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样的春天》：
我们相遇的那天早晨，我想起曾彬彬有礼地问他哪种相机最好。他耸了耸肩，对我说了实话：他最喜欢用黑色塑料做的相机，就是能在玩具店买到的那种，你按下相机的按钮会喷出水来。
他请我们喝了杯咖啡，请我们再次当模特儿让他拍照，但这次在街上拍。一家美国杂志向他约稿，需要给一篇报道巴黎青年的文章配些照片，于是，他就选择我们俩来拍照：这样更加方便，拍起来也更快，即使美国杂志对照片不满意也毫无关系。他不想再做这种有报酬的工作。我们走出咖啡馆，在阳光下行走，我听到他用略带口音的法语说：
“狗样的春天。”
这种想法，他想必常常说出，是在这个季节。
他让我们坐在一张长凳上，然后让我们站在一堵墙前，这堵墙处于唐费尔一罗什罗大街一排树木的树荫之下。我保存了他当时拍的一张照片。我和女友坐在长凳上。我感到这不是我们，而是另外两人，这是因为时光已经流逝，或是因为冉森在镜头里看到的形象，我们当时即使站在一面镜子前也无法看到：那是两个迷失在巴黎的无名少年。
我们把他送到他的摄影室，就在附近的弗鲁瓦德沃街。我感到他独处时有点害怕。
摄影室位于一幢房屋的底楼，可从临街的一扇门进入。这是一间宽敞的房间，里面有小楼梯通往中二楼。中二楼只放着一张床。房间里的家具只有一张灰色长沙发，还有两把颜色相同的扶手椅。在砖砌的壁炉旁边，叠放着三只栗色手提皮箱。四壁空无一物。只有两张照片。大照片上有个女子，名叫科莱特·洛朗，我是后来知道的。另一张照片上有两个男子，其中一个是冉森，比现在要年轻，他们并排坐在废墟中间一只底部破碎的浴缸上。我虽然腼腆，还是禁不住请冉森加以说明。他回答说，当时他和朋友罗伯特·卡帕一起在柏林，时间是一九四五年八月。
那次相遇之前，我并不知道冉森这个姓。但我知道罗伯特·卡帕是谁，因为我看到过他拍的西班牙内战的照片，读到过报道他在印度支那去世的文章。
好几年过去了。但流逝的岁月远未使卡帕和冉森的形象变得模糊，反而使其变得更加清晰：这形象在我记忆之中要比那年春天的景象清晰得多。
在照片上，冉森看起来像是卡帕的一种化身，或者不如说是受卡帕保护的弟弟。卡帕棕发，眼睛黑色，嘴角叼着香烟，显出大胆和生活的乐趣，相反，冉森金发，身体瘦弱，眼睛明亮，目光腼腆、忧郁，似乎有点局促不安。卡帕把手臂搭在冉森的肩上，并非只是友好的表示。他就像是冉森的支柱。
我们在扶手椅上坐下，冉森想请我们喝威士忌。他走到房间里面，打开一扇门，里面是以前的厨房，现被他改成暗室。然后，他回到我们跟前：
“非常抱歉，威士忌已经喝完。”
他坐着有点不大自然，跷着二郎腿，坐在长沙发边上，仿佛是来做客的。我和女友没有打破沉默。房间有白色墙壁，十分明亮。两把扶手椅和长沙发相距过远，给人以空旷的感觉。你可能会产生一种想法，认为冉森已不住在此处。三只手提箱的皮面反射出阳光，使人感到主人马上就要动身。
“如果你们感兴趣，”他说，“照片冲洗出来后，我就给你们看。”
我在香烟盒上记下他的电话号码。另外，这电话号码在电话簿里能查到，他对我们指出。冉森，弗鲁瓦德沃街九号，电话：Danton75-21。
应该相信，我们的记忆过程有时跟宝丽来‘照片的记忆过程相同。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几乎从未想到过冉森。我们当时相遇的时间短暂。他于一九六四年六月离开法国，而我写这几行文字是在一九九二年。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对他的回忆仍处于冬眠状态，而他却突然在一九九二年初春再次现身。这是否是因为我找到了我和女友的照片，反面盖有蓝色字母图章：冉森所拍。禁止翻印？或者只是因为这两年的春天何其相似？
今天空气清爽，天文台的花园里树枝上的新芽已经爆开，一九九二年四月如同叠印那样，跟一九六二年四月重合在一起，也跟将会来到的其他四月重合起来。对冉森的回忆在下午伴随着我，并将永远伴随着我：冉森将会是我差点没能认识的人。
谁会知道呢？另一个人而不是我会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并用将要找到的照片作为插图。有出版社要出一套袖珍本黑封面丛书，著名摄影家专题的。他为什么不能列入这套丛书？他列入这套丛书当之无愧。现在，如果这些书页能使他摆脱被遗忘的状况，我将会非常高兴，对这种遗忘他负有责任，他是故意要让人遗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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