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清华（民国趣读）》：
潘光旦：重拾国文课清华高等科的功课一般也是很认真的。西语教学的课不用说，国文、汉学的课也还差强人意。同学的年龄大些了，懂事些了，体会到自己毕竟是个中国人，将来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读洋书、到外国，只是为此目的而进行的一个手段；即使专为个人打算，如果对本国东西一窍不通，一张“八行笺”也写得疙里疙瘩，将来在社会上不免到处碰壁，寸步难行。因此，一般认为至少够一块敲门砖的汉文准备是必要的。当时外界和学生家属的责难也是有的；在“抵制美货”的运动过去了不多几年以后，就如此推崇美国，凡事要模仿美国，也确乎是难以理解的事。我认为，后来在高等科，汉文课目的所以获得较多的注意，而在我们出国前后的一两年里，学校所以特邀梁启超一类的有名人物开些临时选修课，如“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鸟瞰”“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以及后来的所以搞起一个“国学研究所”来——都是和这些因素分不开的；而就学校当局来说，主要的动机是想通过这些做法来堵塞外界的批评责难。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王造时：国学的回归五四以后，在新文化运动冲击之下，各种各样的思想都出现了：或对旧的东西重新评价，或对新的东西进一步提倡，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总的目标是在为中国找出路。在这种时代的大浪潮中，清华的师生自然受到震动，清华重洋崇洋风气不能不有很大的转变，转变到注意本国的东西和本国的问题。何况那时候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先后问世，大大地引起了研究国学的人的注意，清华再不能像以前那样视国学为无足轻重了。学校为适应这种新的形势，特邀请了梁启超一类有名人物来开些选修课，如“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史鸟瞰”“先秦政治思想史”等。清华学生办的《清华周刊》还请胡适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开了一张“国学入门要目及其读法”。于是跑图书馆钻线装书的风气盛起来。我除经常看报纸杂志外，还用一段时间钻了《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期望找到一些东西，结果并无收获。
《清华学风和我》潘光旦：“和尚”赶“方丈”在平常的日子里，校长先生的无能、保守、反动，是不容易觉察到的；学校远在郊区之外，自己有道又高又厚的围墙，生活也有着一般的规矩，静静的一个大园子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打钟上课，摇铃下课……生活真有点像和尚庙里的一般。校长先生也仿佛是庙里的方丈，不妨整天打坐。他也深知所有的小和尚们都是一心一意来取“经”的，取了“经”才得诞登“彼岸”，因此，他们与其他庙宇的僧众不同，平时更不得不守些清规，讲些戒律，不会兴风作浪，无事生非，由他稳坐蒲团，不怕当头棒喝。但，1919年，这当头棒终于来到，而当家和尚的无能与反动也终于掩盖不住起来。学生运动的掀起，第一个要求必然是成立全校性的学生组织，而这必须取得校长先生的批准。记得当时的校长是张煜全，一个一望而知是颟顸的官僚，他硬是反对，终于引起了第一次赶校长的风潮，同学们成功了。接着外交部又派了个罗忠诒，同学们在探明他对学生会的态度后，就把他挡走了。紧接着是金邦正，在同一个问题上，他和同学们委蛇了好几个月，不作肯定的答复，也终于被轰跑了。在“三赶校长”之后，全校的学生组织终于胜利地搞出来了。在被赶走的校长中间，我只和金邦正打过一次个人的交道，我那几年对娼妓问题看了些书，想就北京市区作些调查，要求学校出封介绍信给有关市政当局，他坚决不答应，认为这不是学生分内的事。这一类人物的封建意识的顽固不化，事实上和冬烘先生们没有分别；即此一例，也就说明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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