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安娜·格鲁达（Joanna Gruda），加拿大作家，出生于波兰。本书是其处女作。

　　这是一个少年的故事，一个面对命运的曲折坎坷，总能从中发现惊喜和希望的少年的故事。他用永不熄灭的希望之火，给读者奉献了一个放不下来的故事。从出生开始，主人公朱利克就注定会是个不同一般的孩子。他出生在波兰，是否要他出生的决定还要经过组织的投票才能决定他真正的父母都是从事地下工作的谍报人员。也是因为这样敏感的身份，朱利克很小的时候被带到法国巴黎，这才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一个只会讲波兰语的小孩，面对着全新的生活环境、从未谋面的“父母”，他开始了异于一般小孩的成长历程;父母忙于地下谍报工作，他则像个孤儿一样顽强成长。二战爆发了，战争的阴影笼罩了巴黎和整个欧洲，少年眼中的世界开始倾斜、碰撞。
　　这是孩子眼中的战争，惨绝人寰的情景中，他还能发现人性的美好和希望。

　　这本小说非常棒，少年朱利安有着传奇的一生。很少有一本书能让我们“活”过一个个体真实的一生，尤其是一个孩子的一生……小说通过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这是动荡中生活和生存的一课，人们透过年轻的朱利安智慧又敏锐的目光，而非情节，看到了整个故事。整本书叙事细腻，幽默中带着辛酸，情节跌宕起伏，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以第一人称视角叙事，文风朴实，却敏感又幽默。令人兴奋的叙述。我都吞下这本小说了！
　　——加拿大广播公司对本书法语版的评论

　　《OPEN经典：跑着，笑着，就长大》：
　　在我小时候，我有父母双亲，还有舅妈和舅舅为伴。后来，我进了一家孤儿院。战争爆发了，所有人都面临着相同的境况。战争结束后，我又有了父母双亲，还有姑妈和姑父相陪。不过，亲人已今非昔比。
　　我的故事要从1929年3月17日开始讲起。这个日子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就在这一天，一次投票决定了我的生存权。
　　当时，我们正在莫斯科召开一场波兰共产党支部会议。会议议程的第三项内容是：海莱娜·拉帕波特同志的身孕问题。她是获准继续怀胎，还是必须选择流产？辩论过程十分激烈。有些人极其反对她怀孕，因为这事可能会煽动其他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的女性走上生育的道路（在那些动荡的年月里，生育被视作是严重的反革命行为）。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孕育下一代是个好主意，能为这个世界带来未来的革命者，这些子孙后代会懂得如何继承他们全体共产党员所致力的事业。对于后者的观点，回应者称这些人对未来持悲观的看法，因为很显然，等到这些儿女们长大了投身阶级斗争之时，共产主义早已征服了大多数欧洲国家。待到那时，海莱娜．拉帕波特同志和其他有生育计划的同志已有充足的时间在所有这些国家里生儿育女，人人都将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讨论，是时候该投票了。表决结果是：拉帕波特同志不会被强制要求终止妊娠。
　　但是，孩子诞生之后，她将被禁止照顾小孩，因为养育小孩意味着背弃她的政治承诺。她获准可以自行决定，或者愿意的话也可以和孩子的父亲米哈乌．格鲁达共同决定孩子的未来。这个孩子于1929年11月3日呱呱坠地了．距离举世闻名的黑色星期二股灾恰恰过去了整整十天时间，这一事件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已经走上了严重的腐化堕落之路。
　　在这场围绕我的未来（更确切地说是我的渺茫未来）展开讨论的会议上，我的父亲比我的母亲更加毅然决然地捍卫了我的生命。他的第一个孩子刚一诞生，他就做了每一位波兰好公民会做的事：他急匆匆地跑去跟所有朋友分享这则喜讯，而且每次总会喝上一小杯伏特加酒庆祝一番。
　　多年以后，我到苏联求学，想利用这一事件来为我最终获得证实自己身世的证件，但是却发现我的身份并不存在，至少不是以朱利安。格鲁达的名义而存在于世。办理我请求事宜的公务员告诉我说，有个叫路德维克。格鲁达的人于1929年11月3日在莫斯科出生。
　　我给远在华沙的父母亲打了电话。他们在听了我的故事之后，母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在两位波兰知名革命家的名字之间犹豫不决，一位是路德维克·瓦伦斯基，另一位叫朱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父亲当时整夜畅饮伏特加酒庆祝我的诞生，肯定是在前往公共档案馆时将他的英雄混淆了。
　　等到他酒醒之后，他一定是忘了自己在我的出生证明上到底写下了哪个名字。要不是我当时急着拿到自己真实姓名的相关证件，我肯定会觉得这则轶事饶有趣味，父亲竟然会喝醉酒，这点让我尤其觉得难以想象。
　　我的生命之旅就是这么开始的，波兰共产党的一次投票定夺我的命运。最终结果对我有利。全世界胎儿，联合起来！既然说完了决定我生存权的投票结果，我建议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回到1902年，即二十七年前我还没出生时，来认识一下玛利亚·德姆克，一位无缘成为我奶奶的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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