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历史进程的物证。一个民族，如若在已经过去了的时代，没有留存下多少表现民族文化特色的艺术品，再怎么说自己有着怎样光辉灿烂的历史，或夸耀自己是一个聪慧而富有创造力的民族，人们也是不会相信的，其民族的后代也是不会有什么民族自信心的。我们之所以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而骄傲、自豪，对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心，在任何民族面前都不自卑，是因为我们有着辉煌的过去，那文化宝库中所珍藏着的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以及其他方面的作品，无一不昭示着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哲学典籍显示出民族对世界与人生认识的深度，历史著作表现出民族鉴古知今的反思精神，文学作品反映出民族的想象力和有无浪漫的情怀，而艺术精品则能综合地呈现出民族的胸襟、气度、学识、智慧、信仰以及在某一个时期的精神面貌、经济状况、科技水平、工艺技能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世界的艺术史、一部民族的艺术史就是一部世界史、一部民族史。
中华民族自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艺术创作不但从未间断过，而且不断地掀起创作的高潮。明清两代依然如此，无论是绘画、书法、雕刻、建筑、服饰，还是音乐、戏剧、说唱、舞蹈，都有精品存世。以绘画为例，在画史上赫赫有名的就有浙派的戴进，吴门派的文徵明、沈周、唐寅、仇英，清初的“四大高僧”，皇家画院中“四王”以及“扬州八怪”等。再看草根艺术的戏曲，在两个朝代中产生的剧种不少于200个，创作的剧目不少于两万部，仅进入中国戏曲史的剧作家就有贾仲明、朱有燉、朱权、丘濬、冯惟敏、王世贞、高濂、汤显祖、冯梦龙、李玉、李渔、孔尚任、洪昇、方成培等上百人。
当然，在艺术发展的历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生机勃勃的时期，也有萎靡没落的时候；有时创新如同井喷，有时则像蜗牛爬行。艺术贵在创新，只有创新的艺术才有价值，才能超越时代，成为民族前进的足迹。那么，就一个时代而言，它应该给艺术的创新提供什么样的条件呢？我们以为须有三个。
一是和平稳定的环境与富饶的经济。倘若是战争频仍，局势动荡，人的生命朝不保夕，整日惶恐不安，哪里还有“玩”艺术的那份闲情，不要说创新，连继承也会成问题。因此，社会和平是第一位的。有了和平的环境，还要有富足的生活。只有衣食无虞并富有艺术才能的人才会有时间琢磨艺术：怎么样让所绘的画更富有意境，所写的字更美，所建造的房子更有风格，所谱的曲子更加动人，所创作的剧本更适合舞台表现，所表演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众所周知，劳苦能创造物质财富，而闲适才能创造精神财富。为什么明清的艺术高峰在万历前后与康乾期间？为什么苏杭地区产生了大量的艺术家和创作出不计其数的艺术精品？就是因为万历前后与康乾时期，社会高度的稳定，苏杭地区经济十分的富饶。
二是思想不能禁锢过紧。任何社会，思想都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中国封建社会更是如此，但是禁锢的程度在不同时期会有所不同。当政权高度稳定或统治者的专政机器近于瘫痪的时候，思想的自由度比较大，而当统治者感到社会矛盾重重、政权不稳而又有能力进行舆情控制的时候，思想的自由度则较小。思想自由度的大小，与艺术创作有着极大的关系，因为艺术创作需要题材上没有多少禁区、题旨上没有多少框框、艺术形式上没有多少束缚，倘若动辄获罪，甚至有丧身灭族的危险，就不敢在艺术创作上放开手脚了。长此以往，想象力会减弱，“标新立异”的热情会消磨殆尽。只能是因循守旧，按照已被统治者认可的“艺术”模式进行复制。于是，该时代或该时期就出不了艺术大师而只有大量的手艺“匠人”。明代中叶以后，思想钳制渐松，于是，哲学大家王守仁、王艮、李卓吾、吕坤、方以智等接踵而至，思想的自由度大了，艺术的创新能力也就随之增加了。康乾时期的思想虽然没有明代中叶宽松，但是比起清初的严禁密锢，要好得多了，所以才有了戴震、钱大昕这样的思想大家。当然，由于没有明中叶之后的宽松度，所以，在艺术创作上的成就，康乾时期也没有明中叶以后大。
三是教育发达。文盲的人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当然也爱艺术，也能从事艺术创作。但是，客观地说，他们比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其艺术的趣味、要求和创作的能力是大不一样的。即如戏曲的伴奏，为什么昆曲有丝弦箫管，而大多数高腔的剧种只有锣、鼓、铙、钹、板等响器，就是因为江南教育发达，文化程度较高，能拉会吹的人很多，而高腔流播的地区，教育欠发达，绝大多数人掌握不了吹拉弹奏的技艺，故只能“其节以鼓”。琴艺也能说明这个问题，为什么清代的琴艺基本上集中在江南，有所谓常熟虞山派和扬州广陵派，是因为其他地区的教育程度不够，没有多少人具备操琴的能力。教育是否发达，不仅决定着艺术创作者，还决定着艺术接受者，仍以琴艺为例，如若江南没有那么多能够欣赏琴艺的“耳朵”，《平沙落雁》、《渔樵问答》弹奏得再出色，却无知音赞赏，演奏者还会有演奏与孜孜探求技艺的热情吗？
由此可见，一个时代能否创作出大量的能够传世、为民族的文化宝库收藏的艺术珍品，关键是这个时代能否给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个环境，有的是需要执政者做的，也有的是需要我们民众做的。让我们上下一起努力，营造出一个空前的良好的艺术创新的环境，以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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