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人生哲学
太平天国运动与为了镇压运动而组建起来的官方武装的故事，将我们从现代世界带入了中世纪的背景中。我们难以置信，克里米亚战争与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的早期阶段处于同一历史时期，而美国的南北战争与日本的再生则与这场运动的晚期处于同一时期。然而，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如果我们从那个时代欧洲与美国的精神世界的角度步入与曾国藩同一时代的中国人的内心生活，我们就如同被领入了尼罗河、克里特岛、美索不达米亚峡谷作为文明中心的那些遥远而昏暗的古代。要弄清楚曾国藩的精神旅程是如何从童年时代逐步推演，直到他与李鸿章联合上奏，请求皇帝把聪颖的年轻人派往海外学习，我们就必须想象，他从孔夫子或柏拉图的时代一直生活到维多利亚时代的中期。根据曾国藩所撰写的诗文、书信、奏疏与日记等大量留存下来的资料，为他编辑一份内心生活的传略，一定是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仅仅用一个章节来展示所有可用的好材料，篇幅确实太短了，但这至少可以让我们从中窥视到那些生动的原则，它们指导着曾国藩的个人及家庭生活，决定着他对家乡的风俗习惯采取何种态度。
曾氏家族的家系表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发端，并且从孔子所处的时代就十分清晰了。曾国藩是从著名哲学家曾子算起的第70代人，而他那位远祖是孔大圣人最早的门徒之一。湖南的由曾氏家族衍生出来的那个支派在元朝时定居于衡阳，17世纪移居到湘乡，世世代代在这里务农。[1]他们当中并没有人引人注目，直到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曾国藩在其文章中常称呼他的另一个名字，即星冈。他对孙儿的影响深远，而且随着孙儿年龄的增长，这种影响与日俱增。这位祖父年轻时好逸恶劳，但他听说外人预言过曾家会毁在他的手上，他便沉下心来，成了热情的模范农民与园丁。他心怀对祖先深切的敬意，第一个提出来建立一座像模像样的宗祠，因为他认为，祖先的神灵是所有神灵中最值得敬畏的，因为他们的兴趣或影响，无论是好是坏，都一直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整个家族，比那些更加遥远、缥缈的鬼神重要多了。[2]
曾国藩在这么一位个性强大的长辈陪伴下成长，有了强烈的家族团结感。他的思想中，家族也是一切的中心，他为了在兄弟和子侄之间维护井然有序的家庭生活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那些最著名的书信都与家事相关，其中有一封是他在京城身居高位时所写，当获悉祖父身患重病，他为自己在京城过着奢华的生活而双亲却在家中辛勤劳作而懊恼不堪；但同时，他很为几位弟弟的孝行而高兴。[3]他写道：
诸弟仰观父、叔纯孝之行，能人人竭力尽劳，服事堂上，此我家第一吉祥事。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锦绣，竟不能效半点孙子之职；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亲之劳。每一念及，不觉汗下。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属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澄弟（曾国潢）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
曾国藩认为，家庭生活建立在孝敬父母与兄弟和睦的基础上是最为重要的，但这种团结而纯粹的家庭关系，一旦因仕途上升就很容易失去它的单纯性，遭到种种威胁。所以，他时常劝诫他的弟弟们，不要放弃对农业生产的兴趣，因为家人今后必须靠此为生。他说：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我若有福罢官回家，当与弟竭力维持。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待贫者亦与富者一般，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4]
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敲响警钟，叫家人不要屈从于好逸恶劳、逃离俭朴生活的诱惑：
甲三、甲五等兄弟，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生当乱世，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又不可过于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练习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5]
在曾国藩看来，最好的精神药方就是牢记他们所经历的艰难。他在1867年写道：[6]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
不过，曾国藩同时还有强烈的家族自豪感，他希望家族成员的言行永远维护其已有的尊严。这意味着他们在社交中要远离那些低级官吏，以免其交往损伤到在京城身处高位的长兄的利益，也能避免他们滥用权力。曾国荃考取秀才时，按照惯例，曾国藩理应写信给主考官表示感谢，但他在家书中说他不愿意这么做，因为那个官员名声很不好。他接着写道：“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7]这种行为不仅会有损家族的声誉，还会让京城的高官们因曾国藩的家属在家乡的活动而给他记上污点。[8]
然而，这种家族自豪感绝不是意味着不去理睬乡下那些出身低微的家庭。曾国藩总是热衷于了解地方上发生的事情，也就是熟人当中的生老病死和嫁娶。他一直希望，在家的亲人能充分而谨慎地履行好作为邻居的所有义务。1867年，他在写给大儿子的一份信中说：[9]
李申夫之母尝有二语云“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戒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我家初移富圫，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建四爷如不在我家，或另请一人款待宾客亦可。除不管闲事、不帮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处，亦无吝也。
在家族内部，曾国藩恪尽职守地履行着他作为长子的责任。在家书中，满是他对弟弟们的忠告，他清楚地跟弟弟们表示，不需要他们来承担他应负的责任。有一次，他以责怪的语气写道：[10]“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娲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只安心自管功课而已，何必问其他哉？”稍后，也许是为了让在家中的亲人们更好地合作，他把家务交给曾国潢管理，告诉他，长辈们建立起来的良好的家庭习惯，他必须让后代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11] 对于长兄控制权的字面上的假设，弟弟们是根本无法接受的。曾国藩和弟弟们之间时常发生误会，甚至是争吵，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是因为他的直言不讳引起的。曾国藩与弟弟曾国荃的关系则更为紧张，让人禁不住怀疑，他们从未真正谅解过对方。
1841年，曾国荃在其兄在北京的寓所念书，兄弟间发生了争执，直到父亲写信给曾国荃，警告他要恪守本分，这事才平息下来。[12]第二年，曾国荃坚持要回湖南家中，回家后，他写信给兄长，抱怨他的严厉。回信中，曾国藩不厌其烦地指出他作为兄长的责任，以及他为什么要对弟弟们严格要求。[13] 1844年，曾国藩发牢骚，对于他的指示和忠告，身边所有的人都愿意去执行，唯独他的弟弟们不愿从中受益。[14] 1854年曾国藩在长沙时，与曾国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曾国潢来到大营，大大加重了曾国藩失意时遭受的不顺。此后，曾国藩写信回家，告诫所有的弟弟不许再来大营，而是待在家里各尽其责。[15]或许就是这封信让曾国荃觉得，是兄长阻碍了他在官场的晋升之路。1856年，清朝廷一方局势岌岌可危，曾国藩被限制在了江西一片狭小的区域里，曾国荃在长沙坚持要招募勇丁。刚刚被任命为吉安知府的黄冕在那里“找到”了他。当时，吉安在太平军手中，黄冕接到任务，前去攻打太平军。他与曾国荃协商后，发现对方十分精明。曾国荃对黄冕说：“方吾兄战利，事无所须于我，我亦从未至营相视。今坐困一隅，我义当往赴。然苦无资力募勇。君但能治饷，我当自立一军以赴国家之急。”[16]因此，通过这位知府，而非通过曾国藩本人，这位金陵的攻取者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终其一生，曾国藩的这位弟弟似乎都在执着于跟他的兄长作对。在外人看来，曾国藩似乎已做了兄长该做的一切，甚至冒着被指控任人唯亲的风险，只为了平息弟弟不满的情绪。他把攻打安庆的指挥权交给了曾国荃，甚至在可能威胁到清廷大局的时候，还容许他这位弟弟继续担任攻打金陵的唯一指挥官。上谕传来，建议曾国荃去杭州或上海任职，但他本人更愿意留在这个能获得更大荣耀的岗位上，曾国藩再次屈从于弟弟的心愿，将李鸿章派往江苏，将左宗棠派往浙江。[17]形势最为危急的时刻，曾国荃遭到忠王可怕的打击，虽然曾国藩很想把李鸿章召来救援，但他最终还是迁就了这位弟弟的心愿，帮他把这件事掩饰了过去。1864年，上谕命令李鸿章前往金陵，曾国藩只能与弟弟争论，让他欣然接受这一现实，如果不是李鸿章善体人意，这件事很难摆平。[18]虽然曾国藩一直竭力维护这位弟弟，但曾国荃却觉得兄长对自己心存偏见，他真正关心的只有国家与家族的声望。有一次，曾国荃在信中建议：兄弟之间说话不要相互抵触。曾国藩在回信中写道：“此言精当之至，足抵万金。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惟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恨至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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