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研究：第12辑》：
其次，“首先是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领导的北平美术协会散发了铅印的宣言……”也非事实，所谓“宣言”当然是指《反对徐悲鸿摧残国画宣言》，它的散发不是“首先”而是“之后”，是三教授罢教并致函徐悲鸿得不到满意回复而采取的升级举措，已是罢教十一天之后的事情（参见下文）。很明显，作者在这里想通过“重构事件的时间链条”来使读者认为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陷害，从而让徐悲鸿的形象在政治生态和社会心理上立于不败。第三，廖先生刻意强调“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领导的北平美术协会”，而不说“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领导的中华全国美术会北平分会”，无非是想不动声色地绕开徐悲鸿是“中华全国美术会”的重要创办人和理事这一事实，但这也只能起到掩耳盗铃的作用。
北平美术会乃中华全国美术会的一个分会，其性质无非是一个由业界同仁组成的民间社团，其时邓以蛰、张伯驹任正副理事长，李振冬与李智超等五人同为常务理事，秦仲文、陈缘督也在理事名单之中。因此，作为弱势的三位兼职教授一方，在得不到徐悲鸿答复的同时，寻求所在社团的支持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三）廖静文《回忆周总理对悲鸿的关怀和教导》：
悲鸿一系列进步的措施，招致了国民党特务对悲鸿的猛烈攻击。一九四七午秋天，他们大量散发《徐悲鸿摧残国画》宣言，国民党报纸也摇旗呐喊，美其名日“新旧国画论战”。悲鸿坚决迎击了这个攻击，并继续在教学中贯彻自己的主张。但一个“倒徐运动”却在国民党特务的组织下活动起来。
由于徐悲鸿在新中国美术界的特殊地位，廖静文先生以徐夫人的身份著书作文，其影响力是不难想象的，但其中涉及“三教授罢教事件”的相关文字出版于1980年代初，其表述多少还带有“文革之风”，故遗害既深且远。其一，将三教授一方与“国民党”进行恶意捆绑，欲从政治上将其打倒，使之永世不得翻身。其二，虽然徐悲鸿受周恩来之嘱，要“办一所左的学校”，但毕竟国立北平艺专的校长之职不是共产党任命的。所以，一方面说支持三教授的是“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领导的北平美术协会”，发表三教授一派主张的是“国民党的报纸”，另一方面又不提徐悲鸿国立艺专的校长是哪个党的教育部任命的，也不提徐悲鸿反击三教授的主张是在哪个党的报纸发表的（许多时候三教授与徐悲鸿的文章发表在同样一份报纸上）。其三，如果说由于历史原因，三教授一方中的个别人与国民党有某种瓜葛，那么徐悲鸿与南京国民党高层、与国民党北平的最高行政长官与军事长官有着更深的背景和更为复杂的关系。此前徐悲鸿曾对吴作人说：“李宗仁是我当年的老友，傅作义也和我熟，那些人是不敢随意动我的。”须知李宗仁不仅是国民党桂系首领、时任北平行辕主任，此际已决定参加“副总统”竞选；傅作义任国民党第12战区司令长官（后改组为张垣绥靖公署，任主任），即将就任华北“剿匪”总司令。这些廖先生显然是清楚的，为什么不提？典型的双重标准、仗势欺人。至于“敌人”一词，更见作者狭隘的胸襟和不可理喻的心态。后来凡涉及“三教授罢教事件”的叙述，大抵受廖氏观点影响。
（四）骆拓《历史巨人画坛伯乐——我所知道的徐悲鸿先生》：
寿石工……与北平那批墨守成规，沉醉于藉国画的“传统”“神韵”来反对国画的改革和创新的保守派文人站在一起，评议陈半丁、溥燕荪（徐燕孙之误。笔者）、溥雪斋、秦仲文为代表在当时北平的大大小小的报刊上发表宣言，写了大量文章，攻击徐悲鸿“摧残国画”“……毁灭几千年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向徐悲鸿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这是近代轰动一时的国画论战，也是新兴的力量和旧的保守势力之间的一场持久的大辩论。
经过大论战之后，徐悲鸿也不排除异己，这些人还继续任教……
“墨守成规”“保守派文人”早已成为钉在北平那批画家身上惯用的标签，骆拓为徐悲鸿好友清泉翁之子，又为悲鸿义子、弟子，他沿用这样的观点不足为奇。其人长期生活在海外，尚没有染上国内“阶级斗争”的恶习。只是“经过大论战之后，徐悲鸿也不排除异己，这些人还继续任教”并非事实。
（五）李松编著的《徐悲鸿年谱》，仅引述了徐悲鸿的观点和廖静文、骆拓的文章，未见三教授一方的任何主张。其“事略”日：
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员会领导的“北平市美术会”，借中国画问题为名，发动对徐悲鸿的攻击。
李松先生的《徐悲鸿年谱》显然受了廖氏影响，“有关记述”也仅限与徐氏一派观点，不够客观，这有材料掌握不周和时代上的局限，因其早出，情有可原。事实上十余年来，李先生发表的关于三教授和北京传统派的评价，有着很多与时俱进的肯定。
（六）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10月3日：
李子（“智”之误。笔者）超等罢教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抓紧倒徐运动，受市党部支持的北平市美术协会，是日下午马上召开常委会议，打着维护中国艺术的招牌，支持罢教的教员，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歪曲事实的《反对徐悲鸿摧残国画》的传单。攻击徐先生是“以西洋画改造中国画”。
王震的《徐悲鸿年谱长编》虽然出版在二十一世纪，除了材料更加丰富之外，遗憾其观念和三十年前没有变化。
（七）在《20世纪北京绘画史》中，李树声先生以一节的内容专门探讨“三教授罢教事件与中国画问题的争论”，对事件原委、事态发展有约略的记述，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历史惯性的影响，但比较注重基本事实，用呈现的方式客观叙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在叙述徐悲鸿的主张的同时，也能引用对立方面和中间立场的观点，是笔者目前为止看到的较为客观的研究。其日：
这次争论得到了媒体和社会各界相关人士的关注和参与，是最初因艺专教员不满学校教学安排所产生的具体事件，逐渐发展成为涉及国画理论观点的论证和不同政治背景下团体间的相互对立，言辞之激烈，涉及人物之众多，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这场历时数月之久的论战，实际上是“五四”以来关于中国画改革讨论的延伸，同时也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段重要的经历。
不作简单的价值判断，认为这种争论还会长期存在下去，主张在实践中深入问题实质，推动中国画理论和创作的发展。不过，从本质上看，这场论战是在东西方文化、艺术冲闯、融合的大背景下的必然，清末既已产生，到北洋政府、民国政府依然存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也依然存在，政体已经数变，而争论内容不变，可见它是一个比时事政治、意识形态更为复杂而恒长的话题。
（八）近读曹庆辉兄《丹青碎影里的画学流变》一文，引述原《世界日报》记者孙景瑞的回忆，说他当年与《平民日报》记者王纪纲参加北平美术会招待记者散发《反对徐悲鸿摧残国画宣言》的记者会后，王对他说：
召开记者招待会的这个“北平市美术会”，是官办的，北平艺专绘画科国画组那三位罢教的教师，属于这个系统。他们反对的“北平美术作家协会”是民办的，属于民间组织，参加者是对国民党统治现实不满，具有一定进步思想的画家；徐悲鸿被推选为会长。而且，徐悲鸿领导下的北平艺专，师生也有进步倾向，为南京政府所不满。北平市美术协会所以出面把矛头指向徐悲鸿，实际上背后有南京的黑手，借口反对分裂和护卫国画，其阴谋目的要取缔北平美术作家协会，把徐悲鸿赶出北平艺专，那三位罢教的教师不过是炮弹而已。我听了王纪纲的介绍，不禁有所醒悟，文教战线上的斗争也这样尖锐复杂啊！
笔者对这段回忆的真实性表示怀疑。首先，假定王某当时是中共的地下人员，1947年的他也不可能具有1949年以后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这很可能是将后来被影响了的认知叠加在此前的事情之上；其次，他既知“北平市美术会”是官办的，就不应该不知它的上级徐悲鸿参与创办并任理事的“中华美术会”更是官办的，而国立北平艺专的校长更非民间可以任命的；第三，说“北平市美术协会所以出面把矛头指向徐悲鸿，实际上背后有南京的黑手，借口反对分裂和护卫国画，其阴谋目的要取缔北平美术作家协会，把徐悲鸿赶出北平艺专”，这与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派飞机要接徐悲鸿去南京，以及徐本人所称“政府相信本人，才令担任校长”的言论相矛盾。
之外，还有一些涉及“三教授罢教与国画论争事件”的文字，主要见于徐悲鸿一方的亲属、友人、弟子的著作和纪念文章之中，观点当然是一边倒的，不再罗列。三教授一方亲属、后人、弟子对此则一直讳莫如深，虽偶有对三教授一方表示同情、支持者，但多为私下的议论，罕能公开出版发表，故毫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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