时代人们的陶器碎片。在此时间段,卡梅尔洞穴的沉积物横跨T8Zi或10万年。丰富的沉积物是“莫斯特文化”时期(特别是这个时期早期部分)的。在邻近的小洞穴(为人所知的“基德洞穴”)里,出土了工具化石个体,有男人、妇女和小孩。他们被有意识地埋葬,因为地质学的证据将“卡梅尔山人”归为“欧洲冰河时代”晚期之前,并且在之前的“间冰期”之间。因此,他们比大部分“欧洲穴居人”更古老。
麦克考恩先生发布了一份关于这些非常古老的巴勒斯坦人的报告。他们是一群表现出与灭绝的欧洲穴居人有一定关系的特征奇怪的人,但是也具有与现代人或现存的人相结合的许多特征。事实表明他们其实是混合人种,代表了“穴居人”与现存的“斯托克人”的混合。当这些巴勒斯坦人活着的时候,可能除了南非的“罗德西亚人”之外,我们没有现存人类的原始形式存在的证明。如果进化是真实的,并且如果我们关于穴居人和现存的人(或现代人)是由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的猜测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中间类型的穴居人与现存人类应该也已经产生。古老的巴勒斯坦人的出现代表了这样一种进化的中间类型。现在欧洲人的祖先类型仍在寻找之中。在卡梅尔山洞穴发现的人类形式表明我们正在接近寻找的祖先类型。
与此同时,这对于陈述巴勒斯坦人(“穴居巴勒斯坦人”是这种灭绝人种的技术上的称谓)的大脑容量表现出极高的变化程度来说足够了。但平均值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现代欧洲人。
在这个关于人类化石的调查中,我们从巴勒斯坦一直跨到欧洲。两项重要的发现被正式提出,一项是1929年在古罗马城门附近提出的,另一项是1925年在德国魏玛附近的埃林斯多夫附近提出的。这两项化石遗迹都是那些“穴居人”的,并且地质学证据将这两项的埋藏日期都放在前于“末间冰期”的“间冰期”,然而其他所有欧洲“穴居人”的发现都被放在“末间冰期”的早期。20世纪早期,在克罗地亚的克拉皮纳、南斯拉夫,发现了大量的“穴居人”遗迹混合物。克拉皮纳人在“末间冰期”也很繁荣。这些“间冰期”的发现将“穴居人”与以前更早的于1907年在海德堡发现的人类衔接串联起来。
通过骨化石和粗制的石器工具,我们追踪到人类从“更新世”一直到“上新世”的历史。现在,必须再次出发,开始一段将我们带人更遥远的地球历史时期的旅程。然而在此之前,最好是对于我们即将进入的地质时期给出一个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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