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大地尽头》作者大卫·格罗斯曼新近力作
荣获2017年国际布克奖
一场摧毁脱口秀的脱口秀 一次时间掩埋不了的背叛
故事发生在内坦亚，以色列北部海滨城市，毗邻约旦河西岸。
脱口秀表演家杜瓦雷·G重登舞台，献上“仅此一场”的表演，观众期待不已。他讲了鹦鹉的笑话，也提倡征“肉体税”，肆意取笑台下过量注射肉毒杆菌的女观众，却突然宣布今天是他的生日——儿时的记忆纷纷涌现，他讲了美丽忧郁的母亲、暴躁的父亲，他用倒立行走来避免其他孩子的欺凌……
观众终于忍不住打断他，让他重新说笑话，退休法官阿维沙伊·拉扎尔站起身，大声支持杜瓦雷继续讲自己的故事。拉扎尔直到最近才想起自己认识杜瓦雷，才想起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一周两次，周日和周三的三点半，我们课外补课会结束。补课老师是个阴郁虔诚的男人，他从来不直视我们，说话鼻音很重，很难让人听清楚。我们被他家里的沉闷空气弄得晕晕乎乎，也受不了他老婆烧菜的气味，我们俩会一起走出室外，很快就与其他男孩子分开。我们会沿着附近的街道走上半程的路，那里很少有车辆开过。我们走到 12 路公交车站，莱尔曼的街角小店就在车站旁，我们对视一下，异口同声地说：“继续走到下一个车站？”于是我们就这样步行走过五六个车站，直到抵达中央汽车站，那里离他家所在的罗梅玛区很近，我们要在那里等我要乘坐的开往塔比奥特的公交车。我们俩坐在岩块剥落、野草蔓延的石墙上聊天。或者是我坐着，他很难在一个地方连续坐或站上几分钟。
他问我问题，我回答。这就是我们俩的分工，是他这么定的，我是被他引诱过来的。我并不合群，相反，我是个沉默寡言的内向男孩，我觉得自己还端着点儿可笑的坚韧和阴郁的姿态，即便我想要摆脱这种姿态，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摆脱。
也许是我个人的问题，或是因为父亲的生意，我们经常搬家，我还从没交过知心好友。我在各处都有小伙伴，在学校和外交官或外籍人士的孩子有过短暂的友谊。可是自从我们回到以色列，并搬到耶路撒冷，在街坊和学校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也没人主动来和我结交，我就变得更加孤独，而且敏感易怒。这时，这个爱开玩笑的家伙突然就出现了，他读的是另外一个学校，当时不觉得会被我和我的敏感易怒威胁到，对我阴郁的姿态也并不在意。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来着？”这是我们走出补习教师公寓后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我记得当时自己发出了令人意外的咯咯笑声，这满脸雀斑的小鬼如此莽撞，竟敢旁敲侧击提醒我曾经有过妈妈！
“我妈妈叫萨拉！”他告诉我，突然跑到了我前头，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你刚才说你妈妈叫什么来着？她是出生在以色列吗？你父母是在哪里遇上的？他们也经历了大屠杀吗？”
就在我们聊天时，一辆又一辆开往塔比奥特的公交汽车到站停车，而后驶离。我们当时就是那样，我坐在石墙上，是个瘦长（的确，的确如此）的孩子，脸型狭长，表情倔强，抿紧了嘴巴，硬是不笑。在我身旁跑来跑去的是一个小男孩，比我至少小一岁，头发乌黑，皮肤白皙，他调皮执拗，能让我卸下武装，渐渐地开始愿意回忆和聊天，并告诉他关于盖代拉、巴黎、纽约的事情，关于里约的狂欢节、墨西哥的亡灵节、秘鲁的太阳庆典以及乘坐热气球观看塞伦盖蒂平原上的角马群。
他的提问让我意识到自己原来有着如此珍贵的财富，即非凡的生活经历。在那以前，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不过就是不停地旅行，不断地变换住所、学校、语言和面孔，我才意识到其实这是一次巨大的探险。我很快就发现夸张竟然如此有趣，不会有烦恼来戳破我鼓胀的热气球，原来我可以一遍遍地通过修饰和情节设计来讲述这些故事，有些事情是真实的，有一些则是基于真实的虚构。和他在一起时，我都不认识自己了，我都不知道自己原来有如此热情、活泼的一面。我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如此头脑发热，思绪飞扬，充满想象。我更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种新的天赋会带来如此大的快乐，我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好奇、愉悦和诙谐，闪动着幽蓝的光彩。我想，这些都是我值得骄傲的资源。
我们一整年都这样交流着，一周两次。我讨厌数学，不过因为他在，我尽量一次课都不落下。公交汽车来了又走，我们就待在原地，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直到最后不得不分开。我知道他五点半得准时去某个地方和他妈妈碰面。他告诉我，他妈妈是一家政府机关的“高级官员”，我当时不懂为什么他非得“和她碰面”。我记得他有一只成年人用的时度牌手表，那只表盖住了他瘦削的手腕，当时间越来越接近时，他会越发烦躁地看表。
每次我们告别时，空气里都会萦绕着各种可能性，而我们谁都不敢大声说出来，好像我们都不相信现实，不知该如何对待这种精巧易碎的场景：也许我们什么时候能偶遇，不是在补习课后？也许可以一起去看电影？也许我能去你家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