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非洲》：
那一刻我意识到，如果再在这个国家待下去，直抒己见，那么不只是我，就连我的家人也可能遭到不测。我家一共有四个人：我、妻子格兰达，以及两个儿子——十八个月大的宾和出生才三个星期的卢克。当时，就我制作的《四通快车》节目的某些地方是否要修改，我与台里意见不一。我认为他们的反对意见很荒唐，因此拒绝修改。
于是，后来我去了英联邦的另一个地区，在堪培拉这个避风港的一家教育传媒机构工作，之后又到第七频道工作，创办了儿童电视节目。
奇怪的是，在澳大利亚时，我的社交圈里并没出现种族关系紧张的现象。其实，我在那儿就没碰到过原住民，但偶尔有朋友问及此事，我还是会这样回答：“也说不上为什么，反正我觉得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比南非还严重。虽然南非的白人比黑人多，但他们从来没有真的在那儿实施过种族灭绝政策。”朋友们听我这么说，一个个都惊愕不已。直到最近，澳大利亚媒体（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澳大利亚特别节目广播事业局）才开始揭露当地土著文化遭到摧毁这一惊人历史。
一九七九年，我坚持收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想了解跨印度洋地区重新实行边缘政策的有关情况。罗得西亚的林波波河北部地区正在重新实行这项政策。之前我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伊恩·史密斯率领的军队与罗伯特·穆加贝领导的黑人解放主义战士之间激战不休。单单是看新闻报道，就令人痛心。黑人与白人的战争伤亡比例达到二十比一，不知道那些黑人解放主义战士还能坚持多久。
如果要我安定下来，我很可能会选择南非。因此，我觉得那些英国移民与原住民之间持续不断的矛盾和冲突与我息息相关。长期以来，我都觉得正义站在黑人那一边。不过，那时他们好像总是运气不好。也许我自己也被某些所谓的“普遍真理”蒙蔽了双眼。因为这些“真理”只是掌握在为数不多的白人手中，黑人永远没有机会。
第二年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双方之间的战争伤亡率几乎相差无几。这时，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开始大谈特谈某种所谓的“和平进程”。而穆加贝突然现身英国，提及“仁爱的上帝”，还提出了和解方案。想不到，这么快就达成和解协议了。至于选举，公民的确具有普选权。不过，黑人解放战士必须先放下武器。他们真的会认可这一协议吗？
他们高唱战歌，走出灌木丛，来到集合点。不过，他们唱战歌，并不是为了讨好白人统治者，因为这些战歌都是用当地方言唱的，白人统治者根本听不懂。穆加贝及其僚友将希望寄托在赢得这次选举的胜利上。伊恩·史密斯也是如此，而且他有他的策略。罗得西亚阵线党会选出他们的候选人，届时一个充当配角的黑人候选人就会影响埃布·穆佐雷瓦主教当选，这样，伊恩就可以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
在马绍纳地区，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战线，可以说是不战而胜，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则在马塔贝莱高原赢得一席之地。一九八。年四月，穆加贝担任第一届由罗得西亚民主选举的政府领导人，并将罗得西亚更名为津巴布韦。
一九八一年，为了丰富我的职业生涯，我决定放弃之前收入稳定的工作。我先是辞掉第七频道电视制片的全职工作，后来又向穆巴尔高中递交辞呈，辞去戏剧和媒体教学的工作。在驱车前往悉尼时，我从后视镜中看到堪培拉的地平线正被蓝桉树一点点遮挡，直至消失不见。我想，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澳大利亚的首都了。我知道自己正与通往安逸生活的康庄大道背道而驰。
妻子格兰达和两个儿子随我住进位于格勒贝时尚郊区的一套公寓。我找了好几个自己喜欢的自由职业。不过，有时候，时间安排得有点紧张。有段时间，为了庆祝悉尼艺穗节，我成立了一家名为“格勒贝戏剧计划”的剧团。我实在忙不过来，只好丢下朝九晚四的《狼孩子》的制片工作。接下来一段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我都要去悉尼理工学院讲授与传媒相关的课程。晚上九点到十点，要去2SER①社区广播电台，给来自美国援外合作署和国际特赦组织的人进行广播技能培训。十一点还要去北悉尼的大剧院主持舞台剧《安妮的日记》的彩排。参加彩排的演员都是戏剧学院的学生，我们要等演出散场后才能使用剧院的道具。深夜两点后，我还得返回格勒贝。
次日，我又得从九点钟开始拍《狼孩子》。不过，每周只有两天需要工作十四小时，另外三个工作日每天只要工作十到十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在某一个非常寻常的下午，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当时，我去幼儿园接卢克回家。我俩沿着格勒贝·珀恩特路往家走，卢克嘴里嘀嘀咕咕，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听着，卢克，我在这儿，你在那儿，如果你想让我听见你说什么，你就应该对着我说。你刚才说什么？”
“爸爸，就算有一天你死了，我还是会很爱很爱你的。”
他没告诉我为什么他会突然说这么一句。不过，这是我听过的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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