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融数学家的缜密、诗人的细腻和旅行者的宽广的回忆录中，作者展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南方乡村生活和风貌。在一个物质和精神生活十分贫瘠的年代，棋艺精湛、喜欢手绘地图的“我”童年孤寂而无助。然而，好奇心和想象力终究在荒芜的土壤里撒播下种子，并在作者成年后陪伴着漫游四方。
本书的作者出生在县城，随后在乡村生活了十四年，在七个村庄和一座小镇长大。在描述童年片段时，作者也时常将思绪抽离出来，穿插成年后所看到的世界。与此同时，作者对于童年所处的环境、故乡的人物风情和家族的迁徙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和历史溯源。过去、现在和未来就这样自然而然地统合在一个男孩的成长历程中，锻造出一段“个人的历史”。
4. 水 井
水井是我的谈话对象，我时常趴在井沿做鬼脸、讲笑话，有时甚至发出歇斯底里的喊叫。
——题记
1
水井是潮湿的一个据点。即使在陆地表面，以水井为中心，若干米长为半径的圆内通常也是湿漉漉的。为了防止这种渗透式的扩张，人们会在周围修筑排水沟，并在沟壁浇上水泥。因此，当有人接近它时会有所觉察，这是一道警戒线。井口不是镶嵌在地面的一个方形或圆形，而是砌起几十厘米高的砖头或石板的井台，这样既避免了儿童不小心坠落其中，又可以保护水质的清洁。为了做到这一点，有的水井甚至备了封盖，必要时可以上锁。水井的历史就像塔一样无从考察。但显然，人们因为口渴才掘井，因为心渴才筑塔。“塔是天上的井/井是地下的塔。”多年以后，我在济南读书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如今生活在城里的年轻人大多没使用过水井，他们只在某些古宅或电影里面见到过水井的模样。我小时候的《常识》课本和现在的《科学》课本里都有赵州桥和大雁塔之类的图片，但是不会谈论水井。
在澄江中学，有两口水井。其中一口在食堂门外，那口水井提供了清凉可口的饮用水，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在工友叔叔的指点下，我慢慢学会了用铅桶或木桶打水。方法非常简单，用绳子把桶放到水面，晃动绳子，让桶摔一个跟头，全部没入水中后即将其提起。也有不少人学不会使巧力，才打上半桶水。
在我的记忆中，水井不只是一面镜子，它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我的谈话对象。我时常趴在井沿做鬼脸、讲笑话，有时甚至发出歇斯底里的喊叫声。如果和几个小朋友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相互看见背上的书包。那时候我们没有多少家庭作业，放学以后喜欢在外面玩耍。水井的水面一般离地面有三四米，有时一场大雨过后，水面会迅速上升，甚至接近地平线。与此同时，水质也会变黄，仿佛它已经不是水井了，而是一个水坑。这倒是给我们增添了一份安全感，即便掉下去也可以自己爬上来。
多年以后，我来到印度古都加尔各答，见识了另一种式样的水井。井口全封闭，只有一根水管从中延伸而出，旁边是一个长长的铁把手。当有人反复用力下压把手，井水便会源源不断地从龙头流出。就在邻接大诗人泰戈尔故居的一条小巷里，我看见一个成年男子，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坐在井边，头发和身体涂满了肥皂泡沫。在他旁边，一个男孩在用力抽取井水。
后来我了解到，这样的水井都非常深。在干旱缺水的中国北方，也有不少地方有这类水井，但恐怕不会有人这样当街洗澡。而在我如今居住的城市杭州，也有水井的故事流传。唐代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做过两件为民众称道的好事，其一是组织疏通西湖淤泥，其二便是下令浚治了前任李泌a在钱塘门和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到了清代，还有一口水井声名远播，因为两百多年前一位皇帝的光临和题字，让它所在的村庄、乡镇，甚至整座城市世世代代的人民都沾了光。
各位一定猜得出来，那正是位于西湖西边龙井山上龙井村里的龙井。这样的水井世所罕见，但确实存在，慕名前来的游客每人要购买十元一张的参观券才能见到它的真面目。以这口水井命名的茶叶则成为驰名中外的顶级品牌，每年清明前采摘的尤为珍贵，一市斤价格高达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当然，那样的水井早已失去原先的功能，而沦落为一种商业标签。
2
我对水井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来自六岁那年的冬天。一个旭日初升的早晨，我和同伴程功一起去樊川小学上学。我们是同班同学，又是澄江中学那幢楼房三层楼里的邻居，我家就在那阁楼底下。程功比我年长一岁，上头有两个宠爱他的姐姐。他的父母都是教师，他的家比我们的大一倍。在我的记忆里，程功的饼干筒里总有吃不完的东西，他也因此成为我母亲暗地里批评的对象，她甚至把它提到资产阶级思想的高度。现今我对女儿们也有少吃零食的要求，当然，理由与我母亲所说的不同。
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地上有霜冻。我照例比程功早起，在他家门口喊他的名字，听到里面应了一声，便先下了楼梯。我一溜烟跑到澄中的黑板报前，准备躲在那堵小墙后面，和他玩一次捉迷藏的游戏。附近刚好有一口水井，给菜地浇的水便取自其中。我一边哼着那支人人会唱的《东方红》，一边跳跃着向前奔走。不久以前我加入了红小兵，心情特别好。可是，就在我扭头回望的一瞬间，一只脚绊在井沿上，“扑通”一声，我掉进了水井。
此时此刻，程功还没迈出澄中那幢楼房的大门，而教职员工要么尚未起床，要么起来了却未走到户外。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里，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可以说手足无措，脑子里一片空白，刺骨的井水也没有让我清醒。眼看一个尚未见过世面的小生命就要终结，没想到几十米外的菜园子里有个“右派”地理老师，一大清早就在地里松土。他听到“扑通”的落水声，赶紧提着锄头跑了过来。井水有近两米深，幸亏我穿着棉袄，还能浮在水面拼命挣扎。那“右派”老师在井沿蹲下，放下锄头，我慌乱中一把抓住了它。
这个“右派”老师姓李，我叫他李伯伯，平日里他喜欢抱我，还用络腮胡子扎我。如果还活着，应该有九十多岁了。可以说，是一个“右派”给了我生命，而另一个“右派”救了我的性命。李伯伯把我捞上来的时候，程功才刚刚赶到。遗憾的是，我长大以后再没有见到李伯伯，也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直到2016 年年初，故乡《台州晚报》连载我的童年回忆，才帮助我找到李奇文伯伯的下落。他的孙女告诉我，爷爷毕业于英士大学（浙师大前身），离开澄中后调任椒江二中直至退休，几年前病故，享年八十九岁。而先前的一个夜晚，我和程功在杭州曙光路一家酒吧偶然相遇。我问起那次落井事件，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又问起早年宠爱他以至于让我有些嫉妒的两个姐姐，没想到他二姐（温州大学某学院院长）的孩子都在澳大利亚工作了，大姐仍孑然一身。
3
随着政治气候的不断变化以及其他原因，我童年的居住地也不断变迁。落井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年，母亲调离了澄江中学，我也离开了樊川小学，随她到了一个更为偏僻的小村庄——王林施。那里没有一口水井，村民的饮水源是一个约三百平方米的池塘。池塘四周有多处石板埠头，逐级降低伸入到水面，供大家挑担提水。那可是十足的一潭死水，我不知道我那少年白发是否与此有关（青年时代有一年春天又奇迹般地变回黑色）。
我记得有一次，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小女孩不慎跌落其中并淹死，还有一次，一位长者自溺其中。好在我没有看见他们的尸体，否则的话一定噩梦不断。可是，比起邻村的水井放毒事件来，那又算得了什么。几天以后，全村的人照样从那个池塘取水饮用。
我和母亲在王林施村生活了四年以后，又搬到了另一个村庄。直到“文革”结束一年以后，我才返回到出生的县城，那时我刚好高中毕业，已经是个十四岁的少年了。城里的居民用上了自来水，但水井依然遍地存在，尤其在胡同小巷里，但不是用来提取饮用水。每天一大清早，在清洁工的运粪车走了以后，妇女们挨个在井边清洗马桶。接下来，她们洗衣服甚至蔬菜。
我每次路过水井边，总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年轻或不年轻的妇女三三两两蹲在水井边。她们用肥皂搓，用木棰敲。同时，也用方言交流着本地新闻并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想必其中有黄色段子。几乎没有例外的是，她们的后腰露出半圈白色的肌肤，那恰好是最让人好奇和想入非非的地方。要是遇到好看的女子，即便像我这样未开化的少年，也常常为自己找个理由，来回经过水井边。在那个年代，这也是中国妇女们展示自己美丽的一个舞台。虽然胸部被严实地包裹着，但细腰和翘臀却暴露无遗。
回想起来，水井边留给我最美好的记忆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女。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的母亲早亡，父亲开一家小卖店，有一个比我还矮一头的弟弟。当她的父亲发现营业额的多寡与女儿之间的秘密关系以后，就让她辍学在家了。我很快感觉到她的吸引力，她做买卖的时候是一个样子，洗衣服的时候又是一个样子。她坐在店里的时候，我喜欢看她的眼睛和微笑，她蹲在井边的时候，我喜欢瞧她的头发和背影，她可能是唯一没露出股沟的女人。
回想起来，我和这个女孩之间的交谈始终限于这样的词汇，“味精一包”“两角三分”“酱油一斤”“找你七分”……她恐怕和陈老师一样不记得我，或压根儿没留意过我，因为我只是一个营养不良而发育迟缓、在没有任何同龄女孩做伴的环境里长大的男孩，只是她数以百计的顾客之一。
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个女孩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淡出，留存下来的已非康定斯基所说的色彩，而是她的身姿。当然，这与我已成长为少年，也与那个年代单一的色彩不无关系。新千年来临之际，我在万里之外的南美洲安第斯山中滞留，为她写下一首诗，题目叫作《故乡的美人》。
故乡的美人
多年以后我回到了故乡，
在一口古老废弃的水井边
遇到了从前镇上的美人。
她少女一般轻盈的体态，以及
从舌尖发出的哧哧的笑声
既让我惊讶又感到亲切。我想起
那些游历过的地方，想起
那些妇女，她们相异的舞姿
犹如波浪把时光分隔，把我们
分隔。恍惚之间，她已经
车身离去，只留下一个背影
又教我想起她年轻时的丰韵。
2000，麦德林
新版序言
旧版序言
Ⅰ（1963—1971）
1. 出 生
2. 外 婆
3. 河 流
4. 水 井
5. 温 州
II（1971—1975）
6. 迁 移
7. 村 庄
8. 渡 口
9. 飞 行
10. 游 戏
11. 粮 食
12. 电 影
13. 月 亮
14. 广 场
15. 集 市
16. 池 塘
17. 橡 皮
18. 学 习
19. 象 棋
20. 女 孩
21. 父 亲
III （1975—1977）
22. 迁 移
23. 四 姨
24. 母 亲
25. 疾 病
26. 偷 窥
27. 学 车
28. 出 逃
29. 领 袖
IV （1977—1978）
30. 县 城
31. 金 榜
32. 远 游
还乡（代跋）
附录 往事深远而奥妙
又读了一遍《小回忆》，还是很喜欢。这是一本诚实而又朴素的书。它记录了一个孤独的童年和一个离散的家庭在历史潮流中的挣扎和欢欣。混沌的过去在作者笔下清晰鲜活，苦难也不缺少温暖。
——哈金
《小回忆》是一部大书，让读者有幸在如诗的往事中享受着阅读历史的快意。江南，村落，小镇，乡学，原本就孕含着近代中国的昨天和明天。天新是非常优秀的诗人，同时又是卓有成就的数学家，他的辽远的胸怀与如刀的文字，将故乡的旧事修砌成生命的碑铭。
——马原
加勒比海出生、长大的英国作家V·S·奈保尔曾写道：“往事深远而奥妙。”在我看来，假如一个人的童年形只影单、乏善可陈，可以通过回忆和写作，使之得以充实丰盈，并获得百感交集的温暖。
——蔡天新
本书初稿曾以“毛时代的童年”为题在《江南》连载，这篇访谈是答该杂志编辑的提问。
往事深远而奥妙
——答周美丽
周美丽：以下简称Z
蔡天新：以下简称C
Z：《毛时代的童年》是你个人一部相当细腻的成长史，你怎么会想到或决定写这本书的？
C：2003年夏天，我偶然读到德国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的《驼背小人——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发现自己刚好处在作者写作此书的年龄——四十岁，便有了最初的冲动。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很少了解父辈童年生活的细节，尤其是“文革”期间的经历，通常他们只看到小说家或电影导演虚构、想象出来的景象。每当我和年轻的朋友说起儿时的故事，他们都听得饶有兴致，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外国友人。后来，在2006年秋天母亲过世以后，也就是“文革”结束三十周年前后，我开始认真地写了起来。我希望，这本小书会帮助年轻读者了解过去，同时也能唤醒年长读者沉睡的记忆。
Z：一个人的童年往往会决定他或她的一生。你小时候跟随母亲，在七个村庄和一座小镇生活、上学，这一经历相当独特，它对你后来的人生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C：童年的影响会一直存在，它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减，有时还会趋于严重，甚至引发精神疾病（比如我书中写到的敏文和丹青）。我们每个人都会下意识地抵制童年的影响，我写作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为了获得一种解脱，或者说是情感的一次寄存。当然，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加勒比海出生、长大的英国作家V. S. 奈保尔说过：“往事深远而奥妙。”在我看来，假如一个人的童年形单影只、乏善可陈，可以通过回忆和写作，使之得以
充实丰盈，并获得百感交集的温暖。
Z：对一个作家来说，他的童年经历，是独一无二甚或珍贵弥足的写作素材，你觉得现在已经是把这段经历用文字的形式表现或利用起来的最佳时候了吗？
C：我明白这个问题背后的含义，你是写小说的，又是文学编辑，自然会优先考虑把童年经历编织成故事。（如此说来，我以后动笔写小说的概率也会越来越小了。）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回，这是让我们大家感到无奈的自然现象。我不敢说现在已经是最佳时机了，但我有一个想法，如果能分阶段来回味人生，一定更为奇妙。其实，一个人写作不仅是为了赢得读者，更多的是为了某个自我。另一方面，我无法保证再过一些年，是否还有兴趣或精力来回
忆这段遥远的往事。写过诗歌的人都知道，灵感常常稍纵即逝。因此，这一刻也可能是最后的契机了。
Z：你把这本书定名为“小回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标识。联想到几年以前，你出版过一本拉美回忆录《南方的博尔赫斯》和一本游记体的传记《与伊丽莎白同行》。我想问一下，你本人是否也喜欢阅读传记？
C： 我大学时期最喜欢读的小说是四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个人成长史，现在我依然喜欢阅读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传记。不过我已经明白了，无论你是否把它写出来，往事永远萦绕在你心头，问题在于你是否愿意与大家分享。也就是说，往事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可分享的，另一类是不可分享的。
Z：在《毛时代的童年》里，随处可见的，既有数学家的理性和逻辑思维，又有诗人的细腻和浪漫情怀。但在这部作品中，最主要的还是读到了你的忧伤和孤独。你认为，忧伤和孤独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两个词语吗？它们在你的童年生活里占据了多大分量？
C：人生来即是孤独的。一般来说，他或她总是孤单来到世界上，又孤单地离去。同生死的现象只出现在多胞胎、灾难发生之时或殉情的情侣中间，前两种情形又是无法预测的。在汉语里，单人偏旁的字远多于双人偏旁的字（约为五倍）。比起其他人来说，我的童年尤为孤独。大学期间有一天晚上，班上有个男生提议，轮流讲述过去的苦难，最后大家一致公认，年纪最小的我童年最孤苦伶仃。至于忧伤，那得有了阅历和人文情怀以后才能体会到。无论孤独和忧伤，成为一种习惯以后就会是不同的感觉。
Z：这部书披露了你家族里的很多故事甚至隐私，有些还是疮疤式的。揭疮疤总是会痛的，在写作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过顾虑？譬如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这是中国人在情感方面的一贯传统，可你似乎叛逆了这个传统，并没有避讳，冷冷地回忆，冷冷地写着，有时甚至置之度外。为什么你要这么去写，写你自己和你的那些亲人们，而不是换一种人们更能普遍认同的温暖的笔触？在这个写作过程中，你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气？
C：任何自传性的写作都会遇到你说的问题，如果不揭开这些伤疤，孤独或忧伤就不够真实，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真诚与温暖的笔触同样重要，也同样可靠。另一方面，我本人在同辈中年龄最小，尤其在定居大陆的亲人中间，为尊的长辈大多已不在人世。依然存活的一位是我的前舅母，她已年过八旬，和现在的丈夫居住在我外婆的老家南田岛上。两位老人在《江南》杂志上读到《出生》和《外婆》两篇文字以后，心存感激地给我打来长途电话。在此以前，他们在我母亲的亲戚们面前，一直怀有某种羞愧感。还有一点，我母亲生前就喜欢回忆，尤其到了晚年，她在写给我舅舅和四姨的信函里总是无法回避往事，母亲喜欢谈论外祖父母、她的老家和自己的婚姻。这既帮助我确认了一些原本模糊不清的往事，又给予我鼓励。我想如果她老人家在天之灵有知，会含着热泪阅读此书的。说到勇气，我本人虽外表柔顺，却有着运动员的体格和爆发力。换句话说，我是一个坚毅、勇敢的人，这也是我能够一次次远行和坚持写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Z：我相信多数读者和我一样，会惊叹于你的记忆力。以那样幼小的年龄，你是如何记住那么多细节的东西，譬如时间、地点、人名、事件甚至人物表情等等。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它们都没有破碎或消逝？
C：呵呵，如果我记忆力不好，恐怕也不会那么早就念大学吧。十岁以后，我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每次游历归来，都会按比例尺，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画旅行图，那上面还记载着抵达的时间、地点和同行的人物。不过，有一处地方，也就是我最初读小学的村庄，一直被我错记成山头舟了，其实它的名字叫新岙，是个远离县城的小山村。我在台州和黄岩地图上找不到它，幸好现在是网络时代，村里出了一个勤劳致富的农民企业家，他的个人网站上留有联系方式，我于是打电话过去。原以为会是小青年，没想到却是年过花甲的老伯伯，他居然认识并记得我的父亲，甚至还见过小时候的我。这样一来，我终于搞清楚了这个村庄的位置所在。如果下次有机会回黄岩，我一定要去寻访四十年前的那个故地。
Z：你在《出逃》一文里写到波兰电影导演波兰斯基几次试图离开祖国，还有你在中学拉练途中所做的白日梦。在《橡皮》一文里你既写到童年的性启蒙和游戏，又写到英国教士普里斯特利的传奇人生和法国作家罗伯-格里耶的同名小说。这种对比很有意思，这类灵感来自诗歌，还是数学？
C：既来自诗歌，也来自数学。我在《诗的艺术》和《数字与玫瑰》里都曾提到，对于现代艺术家来说，通过对共同经验的描绘直接与大众对话已经是十分不好意思的事情了。这就迫使我们把模仿引向它的高级形式——机智。从欧氏几何到非欧几何，从线性代数到抽象代数，也都有从模仿到机智的过程。机智在于事物间相似的迅速联想,意想不到的正确构成机智，它是经过一番思索才获得的事物验证。集合论的创始人、俄国出生的丹麦裔德国数学家康托尔认为：“数学的本质在于它的充分自由。”显而易见，诗歌和艺术也是这样。
Z：在这部作品里，童年蔡天新的敏感细致和柔软的内心让人印象深刻。这种敏感和柔软，一定伴随着你的整个成长过程，并给你的写作源源不断地提供体悟和灵感，但在现实生活中，它给你带来过困惑吗？
C：敏感和柔软的确是诗人所需要的，即使它造成的诸多困惑，也是有益于写作的。我一直认为，假如一个作家和艺术家过于聪明，没有任何笨拙的地方，那他很难为我们奉献优秀的作品，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也是如此。这是上帝公平的地方，它不会让一个人事事得意，也不会让一个人永远背运，只要他或她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至于在现实生活中，我早已学会了放弃。我认为放弃也是一种进步，是另一种占有。记得有一次在柏林，诗人西川问我，你是如何做到与那么多外国诗人保持联系的。我没有回答，其实他应该了解，中国文人之间的交往多以酒肉和相互之间的利害关系为基础，再穿插一些夸张的传闻和谣言。可是，只要你生活在中国，就不得不置身其中。相比之下，不同民族、国度之间人的交往较为轻松。
Z：以往你的文字总是天马行空，游弋于异国的旅行、科学与艺术之间，这次集中描写“文革”时期中国的南方乡村生活，是否有拓宽创作体裁的打算？
C：我的写作范围已经够宽了，有些文章还涉及哲学与历史、政治与语言学，加上翻译，从体裁上看，除了小说和戏剧以外，几乎遍及文学的每个领域。再考虑到我的专业是数学，必须有所节制了，最近我的写作重心就已偏向文理的融合。这就好比一个心态开放的年轻人，一开始结交了许多异性朋友，到一定的时候，他必须有所选择，考虑成家立业的大事了。当然，假如他或她处理得当，仍然可以和从前的朋友保持友谊。
Z：从这本书的写作风格来看，你把随笔与传记融为一体了。我读过你的一些随笔文章，也知道它们很受读者和编辑青睐。我想知道，是否随笔这种体裁对你特别得心应手？当你写完这本书以后，又有什么特别的感慨？
C：随笔是散文的现代形式，就如同自由诗之于旧体诗，因为驱除了华而不实的成分，更适合节奏日渐加快的生活和写作方式。当然，散文也有其所长，例如情感方面的抒发。可是，在读者提高了对艺术性的要求之后，我认为关于痛苦和狂喜的描述更应该通过小说或戏剧进行。比起散文来，随笔是一种更为质朴、宁静的文学形式，也更为我本人喜爱，我认为它的语言适合于传记的写作。写完这本书以后我忽然想到，为何我的童年如此孤单，后来的人生又相对比较顺利。当两者的距离拉开到极致，就有了一种喜剧的效果。眼看着就要成为一个木匠学徒，却突然时来运转。眼看着这辈子只能做一个数学工作者，却突然又开启天窗。再后来，世界像一头彩色的卷心菜，一层层剥开来被我瞧见。
Z：你的童年也有让我们羡慕的地方，比如功课很轻松，放学以后几乎没有作业，可以说读书没有任何压力，还有许多好玩的游戏。相比今天的孩子，你觉得哪一代人更幸运或不幸呢？
C：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老实说，假如让我再选择一次，我还是愿意回到从前，在“文革”期间度过童年。当然，必须有后来的对外开放作为前提条件。以小说家为例，余华、苏童和格非都与我年纪相仿，他（我）们只是感觉到而没有亲身经历“文革”，我认为这对文学创作非常有利。比我们早出生的那一代人比较完整地经历了“文革”甚至反右、“大跃进”，他们生命中许多精华的东西都被消耗或毁灭掉了，他们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和疤痕。而比我们年轻的一代，比如70年代出生的作家，或者像你这样的“80后”，对“文革”或苦难没有任何感受。即便是从人生体验的角度出发，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幸运的。至于今天的孩子，比如“90后”，我觉得他们在享受优裕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值得同情，这方面西方人对待未成年人的态度和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Z：在那个荒凉贫瘠且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年代，你是如何拥有和保存自己的梦想的？
C：在《电影》一文里我写到了对地图的发现，在《飞行》一文里则写到了如何开始绘制旅行图。没有任何人刻意引导，我的梦想通过自发绘制旅行图和获取地理知识得以延拓，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没有消失、减弱，而是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当然，那样的兴趣点并非每个孩子都能幸运地自我摸索到。
Z：当你环游了差不多整个世界以后，再回过头来，你怎样评价你那留在家乡不断迁徙的童年？还有，童年时的漂泊，与你后来的游走，是否有着某种精神上的契合？
C：我承认，如果后来没有机会漫游世界，我可能会缺乏勇气写这本书。每次从看似遥不可及的地方返回中国，回到西子湖边，我总有恍如隔世的感觉，那会儿童年一下子就变得清晰、悠远。那种感觉确实为我写作此书注入了活力，事实上，此书的后半部分是我在剑桥访学期间完成的。或许是童年缺乏出游的机会，我才会积蓄如此多的精气和灵感，完成一次次看似不可能的旅行。有一种力量始终支持和引领着我，无论是童年的漂泊，还是后来的游走。
Z：你告诉我打算把这本书题献给母亲，从小你就和她在一起生活，是否与父亲的关系相对疏远？在一些读者看来，你父亲的命运更加悲惨，他的一生令人惋惜。在相隔了那么多年时光以后，父亲在你脑海里是否已经渐渐淡忘？
C：我原先设想的扉页文字是这样的：“献给父亲、母亲，以及她和我在乡村度过的漫长虚空的时光。”后来考虑到韵律和文学性，以及我对乡村的无法割舍，省略了“父亲”两字。我和父亲共同生活只有一年，也就是上大学前的那一年，还有后来的一个暑假和一个寒假。他去世时不到六十岁，因此留在我的记忆里并不算老。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全家都不知道他的生日，包括母亲和不久以前过世的小叔。我写过两首怀念父亲的诗，一首是《回想
之翼》（见《父亲》一文），另一首是《在大海之上》（已用于新作《我的大学》之《故国》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