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15（下）》：
突发事件话语体系在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社交媒体中呈现出迥异于传统舆论的一些特征：舆论主体的匿名性与参与渠道的广泛性、传播空间的无界性与意见汇聚的实时性、议题生成的自发性与舆论发展的不确定性、价值观念的多元性与价值取向的批判性、意见表达的失范性与群体行为的极化性。目前我国正处于突发事件的高发期，多种诱发因素不断产生连环作用，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突发事件的话语体系较之以往不可控性增强，具体来说表现在话语主导权分散，调控难度加大；谣言扩散，加大健康舆论生态营造难度；社会动员导致事态升级等方面。
（一）话语主导权分散，调控难度加大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传播的覆盖面、多变性、辐射力与影响力使得以网民为代表的广大民众很容易失去自我知觉，从而导致个体失去自我约束。同时，网络传播的高频率、大容量使得信息无孔不入，突发事件发生后真假信息纷至沓来，混淆视听，导致事件难以妥善解决，从而大大增强其不可控性。“7·23”动车事件发生之后，境内传统媒体的报道无论是在对事故现场的播报、事故抢险工作的质疑，还是在铁道部的信息发布、60日调查期限等方面都十分活跃。但是，随着境外媒体报道的介入，境内外舆情趋于复杂。鉴于此，各地方媒体及所属新闻网站对事故相关报道都迅速降温，除正面报道和权威部门发布的动态消息外，相关报道、评论大幅减少。但一些非官方媒介，如微博等社交媒介对此事件的传播却从未间断，甚至愈演愈烈，大有不受控制之态。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工作打破传统思维定式，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要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在突发事件中，更要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把握突发事件话语的主导权。（二）谣言扩散加大健康舆论生态营造难度
社交媒体的舆论在生成演变过程中，极易受到谣言等虚假信息的干扰。通常，在缺乏权威、准确信息的情况下，谣言等虚假信息的扩散难度降低。如果该事件与民众的切身利益关系重大，那么谣言等虚假信息的扩散范围、烈度亦会随之增大。作为非常规的信息传播形态，谣言等虚假信息的扩散对于建立健康舆论生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谣言等虚假信息滋生于含糊、危险及潜在威胁之中，并在裂变式的传播扩散中与真相渐行渐远，导致信息的不稳定，增加后果的严重性。第二，谣言等虚假信息的传播渠道、载体相对混乱，由于突发事件的信息较为复杂且传播渠道和载体都相对混乱，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从事件发生之时就伴随着官方报道、小道消息、猜测、误传、谣言等。如2012年6月30日发生的天津蓟县大火，起初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10人，但网曝的死亡人数与官方数据差异巨大，真实的伤亡情况在一段时间内成为谜团。正是由于突发事件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处于混乱之中，质疑、误读、错解很容易产生恶性循环，加剧事态的混乱和不确定性。第三，通常情况下，谣言等虚假信息往往以真相的公布为终结，除了“金庸之死”等易于证实真伪的谣言外，谣言等虚假信息的影响还具有潜伏性、影响长久性的特征。在相应的辟谣工作没有及时跟上的情况下，公众更易产生“刻板偏见”，不相信权威信息，而缺乏可供核实和消解主观想象的途径，更易扩大突发事件的危害。这种不安情绪及“刻板偏见”往往潜伏较深，难以察觉并加以预警。
（三）社会动员导致舆论事件升级
随着社交媒体社会动员的悄然兴起，在众多突发事件中，依托新媒体技术催化舆论态势，进而引发社会动员的案例不胜枚举。我国最早的突发事件社会动员可以追溯到1999年抗议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北约战机轰炸事件，近年来，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社会动员的现象方兴未艾，南京梧桐树事件中的网络动员、舟曲泥石流中的微博直播、表哥杨达才事件中的微博问政等无不有所体现。放眼国际，从2011年接连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北非中东部分国家动荡）、“伦敦之夏”（英国伦敦的骚乱）、“华尔街之秋”（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未遂的“俄罗斯之冬”（俄罗斯数万民众因杜马选举而引爆上街抗议运动），到2013年影响全球的斯诺登爆料美国棱镜事件，在不同时空、不同国度发生的民众抗议运动都是通过社交媒体来串联动员的，凸显出社交媒体社会动员在舆论事件演变为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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