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好学者纷纷来到图书馆领取借书证，由于每天办证限量，所以不得不起早排队。为保险起见，我在前一天晚上就等候在图书馆门口，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开馆才顺利拿到办证号。那时的浙江兵团，每月放一次假，可回家看望父母和办理各种事情；比起北大荒的兵团战士和知青来说，可真是幸运多了。我也正好借此机会，每月一次到图书馆借阅音乐书籍和在杭州拜师访友。
四、我的启蒙老师
我的第一位音乐老师是原杭州歌舞团团长、作曲家、文学家徐星平先生。徐老师早年入伍，作为部队文工团的骨干选派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央歌剧院跟随才气横溢的作曲家刘炽先生学习作曲。徐老师不仅指导我学习作曲和提供给我各种音乐理论书籍，他还帮助我向有关刊物推荐我的作品。记得我发表的第一首作品是歌曲《山村女民兵》，后来在省文化厅的组织下，巾徐老师指挥录了音，作为浙江省推荐到《战地新歌》的人选作品送到北京。据说，是因为作者政审没通过，最终没有被选人。后来，我陆续在《杭州文艺》《浙江文艺》《浙江歌声》等刊物上发表了20多首歌曲。在此期间，我每月到浙江图书馆借阅音乐理论和作曲书籍，并整本整本地把它们抄录下来，至今还保存着《和声学》《对位法》和《配器法》等手抄本。这期间我还认识了《杭州文艺》的音乐主编区汉荣先生。他早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曾任杭州歌舞团驻团作曲家，“文化大革命”遭到迫害造成双腿残废。他非常赏识我的创作，曾经鼓励我说：“你是我见到过的业余作曲的人中最有才华的一个。”此外，还有两位老师也曾给与我很大的帮助。一位是已故的汤壁辉先生，他是当时浙江省群众艺术馆的干部，曾多次邀请我参加群艺馆组织的各种创作活动和会议，并帮助我向刊物推荐我的作品。他是一位优秀的词作家，我还经常和他合作。另一位老师是靳卯君先生，他“文革”前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并留校任教。“文革”后调到浙江省文化厅群文部工作，他是我最早的学习作曲理论的老师，在他那里我学到了和声、对位、配器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1978年，我到上海报考音乐学院时他还为我给桑桐院长写信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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