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新闻记者、社会评论家，被称为西方世界的良心、欧洲的鲁迅、“一代人的冷峻良知”和“天才的梦魇者”。
   他出生于印度，后随母亲回英国定居，并考取伊顿公学。1921年加入英国在缅甸的殖民警察部队，这次经历使他认识到了殖民主义罪恶的一面。1936年参加西班牙内战，因重伤返回英国。1939年，二战爆发后积极投身于反纳粹的活动。两次战争经历使得乔治·奥威尔对战争与和平、极权与民主、社会关怀与人类理想等概念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一生短暂，颠沛流离，但始终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笔记录着他所生活的时代，其代表作《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是世界文坛著名的政治讽喻小说。

    1934年作者调查了英国北部煤矿工人的生存状况，他第1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存在，并被矿工们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他们表现出的勇气和忍耐深深地打动了。他在北部工业区停留了两个月，深入走访矿工家庭，实地考察矿工井下作业，做了大量翔实的笔记，回去后整理出版了这本长篇纪实文学。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1部分，奥威尔以梭罗式的手法再现了威根煤矿工人艰辛的生活状况。第二部分，以简单直白的语言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直言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阐明了自己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人压迫人的立场。这本长篇纪实文学成为奥威尔政治生涯创作的起点，储藏了他直接、纯粹的思考与远见。

奥威尔对现代社会所做的事情，就如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做的事情一样。不同的是，奥威尔是一个天生的作家，而有火热耀眼的精神思想的恩格斯则不是作家身份。

                                           ——英国著名女诗人  伊迪丝·西特韦尔

英国历史上zui富想象力的人，因为他是向着新方向行进。

                                                    ——西印度作家  V.S.奈保尔

奥威尔是那种你永远无法真正摆脱的作家，似乎每个知识分子都无可避免受到其影响，以至于对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如果能拟出一个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名单，很可能都会把他放在前两名或前三名。
                                                 ——英国小说家  金斯利·艾米斯

威根的早晨

    清晨的第一阵声响总是工厂女工们踩着石子路前行的笨重木屐声。在那之前，我想应该还有过工厂里汽笛的鸣叫声，但彼时我还在酣睡，从来也没听见过。

    我的床在靠门一侧右手边的角落里。还有一张床横摆在我的床尾，和我的床紧紧贴在一起（必须摆成这个样子，不然没法开门），所以我不得不蜷着腿睡觉，一旦伸直就会踢到那张床上睡客的腰背。他是位名叫赖利（Mr Reilly）的老先生，精通机械，供职于一家煤矿且“职位很高”。好在他必须早上五点就去上班，这样在他走后我就能够伸展双腿，舒舒服服地睡上几个小时。对面那张床上睡着一个苏格兰矿工，他在一次煤矿事故中受了伤（一块巨大的石头把他压倒在地，过了几个小时其他人才把石头撬开），得了五百英镑的补偿金。他已年届不惑，但还是魁梧英俊，头发染上了灰白，胡须修剪得整齐，看起来不像矿工，倒像个军队里的军士长。他总躺在床上抽着烟斗直到日薄西山。另一张床上睡的是各式各样的贩夫走卒，一般待几个晚上就走了。那是张双人床，是这间房里最好的一张。我自己第一晚也睡过那儿，但为了给另一位住客腾地方，被人挪了出来。我估计所有新来的人第一个晚上都睡那张双人床，也就是所谓的当“诱饵”的床。所有的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底部塞着一个红色的沙包，早上的时候这房里臭不可闻，简直跟猪圈一样。你起床的时候还注意不到，但等你出去一趟再回来时，那股恶臭就扑鼻而来，能熏得你晕头转向。

    我一直没搞清楚这栋房子里究竟有多少间卧室，但奇怪的是，居然有一间浴室，而且在布鲁克时代之前就有了。楼下是那种常见的和厨房连通的客厅，巨大的壁炉夜以继日地燃烧着炉火。头顶的天窗是房间里唯一的照明来源，因为左右分别有一家商店和一间食品室。食品室通往漆黑的地下室，那里存放着动物内脏。一张变了形的沙发半挡住食品室的门，布鲁克太太——我们的女房东，永远都病恹恹地、盖着脏兮兮的毯子躺在沙发上。她面色暗黄，大大的脸盘上总是带着焦虑。没人清楚她到底得了什么病，而我怀疑她唯一的毛病其实就是吃多了。火炉前面几乎总是有一溜洗得湿淋淋的衣服。房间中央是一张大餐桌，房东一家和房客们都在这里吃饭。我从没见过桌面真实的样子，只是时不时看到换了不同样子的桌布。最下面垫着一层旧报纸，上面沾着伍斯特辣酱油；报纸上面有一张黏糊糊的白色油布，油布上又有一张绿色的哔叽呢，再上面又有一张从未更换过也很少取下来的粗糙的亚麻布。一般说来，吃早餐掉下的面包屑到晚饭的时候都还在桌上。我以前甚至能用肉眼分辨每一片面包屑，看着它们一天天在桌上桌下渐渐变质。

    商店店面狭小，气氛冷清。窗户外面有几个白色字母，都是猴年马月的巧克力广告留下来的“遗迹”，像星星般各自零落一隅。屋里搭了一块桌面，上面搁着一大堆动物内脏，有毛茸茸的灰色物品，叫作“黑猪肚”，还有已经煮好的、诡异透明的猪蹄。这是一家普通的“肉食蔬菜”店，除了面包、香烟和一些罐头之类的玩意儿，就没什么东西了。窗户上倒是贴了卖“茶”的广告，但要真有客人说要喝杯茶，八成也会被找个借口打发了。布鲁克先生已经失业两年了，本来是个矿工，不过他们夫妻俩一直都在经营各类店铺作为副业。他们一度还开了个酒吧，但因为坐视店内赌博不理而被吊销了执照。我怀疑他们干的工作可能就没有赚钱的；他们就是那种随便做个生意好以此来诉苦的人。布鲁克先生皮肤黝黑，骨架矮小，满脸的酸楚，还脏得要死。我觉得我就没见过他双手干净的时候。由于布鲁克太太现在缠绵病榻，所以主要是他做饭。和所有双手永远脏兮兮的家伙一样，他拿东西也会留下特有的痕迹。如果他递给你一片抹了黄油的面包，上面准有一个黑黑的拇指印儿。即使是大清早刚去布鲁克太太沙发后面那个神秘的小房间里取内脏时，他手上就已经黑乎乎的了。我听其他的房客说过关于放内脏那里的恐怖故事。据说那里蟑螂成群。我不知道他们具体多久订一次新鲜的内脏，但确实相隔时间不短，因为布鲁克先生以前靠这个来记日子。“让我想想看，自那件事发生以来我已经进了三次冻货（冷冻的内脏）”，等等。他们从来不给我们这些房客吃内脏。当时我以为这是因为内脏太贵了，后来我想那只是因为我们对此知道得太多了。我还注意到，布鲁克一家自己也从不吃内脏。

    仅有的几位长期住客就是那个苏格兰矿工、赖利先生、两个领养老金的老人家和一个领公共援助[　指Public Assistance Committee，公共援助委员会，下文简称“公援委”，类似于我国的低保等救助政策。
]的失业人员，名字叫乔——他是那种姓氏不详的人。和苏格兰矿工熟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他是个烦人的家伙。和广大失业人员一样，他大把时间都在看报纸，要是由着他，他能就“黄祸”[　殖民主义时期美国和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煽动对亚洲民族，尤其是对中国的偏见的用语。
]问题、衣箱谋杀案[　1934年英国布莱顿发生的两起谋杀案，受害妇女被分尸后塞进了衣箱。
]、占星术、科学和宗教之争等高谈阔论几小时。那两个领养老金的老人，照例是被收入调查赶出家门的。他们每周给布鲁克家交十先令[　1先令等于12便士。
]来换取食宿，十先令的食宿什么样子你也料想得到，那就是，阁楼上的一张床和主要由面包、黄油组成的一日三餐。其中一个算是“高年”范畴，患了绝症——我想是癌症，命不久矣，只有领养老金的时候他才会下床。另一个，人称老杰克，以前是个矿工，现年七十八岁，在矿井里干了五十多年。他心智机敏，但十分奇怪的是，他似乎只记得自己少年时代的经历，而把现代采矿机械及矿业的发展忘得一干二净。他以前常常跟我讲在狭窄的地下矿道中大战野马的故事。听说我打算下几个煤矿走走时，他鄙夷地说，我这个头（一米九）的人绝对没法“走矿”，就算跟他说现在“走矿”比以前容易了，也没有用。但他对每个人都挺友善，他的床位在顶楼某处，他以前常常在爬上楼睡觉前，都对我们大吼一嗓子：“晚安啦，小子们！”我最佩服老杰克的就是他从不吃白食，一般快到周末时，他都没烟抽了，但他总是拒绝抽别人的烟。布鲁克家在一家一周六便士的公司，给两个领养老金的老人家都投了人寿保险。据说，有人听见他们紧张兮兮地问保险推销员：“人得了癌症还能活多久？”
 
    乔和那个苏格兰人一样，是个报纸迷，几乎一整天都待在公共图书馆里。他是那种典型的没家室又没工作的男人，一个外形落拓、衣衫褴褛的家伙，长着一张圆圆的、十分孩子气的脸，顶着天真的淘气表情。他不像个成年男人，更像一个被人忽视的小男孩。我想正是因为完全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才使得那么多男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吧。看乔的外表，我以为他大约二十八岁，后来惊讶地发现他其实四十三了。他爱说大话，且对自己狡猾地躲过了婚姻而自鸣得意。他常常跟我说：“婚姻的枷锁是个巨大的问题。”这显然是一句精妙非常而惊世骇俗的评论。他全部的收入为每星期十五先令，但要付六七先令床位费给布鲁克家。我有时看见他在炉火上给自己烹茶，但其余时候，他都是在外面吃饭，我估计主要是面包片配人造黄油，还有袋装的鱼和薯条。

    此外还有一群流动客户，包括盘缠不多的旅行推销员、走穴演员——北方很常见，因为大多数大型酒馆都会在周末时雇用各类演艺人员——还有报纸推销员。报纸推销员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一类。他们的工作在我看来是如此无望，如此可怕，我都奇怪，在可以选择吃牢饭的时候，怎么会有人能忍受这样的事情。他们主要受雇于周报或周日报纸，奉命在各个城镇间奔波。报社发给他们一张地图和一个单子，写着他们每天要去“工作”的街道。如果未能保证每天二十份的最小订量，就会被炒鱿鱼。只要他们维持住每天二十份的订量，就能获得一份微薄的工资，我猜一星期两英镑[
]吧，此外每多订一份，他们就抽取一份小小的提成。这事听起来难如登天，其实还好，因为在工人阶级的街区，每家都会订一份一星期两便士的周报，每隔几周换一份，可我怀疑是否有人能长期干这样的工作。报纸雇用的都是走投无路的穷苦人、丢了工作的小职员、旅行推销员之类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会拼命努力，使销量达到最低标准；然后，当这要命的工作拖垮了他们，报社就把他们炒掉，再招新人。我认识两个人，受雇于一家臭名昭著的周报。两人都是拖家带口的中年男人，其中一个都当爷爷了。他们一天十小时来回奔波，在自己负责的街道上“工作”，然后深更半夜忙着填表，服务于报社设计的某个骗局——比如那种你订阅六个星期的报纸，并寄一张两先令的邮政汇票，就可以“获赠”一套碗盘的活动。那个胖子，也就是当爷爷的那人，常常头枕着一堆表格就睡着了。布鲁克家食宿全包，一星期收费一英镑，两个人都出不起。他们就只付一点床位钱，然后在厨房角落里，用自己行李箱里储存的熏肉和面包配着人造黄油弄点粗茶淡饭吃。

    布鲁克家儿女众多，大部分早已远遁他乡。有些在加拿大，用布鲁克太太的话说：“混加拿大呢。”只有一个儿子住在附近，是个体型大得像猪一样的年轻人，在一家汽修厂上班，常常来这房子里吃饭，他老婆成天带着两个孩子待在这儿，洗衣做饭的活儿主要都是她和艾米干，艾米是布鲁克太太另一个在伦敦的儿子的未婚妻。她是个浅色头发、鼻子尖尖、郁郁寡欢的姑娘，在一家磨坊工作，工资不够果腹，但每个晚上都还在布鲁克家当牛做马。我了解到，婚事在不断推迟，很可能永远也办不了，但布鲁克太太已经把艾米认作自己的儿媳，用病人特有的那种关切爱怜对她唠叨了。剩下的家务活由布鲁克先生干，或者没人干。布鲁克太太很少从她厨房里的那张沙发上起身（她白天黑夜都在那里度过），她病得厉害，什么也干不了，偏偏食量惊人。一直是布鲁克先生在照看商店，给房客做饭，“打扫”卧室。他总是动作慢得令人难以置信，慢吞吞地从一个讨厌的工作做到下一个。经常到晚上六点了床还没铺，而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你都可能在楼梯上碰到布鲁克先生端着一个夜壶，捏壶的大拇指大大伸进了壶沿。早上，他坐在炉火边，旁边一盆污水，用慢动作电影的速度削着土豆。我从没见过谁能用这样一种怨愤难平的样子削土豆。他称其为“该死的娘们的活儿”，你可以看到，他对此的怨恨在他体内发酵，酿成了一种苦涩的汁液。他是那种能反刍一般反复咀嚼自己委屈的人。

    当然，由于我老在家里，便听到了布鲁克家所有的怨言，听到人人都如何欺骗他们，对他们忘恩负义，商店如何挣不了钱，旅馆也没挣多少之类。按照当地标准，他们不算特别困难。因为我不知道布鲁克先生用了什么办法躲过了收入调查，从公援委领着一份补贴，但他们的主要乐趣就在于对任何愿听的人大倒苦水。布鲁克太太以前常常几小时几小时地诉苦，躺在沙发上，化身一堆自伤自怜的柔软脂肪，一遍又一遍说着同样的事情。“我们近来似乎没有生意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内脏就在那儿一天天放着——那内脏卖相也挺好的啊！这年头真是不容易啊，是不是？”等等等等，没完没了。布鲁克太太所有的诉苦都以“这年头真是不容易啊，是不是？”结尾，就像歌谣里的副歌[　副歌是歌谣中一句或一段重复的歌词。通常出现在几段正歌之间，即由第一节正歌唱到副歌后，连接第二节正歌再返回副歌，以此类推。
]一样。商店肯定确实没赚钱。这整个地方都有那种明显的生意衰败时灰尘扑面、蚊蝇聚集的气氛。但就算有人能好意思说，给他们解释为什么没人来店里也是毫无用处的——他们也无法理解，去年死的绿头苍蝇趴在商店的窗户上会妨碍生意。

    但真正折磨他们的事情是，那两个领养老金的老头住在他们的房子里，霸占了一层楼的空间，消耗着大量的食物，却一星期只付十先令。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在两个老头身上亏了钱，尽管一星期十先令利润肯定很少。但在他们眼中，两位老人像是一种可怕的寄生虫赖上了他们，在靠他们的施舍过活。老杰克他们还勉强可以忍受，因为他白天基本都待在外面，但他们实在讨厌卧床不起、名叫胡克的那个。布鲁克先生把他的名气念得很奇怪，不发那个“H”，而把“U”拖长，发音就变成了“乌克”。我听了好些老胡克的故事，说他脾气暴躁，整理他的床多么恶心，他怎么“这不吃”“那不吃”，他总是忘恩负义，最要紧的，他多么自私顽固，老不肯死！布鲁克家公然盼着他死，那样一来，他们至少能领到保险金。他们似乎觉得他在那儿日复一日蚕食着他们的资产，好像他是他们肠子里一条活生生的蛔虫。有时布鲁克先生会在削土豆时抬起头来，与我对视一眼，然后带着无法言说的苦涩表情，冲天花板、胡克的房间甩甩脑袋。“是个浑蛋，不是吗？”他会说。无须多说了，我已经听过了老胡克的所有劣迹。但布鲁克家对他们的所有房客都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毫无疑问也包括我自己。乔，是吃救济金的，和领养老金的老不死们差不多属于同一范畴。苏格兰人虽然一星期能付一英镑，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家，而用他们的话说，他们“不喜欢他老在这里晃悠”。报纸推销员全天都在外面，但布鲁克家怨他们自带食物。甚至赖利先生——他们的最佳房客——也遭嫌弃，因为布鲁克太太说他早上下楼时会吵醒她。他们始终在抱怨，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房客——食宿都肯花钱、全天都会外出的好阶层的“商务绅士”。他们理想的房客是每周付三十先令，除了睡觉从不进门的人。我发现几乎经营旅馆的人都会讨厌他们的房客。他们又想要他们的钱，但又把他们看成入侵者，有一种奇怪的警惕而猜忌的态度，说到底是铁了心不让房客过得太舒服。房客必须住在别人家里，而又非那家的成员，这糟糕的体制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布鲁克家的饭食一成不变，叫人恶心。早餐你吃的是两片薄薄的熏肉和一个苍白的煎蛋，还有面包配黄油，常常是昨天晚上切好的，而且总有个拇指印儿在上面。不管我如何想方设法，都从来没能说服布鲁克先生允许我自己切面包和黄油。他总是一片一片地递给我，每片都在那根宽大的黑拇指下捏得紧紧的。午餐通常是三便士的牛排布丁，是现成的罐头食品——我想这是商店的存货——水煮土豆、米饭布丁。下午茶还是面包黄油和歪瓜裂枣的甜蛋糕，八成是从蛋糕房买的“陈货”。晚饭是软塌塌的兰开夏奶酪和饼干。布鲁克家从来不把这些饼干叫饼干。他们总尊称其为“奶油脆饼”——“再来一块奶油脆饼吧，赖利先生。奶油脆饼配奶酪，你会喜欢的”——以此掩盖晚餐只有奶酪的事实。几瓶伍斯特辣酱油和一罐半满的果酱是餐桌上的常驻嘉宾。大家通常都会把每一样东西，甚至一片奶酪也抹上伍斯特辣酱油，但我从没见过谁敢碰果酱罐，它外面裹着一团说不清的黏糊糊的东西，沾满了灰尘。布鲁克太太单独在一边吃饭，但碰巧赶上大家吃饭，也必定会小吃几口，并且用高超的技巧刮走她所说的“锅底”，也就是最浓的那杯茶。她有个习惯，喜欢不断地用一条毯子擦嘴巴。到我快离开时，她学会了撕报纸条来擦嘴，于是，早晨的地板上常常丢着些皱巴巴黏糊糊的纸球，在地上一躺就是几小时。厨房里味道可怕，但是，和卧室里的味道一样，过一段时间你就注意不到了。

    我突然想到，在工业地区，这样的旅馆应该相当正常，因为整体来说房客们并无怨言。据我所知，唯一一个抱怨过的是个黑头发尖鼻子的小个子伦敦人，一家香烟公司的旅行推销员。他以前从没来过北方，我想，估计他直到最近都一直干着更好的工作，习惯了住商业旅馆。这是他第一次见识真正的下层旅店，那种给那帮穷困的贩夫走卒在无尽的旅途中落脚的地方。早上我们穿衣服的时候（当然，他睡的是那张双人床），我看见他环顾凄凉的房间，透着一种惊诧的厌恶。他捕捉到了我的视线，突然猜到我是个南方老乡。“这帮肮脏的该死的杂种！”他由衷说道。然后他打包好自己的行李，下楼去，万分坚决地告诉布鲁克家的人，这不是他习惯住的那种房子，他要马上离开。布鲁克家的人永远也不能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他们惊讶而伤心。真是忘恩负义！住了一个晚上就那样子无缘无故地离开了他们！后来他们反反复复地议论此事，挖掘它的意义。这又为他们的“苦水库”增添了新成分。

    当有一天，早餐桌下出现了一个满当当的便壶时，我决定离开了。这地方开始让我沮丧。不仅是因为这灰尘、这气味、这恶劣的食物，更是因为这凝滞而无意义的腐化的感觉，如同堕入了某个地下世界，那里的人们就像蟑螂一样爬来爬去，陷在苟且偷生和怨天尤人的无边泥淖之中。布鲁克家这样的人最可怕的一点在于，他们一遍遍说着同样的事情，让你感到他们根本不是真正的人，而是一种幽灵，永远排练着同一段无用的废话。终于，布鲁克太太自伤自怜的话语——总是同样的抱怨，一遍又一遍，总是以“这年头真是不容易啊，是不是？”的颤抖的哀叹结尾——比她用报纸片儿擦嘴巴的习惯更让我恶心了。但仅仅把布鲁克家这样的人视为恶心，努力把他们赶出脑海是没用的。因为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他们是现代世界一种标志性的副产品。只要你接受他们的文明，你就无法无视他们，因为这至少是工业化成果的一部分。哥伦布穿越大西洋，第一台蒸汽机的隆隆发动，英国的军队在滑铁卢顶住了法国的炮火，19世纪的独眼恶棍赞美上帝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而这就是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密密麻麻的贫民窟，幽暗漆黑的厨房，在这周围像蟑螂一样爬来爬去的、病弱衰老的人们。时不时来看一看、闻一闻这样的地方是一种责任，尤其是要闻，免得你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尽管最好不要待得太久。

    火车载我离开，穿过烟囱、矿渣堆、铁屑堆、肮脏的运河、煤泥满地鞋印纵横的小路。时值三月，但天气冷得可怕，到处可见污黑的雪堆。当我们缓缓穿过城镇郊野时，我们路过了一排又一排小小的灰色贫民房，垂直于大堤一字排开。在一所房子后面，一个年轻女人跪在石头上，用棍子向屋内水池牵出来的污水管里捅，我估计是管子堵了。我有时间看清她的每个细节——她的麻布围裙、她笨重的木鞋、她冻得通红的胳膊。火车经过时她抬头一看，我近得几乎可以捕捉到她的眼神。她长着一张苍白的圆脸，是贫民窟姑娘常见的那种疲惫的脸庞，托流产和劳作的福，二十五岁的年纪看来就像四十岁；在我看到这张脸的那一秒，它带着我所见过的最凄惨、最绝望的表情。我猛然明白了，我们说“这对他们来说和对我们不一样”，说生长于贫民窟的人除了贫民窟以外想象不出别的东西，是不对的。因为我在她脸上看到的，不是动物那种懵懂的受苦。她非常清楚自己身上在发生什么——她和我一样明白，天寒地冻之中，跪在贫民窟后院黏滑的石头上，往肮脏的排污管里捅棍子是多么残酷的命运。

    但是火车很快开走了，驶入了空旷的乡野。这有些奇怪，几近反常，旷野好像公园似的，因为在工业地区人们总是觉得烟尘和脏污一定是连绵不绝无边无际的，地球表面没有任何地方能逃得过。在我们这样拥挤脏乱的小村庄，人们几乎把肮脏当成理所当然。矿渣堆和烟囱似乎是比青草绿树更为正常更有可能的风景，就算在穷乡僻壤，你把犁耙插进土地，也还以为会翻出一个破瓶子或一个锈蚀的罐头盒。但在这里，雪上杳无人迹，积得厚厚的，石头围墙刚刚露个头，如同黑色的小径蜿蜒着绕过群山。我记得D. H. 劳伦斯写过这一片同样的、或者附近的另外一片风景，说白雪皑皑的群山“像肌肉似的”起起伏伏没入远方。我可不会想到这样的比喻。在我眼中，白雪和黑墙更像一条镶着黑色滚边的白裙子。

    尽管雪几乎完好未化，太阳却光芒万丈，车厢窗户外似乎很温暖。根据日历，现在已是春天，似乎有几只鸟相信这真是春天。我人生中第一次在铁路旁裸露的地面上，看见了乌鸦交尾。它们是在地上交尾的，而不是如我预想的那样在树上。求爱的样子很奇怪。雌鸦站着，张开喙，雄鸦绕着它走，似乎在喂它食物。我在火车上还没待到半个小时，但从布鲁克家的后厨到空茫的雪山、明媚的阳光和大大的闪闪发光的鸟之间，似乎是十分漫长的一段路。

    整个工业区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城镇，大约和大伦敦区的人口一样，但幸运的是，面积大得多，于是，即使在市中心也仍然有空间容得下一方干净与体面。这是个鼓舞人心的想法。尽管十分努力，人类总算还没能把自己的污物弄得到处都是。地球如此广袤，而又如此空旷，即使在文明肮脏的中心，你也能找到长着青草而不是灰草的原野；也许，如果你着意寻找的话，甚至能找到有活鱼而不是鲑鱼罐头的溪流。很长一段时间，火车都在旷野间穿行，或许又过了二十分钟，别墅文明才又开始向我们逼近，然后是外围的贫民窟，然后是矿渣堆、冒烟的烟囱、高炉、运河、气量计。另一个工业城镇到了。

Part One  我不相信工业化天生就不可避免地丑陋

一家工厂，甚至一家煤气厂，不见得就该比一座宫殿、一座狗舍、一座教堂生性更丑。这全都取决于那个时期的建筑传统。
    
威根的早晨
煤矿里的那些事
意想不到的矿区待遇
拥挤的房子与大篷车
失业和救济金
肚子不饱，军队不走
南方人与北方人


Part Two  人一旦放纵够了，他就需要工作


挖土、骑马、钓鱼、打猎、喂鸡、植树、伐木、摄影、做饭、缝纫、做木工、弹钢琴、修房子、修帽子、修摩托车，是工作吗？所有这些，对某些人来说是工作，对某些人则是玩耍。实际上，极少有某种活动是不能既划为工作又归为玩耍的，全看你如何看待。

  有感而发的阶级论
  假扮流浪汉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碰头
  作家与社会主义者
  机器文明、自由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