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因你而美丽 波司登》：
温州模式可以说是被自然条件逼出来的——地少、人多、资源匮乏，所以逼着人们向外走，挖掘自身的每一分潜力。所以温州商人遍及世界，被称为中国的吉普赛人；温州经济又被称作“小狗经济”，描绘了其生命力顽强、无孔不入的特点，也是温州小企业、小家庭作坊遍地的形象反映。
苏南则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它不是全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但从老百姓的角度讲，它是一个群体富裕的地区，没有明显的贫富分化，发展比较全面、和谐。优越的环境也使得苏南人多在本乡本土讨生活，没有闯世界的动力和欲望，也给外界造成了苏南相对保守、缺乏闯劲儿的印象。
这其实是一个认识误区，长期以来的重商风气使得苏南从来不缺乏商业活力，也不缺这方面的领军人物。只不过，由于物质水平和教育水平都比较高，他们更倾向于做“儒商”——行事更为低调，更有谦谦君子之风，也就更不为人知而已。从苏南模式后来被总结为“能人模式”的说法即可见一斑。
自古商品经济发达，同时也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较早的地区，苏南文化以“务实”为基本特色。从近代中国的民族工业诞生以来，苏南涌现了一大批企业家、实业家，中国最早的、最大的一批民族实业资本家基本以苏南地区为主，也是他们最早提出“实业救国”。远的比如“文人下海”第一人状元张謇，开一代风气之先，率先投身商界开办企业，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里，实为石破天惊之举。后来如荣氏家族，家族人才济济，且精英辈出，是中国近代企业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代表，乃至荣氏后人成为新中国的副主席，也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做出了很多贡献。
在这种历史和环境的熏陶下，可以看出温州文化与苏南文化的分野。可以看出，温州和苏南距上海都很近，都能够享受“大上海”带来的信息、资源、人才辐射，但在改革开放后，苏南马上想到的是制造产品、搞实业；而温州则普遍选择做贸易、跑生意。两者的结果也显而易见，做实业的依靠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诞生了很多大型企业；而做贸易的则是遍地开花，极大地促进了商品流通，但“皮包公司”也为数不少。这就是文化的不同。
苏南文化是务实的，倡导“实业救国”，讲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怎么承担这个责？这里面是有道义的。苏南并不如同人们印象中那样固步自封、小富即安，它哺育大企业和大企业家的能力毫不逊色于其他商帮：苏商集团董事局主席严介、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京东商城的CEO刘强东、北京爱慕内衣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荣明、红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周海江、江苏远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蒋锡培……均出自这块热土。颇可玩味的是，比之浙商，他们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所建立的企业或品牌比本人更知名，而他们自己，似乎更愿意隐藏在幕后……波司登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高德康，更可以说将这一风格推向了极致——他所缔造的“波司登”品牌在中国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并打破了羽绒服的地域限制将市场拓展至全国，同时还是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排头兵；而他本人，却一直保持低调，虽然在行业内赫赫有名，却从来不事张扬，无论“波司登”品牌形象力有多深远，他却并不热心争取聚光灯下的某个画面。永远关注下一步、扎实做事才是他生活的主旋律。这可以说是性格使然，也可以说是家教熏陶，亦可最终归因于这块土地先天所具有的君子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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