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在地下室发现的尘封半个世纪之久的日记，促使八十五岁高龄的恩岑斯贝格尔重新串联起他生平所经历的东西方重大历史事件。他在20世纪60年代两次深入探访苏联、古巴、柬埔寨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记录下与赫鲁晓夫、卡斯特罗、西哈努克、杜布切克、聂鲁达等众多政治领袖和文学名人接触过程中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
足球战争、布拉格之春、德意志之秋、越南战争、尼克松访华······前所未有的政治、社会、文化、道德冲击，高涨的学生思潮、工人罢工、妇女运动，甚嚣尘上的反战呐喊、个性解放、反主流文化······作为一个“舒适的左派”，恩岑斯贝格尔用自己十年来东西方游历的经历，为我们展现出了彻底震撼世界的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
一九六三年
记录第一次与俄罗斯的相遇
尽管地址不完全正确，那封信还是被投进了我的信箱：Budal Gar, Tome, 挪威。意大利人对他们的文字中没有的字母使用起来总是有困难。我无法立即搞清楚信封上的寄信人，因为那是一个缩写：Comes。信上写着：“亲爱的朋友”，那位友善地给我写信的人叫吉安卡洛·维戈雷利，署名是罗马《欧洲文学》的杂志出版人和主编。这时我才想起，我与他是一年多前结识的。在意大利像他这样有才华的人并不少。他的抱负、智慧，以及与各党派间的良好关系帮助他赚到了钱，当然，这些钱的来路并不十分清楚。他用这些钱成立了一个协会，取名为“欧洲作家协会”。不怀好意的人将他与黑帮老大或马戏团团长作比，但这并不十分合情合理，因为他的举措是很有功绩的。在冷战期间，周围并没有人像他一般如此积极和愉快地跨越敌对双方的障碍，尤其是在文化领域的鸿沟。为此，他曾经组织过一些“西方”和“东方”作家的交流会。
现在我的手中拿着他给我的邀请信，这是一场将在列宁格勒举行的见面会。我并不清楚我怎么会在维戈雷利的邀请名单上。因为，这份名单给我的感觉是，作家们来自许多国家，他们中还有好几位名人。维戈雷利能想到西德人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列宁格勒这个并不在附近，而是在很远的东方的城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把它看作是禁区的话。原因之一是曾经有一支德国军队在20年前包围、占领了这个地区，并造成极大的饥荒；原因之二是雅尔塔会议给这座城市拉上了一层幕布，且不能被轻易地揭开。柏林墙两侧的情绪是敌对的，而且被抹上了一层对两大阵营对峙升级而恐惧的毒药。
德国，当时是两个被保护的国家，一边是温吞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另一边是“地区”。我对这个地区并不抱什么幻想，给我打预防针的是我的所见所闻和我早期读过的文献：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以及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还有就是在弗莱堡耶稣会成员的帮助下，我也了解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那就是古斯塔夫·维特，他像食人者吃婴儿那样仔细研究了两册《辩证唯物主义》。在冷战期间，是他的“活体解剖”出来的东西给了我启发，但我缺少的是书中也没有完成的“验尸”。我想通过自己的眼睛看一看，那边到底是怎样的情况，不是在卫星国，而是在俄罗斯，那个很长时间以来只被称作CCCP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
于是就有了八月的某个下午——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乘坐苏联的飞机并降落在列宁格勒。让-保罗·萨特、西蒙·波伏娃、娜塔丽·萨洛特、安格斯·威尔逊、威廉·戈尔丁、朱塞培·翁加雷蒂和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已经到达。东方的客人有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伊利亚·爱伦堡、康斯坦丁·亚历山大罗维奇·费定、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波兰的耶日·波特曼和匈牙利的提波尔·戴瑞。东德当时也有人参加，汉斯·科赫，据说他是东德作家协会的秘书。英格博格·巴赫曼在最后一刻取消了她的行程，而乌韦·约翰逊坚决不愿与东德和俄罗斯的官员在一起。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希望能够有那么几个联邦德国的人参加会议，因为外部世界对我们在政治上的隔离正在逐渐消失。但是请哪位德国人呢？马克斯·弗里施或许是合适的人选，但他是瑞士人。不是还有已经出名了的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吗？四七社的奇迹已经在莫斯科传开。官方讨论会的论题：“当代小说的问题”并不使人感到为难。但为什么是我，这个从未写过一本小说的人呢？我想，对我有利的重要因素是我的出生日期。人们估计不会碰到在纳粹时期的一些让人不舒服的细节，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左派”，无论这意味着什么。
在此之前，我没有去过俄罗斯。我也从来没有了解过那里的风俗习气。因为这次会议的主办方是苏联作协，所以我们被视为代表团成员，也就可以算作是国家贵宾。我们被安排在这座城市最高级的酒店：欧洲大酒店。酒店坐落在涅瓦大街。大堂铺着真正的高加索、布哈拉和波斯的地毯。暖气烧得过于热的浴室中，托着庞大的浴缸的是狮爪形状的铸铁底足。甚至还有摆放着棕榈树的玻璃温室。房间内陈旧的华丽装潢，吊灯和沉重的书桌，已经不再是给像屠格涅夫和柴可夫斯基，或是后来的高尔基，或马雅可夫斯基等这样的人使用，而是迎来了一批新阶层的客人。
有一个小报亭出售各种语言的报纸，但我只能读懂《新德国报》《团结报》和《人道报》。而其他报纸，我连它们的名字都无法识别。那是蒙古语、亚美尼亚语和塔吉克斯坦语吗？我还是信赖《真理报》吧，因为，尽管我的俄文很糟糕，但我还是能读懂头条新闻，而且也能猜到会有什么报道：产量的喜报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坏消息。我想要一份地图的愿望根本没有人能理解。实际上也没有人对地图感兴趣。提出这样的问题已经使得他们感到惊讶了。只有间谍才会寻找这类国家机密。
为了由领队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和我组成的这个“代表团”，他们委派了两位陪同，这在后来被证明是一件幸运的事。尽管这样的向导主要工作是翻译，为外国人提供帮助，但他们还有另外的任务。他们不仅要保护客人，甚至还要保护国家，防止不必要的事情发生。上头当然期待着他们关于这些外国人的行为和思想的报告。列夫·金兹堡是一位沉着冷静、学识渊博的德国文学学者和翻译家，他只是临时接受了这项工作。另一位，他的名字是康斯坦丁·波加特叶夫，似乎也不热衷于执行公务。意识形态词汇被他像讨厌的苍蝇一样赶走。他甚至很快就表示出对他的政党和领导人的鄙视，而我却在想，是否他们给我们安插了奸细。在现实中无所不在的监视下得出这个结论也是必然的。但很快我意识到，我的揣测是错误的。
克斯特亚，康斯坦丁这样称呼自己，是一位身材修长，似乎有些营养不良的30或35岁的男人，可以看出他经历过艰苦的岁月。他对秘密机构十分熟悉，而且知道我们有怎样的限制和特权，哪些店是为特权阶层准备的和有什么样的优惠。当我问他，他的牙齿为什么已经坏了的时候，他冷冰冰地回答说，这是劳教所的纪念品。他断断续续地、不带任何表情地给我讲那些犯人——他也是其中之一——在比乌拉尔还要远的地方度过的几年。从那以后，他就对牙科非常熟悉了。这也被证明是有用的，因为有一天的半夜，汉斯·维尔纳突然牙痛，两天都不能参加活动。
克斯特亚的爱好从来不是政治，而是诗歌。或许是他的这种态度招致了厄运，或许是他抄写了被禁的诗句并转给了别人。依据是他会背诵并摘录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同样还有里尔克的《杜伊诺挽歌》——甚至是用德语。
像这样的例子在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中屡屡可见。克斯特亚体现了一群人的精神，他们视诗歌为生命，而这种崇拜在我们中早就不存在了。
序 “动荡”的时间简史/001
一九六三年 记录第一次与俄罗斯的相遇/001
一九六六年 苏联旅行的潦草日记及其后果/031
二○一五年 前提/097
一九六七至一九七○年 回忆动荡/101
一九七○年 此后/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