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莱休•卡茨（1926— ），美籍以色列社会学家。作为一名社会学家，
他一生却致力于传播学的研究，并为传播的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卡茨先后任职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南加
利福尼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及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和耶路撒冷大学，
并与不同学科——包括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和传播学——的众多
学者合作。自1992年起，他受聘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校董讲座教授，
同时兼任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社会学和传播学教授及应用社会研究所所长
（现已从该大学退休），目前任教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那堡传播学院。
与人合著或合编超过20本著作。 

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1901—1976），美国社会学家，20世纪社会学界的
重要学者之一，是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的创办者。他的研究范围
相当广泛，涉及大众传播、选举与选民心理、市场研究、民意测验、失业、
教育心理、数理社会学等领域。他对社会研究方法颇有贡献，被誉为“现代
经验社会学创始人”。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传播学中的“两级传播流”、
“意见领袖”等概念。他是伊莱休?卡茨的合作者兼导师。 
  

本书*版于1955年，报告了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迪凯特市所做的先驱性研究的结果。
这项研究验证了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无意中的发现，即源自大众媒介的讯息在传播
过程中经由了“意见领袖”的中转——他们在其所处的人际网络中为其他人筛选、
解释并扩散自己的所见所闻。本项经典性的研究聚焦于日常生活中的决策制定过程
（公共事务、时尚、电影观看、消费行为），为大众媒介与人际影响间互动关系的
后继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本书的*一部分是一篇带有背景性的论文，详细论述了
初级群体对于大众传播的令人惊异的现实意义。匹兹堡大学的彼得?西蒙森（Peter 
Simonson）写道：“《人际影响》或许是战后大众传播研究领域*富影响的一本著作，
同时，它也是一本具有历史意义和持续影响力的标志性著作……相对于其他专著，
它使得在这一领域中我们所熟知的主流范围更为坚实，后来的研究者们必须去直面它，
不管*终他们是要摆脱这一范式，或是去遵循它，但都无法回避。” 在这本出版50
周年的纪念版中，伊莱休?卡茨讨论了迪凯特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并且对他的
合作者兼导师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的知识遗产予以了评价。

断裂与延续:《个人影响》的影响 （代译者序）
在传播学术史的研究与探讨中，一般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话语。其一
是施拉姆（Schramm，1997）建构起来，并被罗杰斯（2002）重申的以
“四大奠基人”为传播学科源起的学术史话语。这一历史话语体系以传
播效果为核心，将整个传播学术史大体划分为强效果论（“魔弹论”）阶
段、有限效果论阶段和新强效果论阶段，诸多传播理论按其效果观以及
提出的时间，在一个线性的时间轴上各居其位、各安其所。这无疑是一
种主流的历史叙事（但也经常处于被批判地位），绝大多数传播学教材
普遍采用这一说法——这既体现了它的主流地位，同时又反过来将其进
一步强化。在这个谱系中，拉扎斯菲尔德以及传播学的哥伦比亚学派
（以下简称哥伦比亚学派）当仁不让地处于历史转折点的核心位置，被
认为是“魔弹论”的终结者和有限效果论的重要开创者。而开启这一重
要转折进程的，是拉扎斯菲尔德所领导的两项重要研究以及据此出版的
两部著作——伊里县调查与《人民的选择》、迪凯特调查与《人际影
响》。
与此同时，近十多年来兴起了重新评价与重写传播研究学术史的潮
流。在这一话语体系下，“四大奠基人”被认为是施拉姆一手创造出的
“神话”，其目的之一在于让传播学能够攀附上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主
流学科从而更快得到学界承认。在这一“神话”体系中，美国式的实证
传统成为传播研究的主流，而以杜威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更偏向于人
文的路径，以及欧洲的、批判主义的路径均被忽视，甚至受到贬抑（可
见黄旦，2015;胡翼青，2007）。在对这种历史谱系的批判中，作为
“美国传统”的重要代表，拉扎斯菲尔德以及哥伦比亚学派几乎成为众
矢之的，受到猛烈批评。不过吊诡的是，这样的批判客观上却又使得哥
伦比亚学派的学术影响力得到极大提升，至少进一步证明了哥伦比亚学
派的重要学术地位（刘海龙，2010）。因为无论是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
发现，拉扎斯菲尔德和他的一系列重要研究，始终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再晚近些，出现了对于上述批判的进一步反思与
“批判”。此处所说的“批判”与批判者，并非是简单地站在主流路径上
与第二种历史话语展开论争，而是认为上述相互对立的两大历史话语系
统都有失偏颇，有将其自身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一方面，施拉姆及其路
径的追随者们对传播研究的框定有其狭隘之处;但另一方面，鼓吹芝加
哥学派、批判传统等等其他路径的学者们，出于确立自身正当性的需
要，往往在将哥伦比亚学派树为稻草人进行否定与批判时，裁剪、修正
了哥伦比亚学派的学术思想，忽略了该学派一些重要的探索与贡献。换
言之，主流路径的研究者们对于传播学源流与发展的认识是一种有着自
身目的的建构，那么它的批判者们，比如凯瑞（James Carey），同样也
在建构，并受到其所处情境的影响（周葆华，2008a;方师师、 於 红梅，
2010;孙藜，2012）。
由此可以看出，在对传播研究知识地图的谱绘中，不同学者从各自
立场和角度，对于拉扎斯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学派有着不同的解读，这也
使得哥伦比亚学派的面孔似乎在逐渐变得模糊———大体近似，但在一些
重要的细部上却又众说纷纭。这也正是译介包括《人际影响》在内的哥
伦比亚学派经典著作的价值所在，它可以使我们在揭秘式的知识社会学
视角之外，能够更多地从传播研究的内部，更为清晰地厘清哥伦比亚学
派的成就与贡献，以及它的不足与问题。
即使是哥伦比亚学派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人际影响》
在传播研究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Gitlin，1978）。该书基于拉扎斯菲尔
德在1944年领导进行的迪凯特研究，而就在四年前，拉氏刚刚进行了
著名的伊里县调查，出乎意料地发现大部分选民所获取的竞选信息以及
他们的决策依据，并非如预想那般来自大众媒体，选民们似乎更倾向于
从其他个体那里获得信息，并受到直接影响。由此，拉扎斯菲尔德等人
提出了“意见领袖”与“二级传播”的假设（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
森、高德特，2012）。但是，什么样的人才是意见领袖，他们具有哪些
属性，他们与他们的追随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二级传播的具体过程如
何展开，受到研究时间、经费等各方面的限制，这些问题并没有在伊里
县调查中得到确认与检验。因此，拉扎斯菲尔德迫不及待地想要展开一
项新的研究，对这些意外得来却悬而未决的假设进行检验。
此时，拉扎斯菲尔德出众的运筹能力又一次得到验证，他成功地从
一家出版商麦克法登出版公司那里拉来了赞助，这使得迪凯特调查能够
顺利实施。赞助商本只想让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调查一下读者
的期刊阅读行为及取向，以帮助其更好地打开市场，但拉扎斯菲尔德却
由此确证了意见领袖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基本属性和影响流程，打开了
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种“管理研究”最为批评者所诟病的地方
之一，就在于这种研究路数对经济势力与政治势力的依附，而这种依附
势必会损害学者本应持有的独立性与批判性，使他们沦为“学术行政
官”和“研究技术专家”（米尔斯，2005:60），并进而影响到知识生产
过程，使得学者的研究成为维护既有体制与秩序的策略工具。对于这一
批评，卡茨在本书的导言中作了简单回应，认为迪凯特研究在总体上是
以社会科学家的旨趣为导向的，它并未完全受限于资助者简单的商业用
途，而是进入了对人类行为的普遍性问题的探讨之中。直到晚年，卡茨
依然坚持认为尽管接受了资助，但早期哥伦比亚传播学者们的方法与结
论是有借鉴意义的，当下的研究不应当完全抛弃以前的范式与方法，也
不应该对以前的研究一味否定，这样势必会影响到传播学科的合法性，
而是应在继承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研究范式与路径（刘新传、公文，2011）。
应该说，学者们对哥伦比亚学派学术传统的批评确实击中要害，但
卡茨的辩解亦非全无道理。就拉扎斯菲尔德本人而言，尽管将接受各方
资助作为应用社会研究所乃至他本人的生存发展之道，但就学术旨趣而
言，他并没有将仅为赞助者服务作为研究的根本目标。受到罗伯特•默
顿及其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又常译作“中距离理论”）的巨
大影响，拉扎斯菲尔德没有满足于对若干变量的描述与归纳，而是希望
将研究对象置于相对更为广泛与复杂的网络中，得出对人类行为的一定
程度的抽象概括。在这点上，将拉扎斯菲尔德与霍夫兰及其耶鲁学派做
一番比较，就会发现二者间的重要差别（胡翼青，2012:96～97，152～153）。
迪凯特调查中，拉扎斯菲尔德在完成雇主委托的基础上 “夹带私货”，
加入了对公共事务领域影响流动的调查，正是其理论努力 的体现之一。
迪凯特研究从1945年完成数据采集工作，到1955年《人际影响》出版，
用了1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拉扎斯菲尔德尝试让应
用社会研究所中的不同成员来进行理论架构，但对他们所做的工作都不
甚满意，其间更是经历了与米尔斯的决裂。直到当时还是博士研究生的
卡茨接手，尝试用当时社会学领域中日渐盛行的小群体研究为框架对数
据进行整理分析，才使得整个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理论抽象的可
能。因此，拉扎斯菲尔德欣然将卡茨列为了本书的第一作者。卡茨的努
力主要集中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卡茨围绕着个人在
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核心，梳理分析了小群体研究领域中的数
百项研究，这与中层理论所要求的综合大量前人研究进而得出抽象概括
的研究理路相一致，体现出默顿及其中层理论的巨大影响，以及拉扎斯
菲尔德和卡茨的理论追求。因此，简单地将拉氏的研究斥为只为雇主利
益服务，并进而质疑其理论努力，是不切合实际的。
在沿用了伊里县调查中所采用的“小样本反复研究法”（panel
study）的基础上，迪凯特调查又加入了“滚雪球法”（snowballing）和
“指认”（designation，包括了自我指认与相互指认）的方法来进行社会
关系测量，以期能够更加精确地抓住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意见领袖。这是
迪凯特研究在方法上的创新之处。在数据分析中，拉扎斯菲尔德和卡茨
构建了“生命周期”（life-cycle）、社会经济地位和“合群性”（gregari-
ousness）三个指标，以探求意见领袖的属性与特质。具体而言，在日
常生活用品购买领域，生命周期是决定一个女性能否成为意见领袖的最
重要因素——“大家庭妻子”（即45岁以下，已婚并育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子女的女性）更容易成为这方面的意见领袖，合群性亦有一定影响，
但社会地位在这一领域中对于决定能否成为意见领袖几乎没有什么作
用;在时尚领域，与购物领域相似的是，生命周期是意见领袖的决定性
因素——“女孩”（即单身的小于35岁的年轻女性）是主要的时尚意见
的输出者，但与前者不同的是，在这一领域中社会地位与合群性这两个
指标都在发挥作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影响在不同社会地位的女性
间流动时，中间社会阶层的女性与高社会阶层的女性在成为意见领袖方
面的比例相当，而不是人们容易想象到的那样简单地自上而下流动;在
电影观看领域，同样是生命周期要素最为关键——当需要寻找一位电影
“专家”时，所有年龄层次的女性都转向了“女孩”群体，而社会地位
要素与合群性要素与获得电影意见领袖地位之间的联系很弱。然后，麻
烦来了:在公共事务领域，前三个领域中几乎都属于决定性变量的生命
周期要素在决定谁能成为这一领域的意见领袖方面作用十分有限，而社
会地位成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一领域中的影响也更为频繁地由较高
层级向低层级人群流动，而不是相反，呈现出明显地“垂直（向下）流
动”的特征。
由上可以看出，公共事务领域的加入，使得拉扎斯菲尔德和卡茨对
于意见领袖的概括陷入了无法“确认”的境地。尽管在上述前三个领域
中都存在着明显的意见“水平流动”的特点，但正如吉特林所言，如果
沿续伊里县调查的传统，以政治生活为核心考察对象的话，那么对于意
见领袖特性以及意见流动的归纳，与《人际影响》“勉强”得出的结论
就可能是完全相反的（Gitlin，1978:219～220）。如果进一步追问的
话，拉扎斯菲尔德所选择的这三个变量是否恰当呢，其他社会领域中的
影响流动又会是哪些变量起主导作用呢，男性群体中的意见领袖又由哪
些因素决定呢……这样一来，确实如批评者所说，《人际影响》中对于
意见领袖和意见的人际流动过程的概括没有什么确定性与规律性可言，
仍相当粗糙，并不能算作真正的中层理论（胡翼青，2012:93～95）。
其中，也确实可以看到赞助者对研究的巨大影响，这是“管理研究”终
究难以回避的问题。因此丹•席勒（Dan Schiller）十分尖锐地批评说，
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必须符合赞助厂商的目标，这使得迪凯特调查在指
标选择与建构上就已经对女性进行了侮辱与伤害（比如将年长于35岁
的单身女性排除在调查之外，因为她们“通常已经被排除在婚姻市场之
外”），这种对研究对象进行“剪裁”的操作方法自然不可能带来普遍性
的结论，而且阶级、性别、种族等等结构性要素在这项研究中消失无踪
或无法掌握，因此迪凯特调查以及此后哥伦比亚学派的研究路径模糊、
回避了传媒生产与传播行为背后的真问题——作为劳动者的“人”以及
隐藏于传播行为背后的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力量，这使得美国传播研究
走入了狭窄的巷道（席勒，2012:81～84）。
席勒的批判对于反思哥伦比亚学派的研究路径与范式当然不无裨
益，但是否如他所言，只有从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路径入手，才有可能
从根本上揭示传播与影响/效果的根本动因，才有真正的学术价值?其
实倒也并不尽然，至少同为批判学派的文化研究路径下的学者就不会完
全赞同。更何况，如果研究都只能在某一种所谓“绝对正确”的路径下
展开，那学术的思想探索也未免太无趣了。对已经意识形态化的所谓主
流路径进行范式批判当然有其必要，但同时也要避免新的意识形态化。
从《人际影响》对于意见领袖与意见流动的归纳概括上看，确有未能普
遍化与规律化之憾，但这并不构成全然否定此项研究的理由，因为一方
面，不同于霍夫兰等人或是后来流行并占据主导地位的高度精细化的经
验量化研究，理论取向的探索与推测才是拉扎斯菲尔德以及当时的哥伦
比亚学派的追求，而不仅仅是对变量关系的证实（胡翼青，2012:95～
96）;另一方面，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人际影响》最大的意义还并不完
全在于其对意见领袖和二级传播，乃至所谓“有限效果”的具体理论阐
述，而在于其为传播研究开创了一条全新的路径，这条路径在一定程度
上具有较为丰富的可能性，只是在传播研究此后的发展中，被后来的
“主流路径”的研究者们作了筛选与裁剪，并被批评者们贴上了“标签”
予以了固化。从这点上看，《人际影响》的第一部分，即卡茨所撰写的
理论基础部分，可能较聚焦于数据分析并对意见领袖与意见流动过程进
行具体描述的第二部分，更为重要。
在《人际影响》的第一部分中，卡茨由大众传播过程的四个中介变
量入手，指出另外还存在一个重要的但尚未被充分研究的中介变 量——
人，或者说人际关系。在这点上，以我们的后知之明来看，《人际影响》
及其后哥伦比亚学派进行的新药扩散的研究甚至可以视为现在很流行的
社会网络分析的先驱。以此为视角，卡茨对当时逐渐盛行的小群体研究
进行了梳理，提出了“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又常被译作首属群
体）的再发现”的论断，并将之作为架构《人际影响》全书理论体系的
基础。通过对“霍桑实验”、《美国士兵》以及“扬基城系列研究”的简
单回顾，卡茨指出，这些研究不仅发现了初级群体确实存在的可靠的经
验证明，还进一步提示我们，初级群体将个体联结起来，构成了个体行
动的情境，因此必须将关系/情境因素与个体行动有机联系起来加以分
析，才有可能更为清晰地揭示人类行为背后的普遍动因与模式。从传播
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理论基点的确定，其意义有以下两方面: 其一，
明确地将哥伦比亚学派的研究与大众社会理论以及霍夫兰等
人拉开距离。在施拉姆所构建的历史叙事中，四大奠基人被笼而统之地
归入一个“主流”路径之下，他们大体上均强调科学化的经验量化研
究，均以效果问题为核心，基本都是有限效果论的开创者。这一“神
话”式的建构很容易让人们注意到四大奠基人之间的相似之处，但他们
之间的差异，甚至是对立却往往被忽视。实际上，细究文本我们可以发
现，虽然拉扎斯菲尔德和霍夫兰的研究确实都以“效果”为核心，但二
者的效果观和研究路径实则有着根本性的差别。霍夫兰继承了其老师华
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衣钵，在其劝服研究中更多地从个体心理学的视
角出发，将个体与其社会联系隔离开来，并试图通过对促成个体态度改
变的少数具体变量进行测量，来推知一般大众的普遍情况，强调的是方
法论上的纯粹性而排除其他，追求的是变量间因果关系的精确描述以及
对个体行为的准确预测（柯林斯、马科夫斯基，2006:14）。从这点上
讲，尽管霍夫兰的研究否定了大众社会理论下的强效果观，但从根本上
看，霍夫兰对“人”的认识与大众社会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即将人视为
原子化的、彼此隔绝孤立的存在，并继而很自然地采用了个体主义的研
究视角。同时，这也使他的研究带有强烈的“刺激—反应”色彩，个体
处于被动接收的地位，其主体性与能动性几乎完全消失不见。而拉扎斯
菲尔德则与此截然不同，在《人际影响》中，两位作者不厌其烦地强调
个体不是与社会相隔离的，而是无时无刻不处于与其他人的相互影响之
中，处于社会群体之中，传播研究应将人置于复杂而多变的情境中，去
追踪影响的流动。因此，迪凯特调查摆脱了对人的“原子化”的认识方
式，对人际关系、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予以了更多的整体性的关注，从
而重新获得了典型的涂尔干式传统（莫里森，2004:220;周葆华，
2008b:15）。
其二，从《人际影响》中，可以解读出哥伦比亚学派与芝加哥学派
之间可能存在的承袭关系。在詹姆斯•凯瑞（Carey，1997）看来，这
两个学派是割裂而且对立的，四大奠基人以及后来的研究们抛弃了芝加
哥学派的民主理想与传统，走到了维护既有规制的保守一面，因此，美
国传播研究的传统是断裂的。凯瑞的这一叙述极具影响力，在很大程度
上被奉为对美国传播研究史的经典解读。不过，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芝加哥传统是如何以及为何失却的呢，哪些人、哪些力量促成了这样的
断裂，它又是为何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开始被学者们所关注从而
“再度发言”的呢……在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中，学者们逐渐发现，哥伦
比亚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对立，似乎也是一种凯瑞等人所建构的“神
话”。
在《人际影响》中，一眼即可发现卡茨对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概
念——初级群体——的借用，并将之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点。当然，名词
上的简单挪用并不意味着一定存在着沿袭或继承关系，因为完全可能存
在着意义上的误读与歪曲———确实也有学者是这样认为的（严功军，
2015）。要厘清究竟是继承还是误读，就必须回到原始文本进行细致阅
读、分析。
在《人际影响》中，卡茨认为，初级群体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体而
言，其影响首先在于使得个体与群体保持一致———由于群体规范与压力
的存在，个体想要获得并维持与他人的紧密联系，就必须使自己接受群
体整体的意见和价值观。这并非是一个理性计算的结果，人们在不自觉
中遵循着这样的传统，个体由此受到群体内他人的根本性影响，从而使
群体能够保证整体一致性。其次，群体具有“提供现实”的功能，它是
环境意义的提供者（因为环境自身无法进行自我解释），由此个体完成
了对于现实的建构，并与群体内他人共享并保持一致。最后，在初级群
体中，人们通过互动完成价值共享。此时，个体的意见和态度在与群体
内其他成员的互动之中产生，并在这种互动中得以维持，因此初级群体
成为一个“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其成员从中获得解释、意见
和影响，然后形成他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反应。在此基础上，卡茨将初级
群体与人际网络中的影响流动联系起来，探讨了当个体面对群体外部流
入的影响企图时，群体共享规范对个体反应所起到的作用，分析了对人
们面对面接触产生了实质影响的不同因素，以及初级群体网络与大众媒
介之间存在的关联，由此完成《人际影响》的整体理论建构。
而在库利的初级群体思想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他将初级群体看
作“人性的养育所”，即在与初级群体内他人交流的过程中，个体的人
逐渐发展起自我，“形成‘社会本性'（social nature）与个体思想”，从
而完成社会化。因此，传播，尤其是初级群体内的传播，是“社会人”
形成的基础，使人成为人，使人与社会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库利将初
级群体视为“人”产生与发展的根本，这一思想在《人际影响》中确实
并未得以体现，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卡茨与拉扎斯菲尔德是在误用或曲解
库利的概念呢?其实不然。因为除了强调初级群体对于人的社会化过程
的根本性意义外，库利也提出了初级群体的其他一些特征与功能，而这
往往是《人际影响》的批评者们所忽视的。库利认为，在初级群体中，
“亲密关系的结果，是在精神上使个体与普遍整体融合在一起，因此特
定个体的特定自我，至少在目的上，就是与群体的普遍生活和目标相一
致”。群体内当然可以存在着多样性与竞争，群体也允许每个人有不同
的情感，“但是这些情感……处于（群体的）共同精神的规制（disci-
pline）之下。个体可以有自己的愿望，但他的愿望的首要目标，是与群
体内他人的期望相一致，个体忠诚于（群体的）普遍标准与规则”。在
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在库利对初级群体的剖析中，同样强调个体与
群体保持一致，遵从群体的共享规范。此外，库利亦论及了初级群体的
“提供现实”与价值共享的功能，认为正是在初级群体中，人们体认并
获得了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价值观与行为规范，从而把自己一体
化到社会整体之中（库利，2013，第3章）。
由上可见，《人际影响》并未明显地误读与曲解库利的“初级群体”
的概念，只是由于研究取向、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的不同，卡茨与拉扎•
斯菲尔德更多关注了外部世界（大众媒介）与群体的互动、群体内的人
际互动行为及影响流动过程，而库利则更为强调初级群体对个体自我的
形成及社会化的意义。因此，与其说《人际影响》的作者们歪曲了库利
与芝加哥学派的思想，甚至由此质疑《人际影响》的理论意义及其对历
史和现实的启发价值，毋宁说是不同的学者们都以初级群体为基点，沿
着不同的方向与维度进行思考与探索。在这里，《人际影响》体现出了
对于芝加哥学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而不是歪曲、割裂、对立。
《人际影响》还反映了在传播研究形成初期，该领域与更广大的社
会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密切合作，大量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理论与传播
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化学反应”。但是近年来，传播研究与社会学可以
说是渐行渐远。卡茨（Katz，2009）发表了《社会学为何抛弃了传播研
究》，提醒学界注意这一现象。其后他又与批评者普利（Pooley and
Katz，2008）一起发表了《再议社会学为何抛弃大众传播研究》，修正
了部分看法。这两篇文章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人际影响》发表前后传
播研究与社会学的关系，以及社会学，包括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在其中扮
演的重要角色。
《人际影响》往往被认为是开启“有限效果论”的重要著作之一
（甚至卡茨本人也这么认为），但实际上，在这本书中，并未对大众媒介
的影响效果做出明确的回答。一方面，作者认为意见领袖往往比其追随
者更多地接触大众媒介;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质疑说，接触并不等
于受到影响，“信息流”也不一定等同于“影响流”。此外，拉扎斯菲尔
德与哥伦比亚学派也往往被认为开启了聚焦于媒介与短期态度转变的研
究路数，并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确实，在《人际影响》的一开始，卡
茨就强调说大众媒介研究的最重要旨趣，是去探究一个较短的特定时间
段内，大众媒介在试图影响（通常是改变）意见或态度方面的有效性，
亦即要研究大众媒介“宣传运动”（campaigns）的影响。不过需要注意
的是，在书中的不同地方，作者也数次强调，传播效果绝不仅止于短期
影响，按照拉扎斯菲尔德的区分，以四种类型的大众媒介的“刺激”和
四种类型的受众“反应”为指标，可以划分为16种不同的效果类型
（Lazarsfeld，1948）。另外，由于筑基于“初级群体”这一极具学术价
值与活力的概念基础之上，《人际影响》在人际互动、群体规范、价值
共享、意义赋予等方面的讨论，实则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多元而富于弹
性的可能路径，其中就包含与社会网络研究、文化研究、公共领域、参
与式民主等学术资源对接的可能性。从卡茨本人以后的研究经历看，其
视野也由短期效果拓展开去，“达拉斯”研究、“媒介事件”研究等，都
已经涉及了更宽广的社会文化因素或者媒介的中长期影响，用卡茨自己
的话来说，这是他研究生涯中的另一条主线——文化（或者说是功能）
的路径（卡茨，2014）。
因此，当我们回过头去阅读这本出版于1950年的经典著作，需要
的恰是通过对于文本的细读，抛开或修正可能存在的标签化认识，走入
传播思想史叙事中的“灰色地带”，重新反思那些已经约定俗成的“共
识”，去发现“延续共识”中的断裂与罅隙，“断裂共识”中的继承与沿
袭。从这个角度上讲，翻译出版《人际影响》一书，最重要的价值并不
在于让我们重温拉扎斯菲尔德与卡茨对“意见领袖”与“二级传播”所
做出的具体理论概括，而是能让更多有兴趣思考传播研究历程的人们走
近文本，在细读的基础上反思既有的，特别是已被意识形态化的主流叙
事，再配合以对知识生产机制与动因的反思，发现被遮蔽的其他可能
性，反思历史，照亮未来的传播研究。

张宁
2016年元月
于南京师范大学随园

导 论
第一部分 个人角色：大众媒介效果研究的新焦点
第一单元：大众传播过程的图景
第1章 在媒介与大众之间
第2章 个人扮演的角色

第二单元 劝服过程中的规范与网络：联结小群体研究与大众媒介研究
第3章 两个领域的融合
第4章 规范与小群体：意见和态度的共同特征
第5章 群体在影响改变中的作用：对大众媒介研究的启示
第6章 人际网络：群体内的传播
第7章 群体与外部世界：对大众媒介研究的启示

第二部分 中西部社区中日常影响的流动
第一单元：确定个人影响
第1章 影响的指标
第2章 确认的技术
第3章 影响研究中效果分析的地位
第4章 影响效果的寻找与评估
第5章 不同影响的效力测量
第6章 不同影响的作用及其序列
第7章 进一步的技术问题
第8章 效力的变量
第9章 对影响流动的描述
第10章 市场购物领袖
第11章 时尚领袖
第12章 公共事务领袖
第13章 电影观看领袖
第14章 传播的两级流动
第15章 对影响和影响者的总结

第四单元：技术附录及研究注解
附录A 城市的选择
附录B 问卷指南
附录C 关于后继访谈及其分析
附录D 关于指标的构建——包括一个独立的有关通俗小说消费指标的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术语索引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