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拉·阿扎姆·赞加内（Lila Azam Zanga），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法国《世界报》自由撰稿人。2011年，《魔法师：纳博科夫和幸福》在美、英、法、荷、意同时出版发行。目前从事《奥兰多创意曲》的写作。

　　纳博科夫《天赋》的主角梦想写一本实用手册：如何幸福。在本书中，莉拉则用热情洋溢的魅力给这个梦想插上了翅膀。沉浸在《说吧，记忆》《阿达》《洛丽塔》等作品的迷人世界里，莉拉寻找到了各种各样的关乎时间、记忆、情欲、自然、失败和爱的纳博科夫式体验，并在这些体验中通过代入式的与大师的虚拟对话，解读了纳博科夫作品中关于“幸福”的独得之见。即使是不熟悉纳博科夫的人，也会从本书中找到关于幸福的秘密。

　　这部书清晰而痛快地记录了一位伟大作家的艺术成就，字里行间不乏俏皮之语，读之令人心旷神怡。 　　——奥尔罕·帕慕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写出来的幸福是苍白的，它不会浮现于纸页之上。”亨利·德·蒙泰朗有此一说。这话听上去不错，但不一定是真理。正如莉拉·阿扎姆·赞加内用她那轻描淡写般的巧妙语句所展示的那样，纳博科夫的作品就是有力的反证。她的这部作品也是对纳博科夫的艺术所带来的快乐的回赠。就像纳博科夫钟爱的蝴蝶正蹁跹起舞一样，这本书编织的罗网也成功地捕获了这位捉蝴蝶的人。 　　——萨尔曼·拉什迪，布克奖得主 

　　纳博科夫曾声称，唯有“独创性”能体现出写作者的真诚。莉拉·阿扎姆·赞加内的《魔法师：纳博科夫与幸福》有如神助，正是这样一部天才般独创的迷人作品，并在读者心中埋下了快乐的种子。它来得如此恰若其时，提醒我们为何阅读，为何写作，为何要在此时此刻，空前迫切地想要透过纳博科夫魔法般的“想象之天眼”来与这世界交流。 　　——阿扎尔·纳菲西，《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作者 

　　用厄普代克的话说，这本书的主角纳博科夫是快乐的，因为他的写作“超然尘外”。天才作者阿扎姆·赞加内以一种优雅而又平易近人的独特风格把他描绘得栩栩如生，而未曾对她所热爱者的文风有过丝毫的效仿。 　　——德米特里·纳博科夫，《洛丽塔》作者纳博科夫之子

　　幸福，至少是幸福的一部分 　　（在作者深感迷恋之处，读者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侦探） 
　　在纳博科夫的生活里，初恋引发了最闪亮的记忆。 　　《说吧，记忆》里的女孩们……其中提到了席娜，她是比亚里茨海边的一个“晒得黑黑的，脾气暴躁的” 　　女孩。还有科莱特，这个和弗拉基米尔一起逃进那隐秘剧院的 9岁大的沙滩玩伴总爱拿着金币和捕虫网。当然还有那个美国女孩，她在柏林时从来都没有提起过自己的名字，可到了那天晚上，当她穿着滑冰鞋出现的时候，就立刻被取了一个绰号，叫“路易斯”。（弗拉基米尔脸上一副苦相，因为那天晚上他看见路易斯拿着花哨的道具在音乐厅的舞台上穿行；他曾幻想过路易斯是一个娴静孤独的女孩，这样的想法在此刻化为泡影。）在俄国，他遇到了波伦卡，她是维纳一个马车夫头领的女儿，当时他骑着自行车飞快地经过，看到波伦卡站在她的小木屋旁，目不转睛地望着落日。他们从未有过只言片语，他也只是在远处看见过她，但她的形象“第一次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每当我梦到她，她都会在我的睡梦里烧穿一个洞，深深地震撼着我，让我的意识湿润，不让她的笑容消失”。一个奇怪的下午，他在奥列杰日河岸上看见了她，她在一座旧浴堂旁边，赤裸着身子跳跃，脸上洋溢着少女般的喜悦。然而，接下来，塔玛拉出现了，她让之前的那些人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先行者。塔玛拉圆润而柔和，有着鞑靼人的眼睛。她和两个机灵的同龄人一起潜入维纳的树林。在一片林地里，塔玛拉和16岁的弗拉基米尔，“化身为幻象的一部分，品尝着真实”。 　　从一个隐秘的视角，一个他人不可见之地，他第一次看见了她。“7月那个寂静的下午，我发现她静静地、一动不动地（只有她的眼睛在转动）站在一片桦树林中，伴随着一个完整的神秘造物该有的沉寂，她看起来就像是生长在那里，生长在那些时刻保持警惕的林木之间。” 　　第一次悸动出现在 1915年 8月 9号，那年他已 34岁。 　　第一次想起她，他想起的是浓密的深色头发。一年之后，弗拉基米尔“仍然能想起它，就像第一次看见时那样，它被紧紧地编成了一股扎在脑后的粗辫子，上面还扎着黑色丝带打的蝴蝶结”。画面乱七八糟。那个偷窥他们在林间幽会的好色的年轻教师，他手中伸长的望远镜暴露了他的存在。圣彼得堡的寒冷冬季如梦如幻（博物馆的后房可代替不了维纳小灌木丛），他最后一次见她是在乡间火车的车厢里。当时她正咬着一根巧克力。她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他未曾打开，更未曾看到 ——因为家人的突然离开，他们从克里米亚南部的一个海港坐船前往了君士坦丁堡。 　　塔玛拉最初叫作瓦伦提娜?舒丽，她是在一棵苹果树上面第一次见到他的。弗拉基米尔叫她露西亚。当我读到露西亚的时候，当我看到她曾给他带来的不可置信的灵感的时候，我开始想，纳博科夫是不是并不如我那时相信的那样，如此深入而广泛地把他自己的生活渗透到了自己的小说里？虽然尚不能对这种想法完全认同，但现在我很清楚地知道，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踏上了我的文学侦查之途，也正是它促使我写下这本书。 　　数年以来，我都没有读完《说吧，记忆》，总是拖了又拖。那些小说的名字：《阿达》，《洛丽塔》，《天赋》，《微暗的火》，它们依次悄悄地退去。我一直相信，传记中的“我”几乎没有受到那些五彩斑斓的世界的任何影响。那么，有谁会永远谴责年轻时期的苦难、私奔和罪过呢？（那些无尽的猜疑给这一天带来了许多的苦恼……啊，那些细节，真是一些耸人听闻却又完美异常的细节！那些精雕细琢的真实忏悔！）到了 20世纪末，维护小说主权的做法，已经俗不可耐了。伟大的作家不可能在他们存在以前写作。但是对于薇薇安 ?达克布鲁姆，这位真实谎言的悲剧缔造者来说，他只需要直接将它们讲出来即可。文学道出真实，但不构成真实。（而我却在走向岔道。） 　　一个夏日的夜晚，我正在蒙特勒的街上走着，突然遇见了一家书店，里面满是沾满灰尘的美国图书。我的手随意滑过那些粗糙的书脊（这并不是我的习惯），发现了《说吧，记忆》，它被整齐地排列在长长的金属书架上，就在《洛丽塔》和《阿达》的旁边。命运一般，青春的三角形再次显露了出来。我买下了这本书。接下来的几天，我坐在公园里那结了种子的乔木下翻读。中途下了一场雨，好像是为了帮我躲开当地的流氓的搭讪。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了我，它并不像我之前读过的自传。它是一本由 14个章节和一篇无厘头的附录组成的书，它并不急着记录生命平稳的脉搏，也不会为了自身的无聊目的而删除那些熟悉的细节。作为一本文学著作，《说吧，记忆》有着感官上的吸引力。它不是对过去时光的空洞纪念；从结构上来看，第一眼虽然望不透，却已被点画进了时间的纹理中。作为一项创造性的前进着的文本，它是生活的见证，虽然没有令人惊悚的主题，却时时有被艺术家怀旧的眼睛所发现的一切。纳博科夫写道：“我认为，以体现一生经历为主题，才是写自传的真正目的。”《说吧，记忆》是图书馆里那些所谓的非小说文学的一道奇异风景，它脱颖而出，深深地印在我的头脑中。通过折射的镜子和令人吃惊的镜头，我有了确切的想法，一些关于文学和生活的想法，正慢慢地开启于我们的头脑之中。 　　“第一件事和最后一件事往往有着青春的一个标志。”纳博科夫在这本书的开头几行这样写道。从开始到最后，这是一根深红色的线。对于纳博科夫，初恋的记忆始终贯穿着他的创作生涯。 　　于是露西亚出现了，她带着变幻的面具，从小说的透明幻灯片上滑下，绝不雷同，绝不重复。玛申卡是在破碎的过去里消失的初恋。塔玛拉踏入那飞舞着“坎伯威尔美人”的林间空地。安娜贝尔在法国里维埃拉海岸那片种着含羞草的隐逸树林里，拿着青年亨伯特的“热情的节杖”。阿达长着一张苍白的脸和一头深色头发，她在自行车上欢快地喋喋不休，踩着脚踏板奔向黄昏时分的阿迪斯公园。“青春的一个标志”，很可能就是露西亚。透过记忆的多棱镜，纳博科夫捕捉到了她的存在。她与那永恒的微光一道，盘踞在纳博科夫的想象里——故事开头那散不去的余音；杏仁般的美丽嘴唇；大腿微弯时优雅的弧度；每一次在白天带她去维纳的松灌林，或是同去附近的奥列杰日河边的庄园（那是瓦西里叔叔的庄园），站在那棵古老的酸橙树下 ——这是那个雨夜中，弗拉基米尔与露西亚相遇的地方。然而，1916年春天回到圣彼得堡以后，在露西亚躲闪的眼神里，弗拉基米尔看出他们再也无法点燃如第一个夏天那般的热情了。他带着一种特殊的崇敬为这位婀娜多姿的女神写下了伤感的诗歌，并挑选了一些在圣彼得堡自费出版。不久之后，当露西亚读到这些诗歌的时候，发现一些琐碎的细节竟逃离了他的记忆：“同样的不祥的漏洞，空洞乏味的注解，巧妙地预示着我们的爱情难逃一劫，因为它再也回不到最初时刻的奇迹：酸橙树的叶子在雨中飘摇，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身后是荒芜却惹人怜爱的田园风光。” 　　冬天将至，城市迎来一个苍白、颓废的世界。后来，通过被流放的长镜头，这个世界看上去又像第一个夏天的清晰残影，它应和着被遗落的事物那挥之不去的流言：午后，一道古铜色的阳光，一阵青春的笑声，一根瓦西里叔叔庄园里被刷成白色的柱子（一路向左的最后一根 ），独行于俄国的古老桦树林里时偶然听到的滔滔不绝的流水声，生长着蔚蓝冷杉的小路上的一次户外盛宴，坐在缆车上的孩子们表现出的童话般的慌张，还有她的“个性重获”。 　　那些小说里的第一个夏天，快速地向前又快速地停下。 　　我写下上一段文字的时候，想起了《洛丽塔》里的前几行句子：“那年夏天，在海边的领地上，如果我没有爱过那个最初的女孩，那么，也许根本就不会出现洛丽塔。”安娜贝尔是亨伯特生命里最原始的洛丽塔。24年后，那个死去的女孩儿在多莉 ?哈滋的一声叹息中被召唤回来，赶上了这洒满阳光的草坪。“然后，毫无预警，我的心里掀起了一波蓝色的浪涛，她半裸着跪在铺满阳光的垫毯上，转过身来，带着深色太阳镜望向我，是我里维埃拉式的爱。”时间的诡计，湮没了 24年的光景。我想起了凡第一次把眼光落在阿达身上的情景。在阿迪斯礼堂的入口，她和她的母亲一起从马车里走出来，那时的她只是“一个十一二岁的，有着深色头发的女孩”。他对阿达的第一印象是（或是他回忆起她的时候，她手里拿着一些新鲜的花朵）：“她穿着白色连衣裙，套了件黑色的夹克，长发上扎着一只白色的蝴蝶结。他后来再也没有看到过那条裙子，每当他回想起来，她都会反驳他，说他是在梦里看见的。她说她没有那样的裙子，更不可能在那样热的天气穿深色的夹克，但是他自始至终都保留着对她的最初印象。”那第一印象，坦然且真实地，或是隐约且扭曲地，永恒定格在凡的幻想中。 　　我不认为纳博科夫的小说是对他过去的记录，但是他的小说的确是对第一个夏天 ——那个有着永恒光芒的夏天的重温。那时候萌发的独特意识在纳博科夫的整个一生中回响。就像记忆的细丝不可思议地结成了束，这样，幸福——或者至少一部分幸福——成了回忆的另一个分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