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曼达·特拉维斯喜欢的有：黑色，健身中心的午间动感单车课，她在丘比特社区的纯白色临海单身公寓，毫无主见的陪审团，那些总觉得妻子不理解自己的男人。
她不喜欢的有：灰色和粉红色，公寓落地窗外的气温降至六十五华氏度以下，不听她建议的当事人，去酒吧时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五花八门的昵称和绰号。
她不喜欢的还有：牙印。尤其是那些被拍成照片放在被告席上的牙印，数日之后依然清晰可见，像深紫色的文身，刺在一片芥末色的淤青上，看上去像是在嘲笑她。
阿曼达甩了一下头，免得齐肩长的金发耷拉在脸上，然后把那几张照片塞到一叠黄色横条的公文纸底下。接着，她拿起铅笔，装出一副奋笔疾书的样子，像是在记什么重要的东西，但其实写的是“别忘了买牙膏”。这是做给陪审团看的，以防他们中有谁正在注意她。不过，这很值得怀疑。就在今天上午，她发现一个陪审员在打盹—那是个有些谢顶的中年男人，留着一头罗纳德·里根式的头发。她叹了口气，扔下笔，往椅子后面一靠，撅起嘴，做出要说反对的样子。动作并不大，但足够让陪审团知道她对证词的看法。她要让他们相信，这些证词并不能说明什么。
“他冲我大吼大叫。”证人席上的姑娘一边说，一边心不在焉地举起一只手，用力地扯自己的头发。她瞥了一眼被告席，扯下几根根部是黑色的白发，缠在宽宽的假指甲上。“他总是冲我大吼大叫。”
阿曼达又拿起铅笔，在购物单上即兴加了一条：史都夫牌奶酪意大利面。还要买橙汁，她这样想着，在纸上龙飞凤舞地涂了几笔，好像刚刚想起了案件的某个要点似的。这个夸张的书写动作使得公文纸底下的照片露了出来。于是，当事人留在证人身上的牙印又出现在眼前。
令她头痛的正是这些牙印。
她也许能够避重就轻、混淆视听，用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和强词夺理式的质疑征服陪审团，但对这些可恶的照片却无计可施。它们将决定她当事人的命运，并像完美无瑕的皮肤上出现一道碍眼的疤痕那样，彻底毁掉自己保持了将近一年的好名声—为穷人和不幸的人辩护，打赢毫无希望的官司。
该死的德里克·克莱门斯。他非得留下这么明显的证据吗？
阿曼达把手伸过去，轻轻地拍了拍身边男人的手。这也是做给陪审团看的，不过，她怀疑他们中是否有人会真的被糊弄住。他们想必早已通过电视了解了这一行的各种把戏：装腔作势的勃然大怒、同情的目光以及表示怀疑的摇头。她缩回手，放到桌下，偷偷地在自己的黑色棉布裙上擦了擦，好像刚摸了什么脏东西似的。白痴，她给了他一个安慰的微笑，心里却暗自想道，你就没有哪怕是一星半点的自制力吗？非得咬她！
德里克·克莱门斯满怀感激地回敬了阿曼达一个微笑，但也只是浅浅一笑，并未露齿。不过，陪审团马上就能见识到他牙齿的厉害了。
德里克·克莱门斯今年二十八岁，恰好跟阿曼达·特拉维斯同龄。两人的身高也一样，都是五英尺十英寸。他们俩的头发和眼睛也都极其相似—头发都是淡淡的金黄色，眼睛都是清凉的蓝色，不过德里克的眼睛颜色更浅一些，也更清澈一些。要不是在法庭上，他们很可能会被人错认为一对兄妹，甚至是双胞胎。
阿曼达打消了这个讨厌的念头，一如既往地庆幸自己是个独生女。她在椅子上转了个身，面向法庭后面的大窗户。窗外正是佛罗里达南部典型的二月天—蓝色的天空、和煦的阳光和迷人的沙滩。她真想信步走到窗边，把头贴在浅色的窗玻璃上，眺望远处的大海。只有在棕榈滩，才能从法庭上领略到只有在豪华酒店的顶层公寓才能看到的海景。
此刻，阿曼达正坐在棕榈滩县法院的五号法庭里，为一个被指控向同居女友施暴的混蛋辩护。他的罪状竟然有五项之多，包括性侵犯和对他人进行人身威胁。但令人费解的是，阿曼达宁可陪这个混蛋待在这里，也不愿去凉爽的沙滩上跟喂得胖嘟嘟的雪鸟一起享受日光浴。躺在沙滩上，任凉爽的海水拂过光着的双脚—这样的闲情逸致，阿曼达可不爱享受，要不了几分钟，她就会吵着闹着回到燥热的马路上去。
“我想让你回顾一下八月十六日上午发生的事情，弗莱彻小姐。”助理检察官低沉的男中音仿佛情人性感的喘息声，立刻把阿曼达的注意力拉回到法庭上。
卡罗琳·弗莱彻一边点头，一边继续摆弄染得过白的头发。她穿着一件极其保守的蓝衬衫，那对隆过的乳房几乎要把扣子给撑掉了。起诉德里克·克莱门斯的这个女人在发廊工作，看着却像脱衣舞娘，这对被告非常有利。阿曼达不禁露出了微笑，因为她知道，相比而言，外表更为重要。就跟现实生活一样，在法律上，表象也远比事实重要得多。毕竟，必须见证的是公正的表象，而非公正本身。
“八月十六日？”那个姑娘用舌头把口香糖拨到一边，问。在陈述证词的过程中，她一直都在嚼口香糖。
“就是他攻击你的那天。”助理检察官泰隆·金走向证人席，俯身提醒他的重要证人。泰隆·金身高接近六英尺六英寸，拥有一身古铜色的肌肤，顶着个锃亮的大光头。就在一年多以前，刚进比蒂和罗威律师事务所的阿曼达曾听到许多谣言，说这位英俊的助理检察官是马丁·路德·金的一个侄子。不过，当她问起这件事的时候，泰隆·金却哈哈大笑，打趣地说他怀疑美国南部所有姓金的黑人都谣传自己是那位被刺黑人领袖的亲戚。
“你刚才说，被告下班回家时脾气很差。”
“他的脾气从来就没好过。”
阿曼达从椅子上站起来，对这句总结性的评价提出了反对。反对有效。证人更用力地扯起了自己的头发。
“他的脾气具体差在什么地方？”
弗莱彻露出了迷惑的神色。
“他有没有提高嗓门？他冲你大吼大叫了吗？”
“他老板把他训了一顿，他回家就冲我嚷嚷。”
“反对！”
“反对有效！”
“他都吼了些什么，弗莱彻小姐？”
弗莱彻把眼睛朝上一翻，望向天花板，回答道：“他说家里乱得像个猪圈，而且屁东西都没得吃。他说他受够了，每天下夜班回家后，看到的却是个乱糟糟的公寓，连早餐都没得吃。”
“那你是怎么回应他的？”
“我对他说我没时间听他发牢骚，我赶着去上班。他说没门儿，我不能就这样出去，不能丢下他一个人照顾孩子一整天，他要睡觉。我告诉他，我不能带孩子去发廊，接着就发生了后来的事情。”
“你能确切地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弗莱彻耸了耸肩，紧张地用舌头把嘴里的口香糖从一边拨到另一边，“我记不大清楚了。”
“记起多少说多少。”
“我们开始冲对方大吼大叫。他说我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做，就知道赖着屁股干坐着。还说要是我不想洗衣服、做饭，那至少可以跪下来，给他……”卡罗琳?弗莱彻顿了一下，挺起肩膀，哀求地望着陪审团说，“你们都知道的。”
“他叫你给他口交？”
弗莱彻点点头，“男人就爱那样。”
女陪审员们会意地窃笑起来。阿曼达也一样，只不过用一只手捂着嘴巴，没让人发现。她决定不提出反对。
“接着发生了什么？”检察官问。
“他开始把我朝卧室拽。我不停地跟他说我没时间，但他就是不听。接着，我想起了在电视上看到的电影。一个女孩，好像是叫詹妮弗·洛佩兹来着，我记不大清楚了。总之，那个家伙正在打她，而她意识到越是反抗，那个家伙就会越来劲，对她也就越不利，所以她停止了反抗。这让那个家伙稍微放松了警惕，最后，她抓住机会逃脱了。所以，我决定试试她的办法。”
“你停止了反抗？”
卡罗琳·弗莱彻又点了点头，说：“我装出非常虚弱的样子，好像已经屈服了。一等走到卧室的门边，我就猛地推开他，跑进卧室，反锁了门。”
“那德里克·克莱门斯是什么反应呢？”
“他气疯了，开始狂砸卧室的门，吼着要杀了我。”
“他的这句话你是怎么理解的？”
“他要杀了我。”卡罗琳·弗莱彻回答。
阿曼达望向陪审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她想用眼神告诉他们，这只是一时气话，根本不是什么死亡威胁。接着，她抓起铅笔，在购物清单上加了“麦片”。
“继续往下说，弗莱彻小姐。”
“他又是砸门又是大吼大叫的，所以，蒂凡妮就醒了，开始大哭起来。”
“蒂凡妮？”
“我们的女儿，十五个月大。”
“这事发生的整个过程中，蒂凡妮在哪儿？”
“睡在客厅的婴儿床里。她一直都是待在那里的。公寓只有一间卧室，而德里克说他需要私人空间。”
“这么说，他大吼大叫吵醒了孩子？”
“他的大吼大叫吵醒了整栋楼的人。”
“反对。”
“反对有效。”
“接着呢？”
“我意识到不开门的话，他会把门砸烂，所以我就告诉他我会开门的，但前提是他得先保证让自己安静下来。他答应了。接着，外面除了孩子的哭声，真的什么都听不见了，于是我打开了门。但是门一开，他就扑了进来，用拳头捶我，还撕我的裙子。”
“是这条裙子吗？”助理检察官乾坤大挪移似的，两大步就从证人席走到检察官席，拿过来一条破烂不堪的灰色针织连衣裙。这条裙子显然已经无法再穿了。他先把裙子给证人看了一下，然后举起来，让陪审团过目。
“是的，先生，就是这条。”
阿曼达把身子往后一靠，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她希望陪审团和自己一样，不会对裙子一侧底部的两道小口子感到大惊小怪。这极有可能是卡罗琳·弗莱彻自己拉下裙子，或德里克·克莱门斯撩起裙子时，被卡罗琳·弗莱彻自己的屁股绷裂的。
“他撕破你的裙子之后，发生了什么？”
“他把我扔到床上，咬了我。”
就跟变魔术似的，那几张铁证般的照片凭空出现在了助理检察官的手里。接着，这些照片作为罪证分发给了陪审团，让他们查验德里克·克莱门斯的牙齿在卡罗琳·弗莱彻背部中间留下的牙印。那些陪审员努力让自己继续摆出一副貌似公正的面孔，但还是流露出了嫌恶的神色。
一如往常，陪审团也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一个退休的老犹太人，夹在两个中年黑人妇女之间；一个胡子刮得精光的拉丁裔男人，穿着西装、系着领带，坐在一个穿着T恤和牛仔裤、扎着马尾辫的小伙子旁边；一个白头发的黑人妇女坐在一个黑头发的白人妇女身后。不过，无论是胖是瘦，热情还是麻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边看那些照片一边打量被告时，眼神里都带有鄙夷之色。
“他咬了你之后，发生了什么？”
卡罗琳·弗莱彻有些犹豫，看着自己的脚，回答道：“他猛地把我翻过来，然后和我做爱了。”
“他强奸了你？”助理检察官问道，小心地修正她的回答。
“是的，先生，他强奸了我。”
“他强奸了你。”助理检察官重复了一遍她的话，继续问，“然后呢？”
“他发泄完之后，我打电话给发廊，告诉他们我会晚点到。就在这时，他一把夺过电话，用它砸我的头。”
这就是所谓的以致命武器侵犯人身，阿曼达想着，在购物清单上加了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你是给发廊打电话，而不是报警？
“他用电话砸了你的头。”助理检察官习惯性地又重复了一遍证人的话。这个习惯已经让人感到厌恶了。
“是的，先生。话筒砸到我脑袋的一侧，然后掉到地上，摔碎了。”
“接着发生了什么？”
“我换了衣服去上班了。他撕破了我的裙子，”她提醒陪审团，“所以，我只好换衣服了。”
“那你报警了吗？”
“报了，先生。”
“什么时候？”
“两天以后。那天，他又开始打我了。我告诉他要是不住手，我就报警了，可他还是没有住手，所以我就报警了。”
“你跟警察是怎么说的？”
卡罗琳·弗莱彻又露出迷惑的神色，回答：“唔，就是警察刚才告诉您的那些话。”她说的警察，是指前一个证人丹·彼得森警长。丹·彼得森是个近视眼，在陈述证词的大部分时间里，整张脸几乎都要埋进他的笔记本里去了。
“你告诉了他强奸的事？”
“我告诉他我跟德里克经常吵架，德里克动不动就打我之类的事情，接着，他就拍了一些照片。”
泰隆·金把修长的手指优雅地举到空中，示意他的证人稍微停一下。与此同时，他又“变”出几张照片，让卡罗琳·弗莱彻看，“警察拍的是这些照片吗？”
卡罗琳·弗莱彻皱着眉看了看那几张各不相同的照片。
表演得不错！阿曼达怀疑她是否得到过“指点”。不要怕露出一点表情，她仿佛听见泰隆·金用他那性感的男中音悄悄说道，在陪审团面前就得装可怜。
阿曼达低头盯着自己的大腿，想象陪审团会怎么看那些照片。其实，那些照片也不算什么“铁证”。卡罗琳脸上的几条抓痕极有可能是她女儿留下的，至于下巴处的浅红色斑痕和右胳膊上的淡紫色斑痕，随便在什么地方磕着碰着都有可能留下。这根本构不成严重的侵犯人身罪，没有任何直接牵涉到她的当事人的证据。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把德里克咬我的事告诉了警察。”卡罗琳不等检察官提问，主动接下去说，“所以，他又给我的后背拍了照。然后，他问我德里克有没有对我进行性侵犯，我说我不确定。”
“你不确定？”
“唔，我们在一起已经三年了，还有一个孩子。在彼得森警长告诉我之前，我不确定自己有哪些合法权利。”
“也就是在那时，你决定起诉德里克·克莱门斯？”
“是的，先生。所以，我起诉了德里克·克莱门斯，然后警察开车把我送回公寓，然后抓了德里克。”
就在这时，不知谁的手机铃声响起，打乱了法庭的正常节奏。康城的姑娘在唱歌—嘟哒！嘟哒！康城的姑娘在唱歌……
阿曼达朝放在脚边的手提包瞄了一眼，希望自己是关了机的。她像陪审团里的那几个女人那样，把手伸进手提包里。陪审团里的那个拉丁裔男人也伸手摸了自己的夹克口袋。检察官责怪地瞪着他的女副手，但后者摇了摇头，瞪大了眼睛，意思是说不是我。
康城的姑娘在唱歌—嘟哒！嘟哒！
“哦，老天哪！”证人突然惊叫一声，已无血色的脸变得更加苍白。她从身边抓起她那只巨大的帆布包，急匆匆地在里面翻找起来。手机铃声变得越来越响、越来越清晰了。
康城的姑娘在唱歌……
“真对不起。”她关掉手机，把它丢回包里，向法官道歉。后者的眼睛正从金丝边老花镜上方不满地盯着她。
“我告诉过他们，别给我打电话的。”她忙不迭地为自己开脱。
“麻烦你下午把手机留在家里。”法官口气生硬，又补充了一句，“还有你的口香糖。”接着趁机宣布休庭，告诉大家下午两点重新开庭。
“我们去哪里吃午饭呢？”从座位上起身时，德里克·克莱门斯随口问道。他的胳膊蹭了一下阿曼达的胳膊。
“我不吃午饭。”阿曼达把桌上的文件收进公文包里，说道，“你赶快去自助餐厅随便啃点什么吧。”“啃”字一出口，她就后悔了。“一小时之后，我们在这里见。”
“你去哪儿？”听到他的问话时，阿曼达已经在法庭中间的通道上走过了一半。在远处如雷的涛声中，她迈进门厅，向右边的电梯跑去。刚跑到那儿，一部电梯的门恰巧打开了。这真是个吉兆，阿曼达走进电梯，看了看表，嗯，动作快点的话，刚好能赶上动感单车课。
阿曼达沿着橄榄街跑向南面的铁线莲街，边跑边查看手机上的信息。一共有三条，其中两条是珍妮特·伯格发来的，她就住在阿曼达楼下。几个月以前，阿曼达曾和她丈夫有过一段短暂的风流韵事。难道她发现了他们的事？阿曼达立刻删除这两条信息，开始看第三条。还好，这条是秘书凯丽·贾米森发来的。凯丽·贾米森是个精力充沛、工作认真的姑娘，满头红发剪得像刺猬似的，她是阿曼达从比蒂和罗威律师事务所的前任手中“继承”的。在县城里最忙碌的刑法事务所里当个零时工，工作又没完没了的，收入却少得可怜。凯丽·贾米森显然已经对人生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所以找了个老色鬼嫁了。
阿曼达马上就要跑到橄榄街和铁线莲街交界处了，她想，那并没有什么错，“花瓶老婆”也是个崇高的职业。
她也曾是个“花瓶老婆”。
她往自己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没等接电话的秘书打招呼，她就问：“凯丽，什么事？” 与此同时，她打算抢在黄灯变红之前穿过马路。
“杰拉德·雷纳打电话来问布福德的案子，问你是否同意再往后推一推；玛可欣·费舍尔想知道她能否在下周三的十一点过来，而不是在原定的周四十点；艾莉打电话来，提醒你不要忘了明天吃午饭的事情；罗恩说他要你去参加周五的会议；还有个电话是个叫本·迈尔斯的人从多伦多打来的。他想让你给他回个电话，说有急事。他留下了电话号码。”
阿曼达突然怔怔地停在路中央。“你说什么？”
“本·迈尔斯从多伦多打来了电话。”秘书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接着问，“你是多伦多人，对吗？”
阿曼达舔着嘴巴上面刚沁出的一颗汗珠。
有一辆车开始按喇叭了，接着另一辆车也跟着按了起来。阿曼达努力想挪动脚步，但直到周围全都是车时，她的两条腿才艰难地往前走去。
她穿过车流，朝街对面走去。木偶！她听到远处有无数个声音在喊。
“阿曼达？阿曼达，能听到吗？”
“迟点再说。”阿曼达挂掉电话，把手机丢回手提包里，然后在人行道上站了几秒钟，做着深呼吸，把所有可能牵出往事的思绪全都呼出体外。等到达健身中心时，她已经成功地把跟秘书的谈话抛到九霄云外了。
阿曼达·特拉维斯不喜欢的还有：回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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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环球邮报》
菲尔丁是个大师级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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