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娜特·毛伊尔讲述1990年2月的一次巴士旅行。在结婚二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毛伊尔夫妇第一次来到西方，来到意大利。汽车在到达阿西西①之前出了故障，这使得同行的迪特·舒伯特做出了一次绝望的举动。交换回忆和旅行食品。
这根本就不是时候。坐巴士五天：威尼斯、佛罗伦萨、阿西西。对我来说一切听起来都像是火奴鲁鲁。
我问马丁和皮特，他们是怎么想的，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还有他们怎么能想出这么个主意，让我们在纪念结婚二十周年的时候做非法旅行。
我本来很肯定，恩斯特不会去的。对他来说这几个月简直就是地狱。我们脑子里边真是装着别的东西，而不是意大利。但是他没有吱声。到了一月中，他问，我们是不是要做些准备——2月16日，学校假期中的一个星期五，就要出发了——我们用我们的民主德国证件怎么越过意大利以及奥地利的边境。我告诉他从孩子们那儿听说的情况，我们会从慕尼黑的一个旅行社拿到西德证件，显然是伪造的。时候到了，我想，事情到此为止了，恩斯特·毛伊尔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但他只是问到，那两张护照照片是不是就是干这个用的。“是啊，”我回答说，“两张护照照片，出生日期，身高和眼睛颜色——别的他们什么都不需要。”一切和往常一样。我们把自己的东西装进那个深绿色的箱子，在黑红格的包里装上刀叉杯盘和旅行食品：香肠、鱼罐头、面包、鸡蛋、黄油、奶酪、盐、胡椒、面包干、苹果、橘子，还有茶和咖啡各一暖瓶。皮特开车把我们送到拜罗伊特②。在边境上他们问我们要去哪儿，皮特说购物。
火车在每个小站都停。除了雪、亮着路灯的街道、汽车和火车站，我没有看到别的什么东西。我们坐在乘车去上班的男人们中间。当恩斯特剥开一个橘子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真正地想起了意大利。
在慕尼黑火车站上，恩斯特和他应该是相互认出了对方。我却对此毫无察觉。我怎么可能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呢？我连他真正的名字都叫不出来。
从威尼斯开始，我才对他有了一些印象。一个中等个头的男人，动作慌慌张张，戴着一只装的不合适的玻璃眼珠，眼皮从来不眨。他总是随手拿着一本很厚的书，一根手指插在书页中间，每当我们的意大利导游加布丽耶拉讲解什么的时候，他总会添油加醋一番。真是一个好为人师的家伙。他总是不停地把他有些花白的头发向脑后拢，但头发马上又会掉到他的额前和眼眉上。
总督宫和带狮子的柱子我在电视里见过。威尼斯的女人们，即使在我的年龄，也穿着很短的裙子，戴着漂亮、古雅的小帽子。我们穿得太多了。
为了行动自由些，我们白天总会从装旅行食品的袋子里拿出几个罐头、面包和苹果带上。晚上我们在房间里吃东西。恩斯特和我之间话不多，但比起过去几个月总算是多一些。“Unagondola，perfavore”①，他有一天早上洗漱时喊道。总的来说，恩斯特给人的印象是，他好像喜欢意大利。有一次他甚至抓起我的手，把它握得紧紧的。
而对他，他却只字未提。一直到最后也没有。除了在佛罗伦萨，当我们等着所有人都从钟楼上下来时，恩斯特问道：“我们的登山运动员在哪儿呢？”我并没有在意，或者以为，两个人什么时候聊过天——恩斯特总是比我先去吃早饭。他又说了一些关于在门框上攀爬的事情。
此前，在帕多瓦①，那个登山运动员坚持要我们停车，去参观一个教堂或者一个斗兽场，可日程里根本就没有这些安排。我转身向他望去——他坐在最后面。他的目光坚定不移，直直地射向前方，直指挡风玻璃，好像我们所有人在这儿都是为了把这位先生送往他的目的地似的。也许我有点不公正，也许没有后来发生的奇怪事情他根本就不会给我留下任何印象，也许我把顺序给搞错了，但是这一切都不是虚构的。
您想象一下。我们突然就到了意大利，有了一本西德护照。我叫乌苏拉，恩斯特叫博多，居住地：施特劳宾②。我们姓什么我已经忘了。我们一下子到了世界的另一头，奇怪的是，却像在家里一样的喝水吃饭，走路时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的前边，好像一切都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当我早上刷牙时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更是不能相信，自己已经身处意大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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