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铲王
一边的翻领上别着一把金绿相间的小竖琴，另一边是个飞翔的天使。他的这件蓝夹克曾风光一时。他头戴黑色的霍姆堡毡帽，一头白发打着卷儿，几乎垂及肩膀。他肤色泛黄，而巨大的双手则呈深栗色，右手有一节指关节变形歪斜，明显是因伤造成的。往上，手腕处，他戴了一条黑色的宽手带。他看不出年纪，像个表面结了一层永久冰霜的人。他不疾不徐，郑重地提起杯子，慢慢喝下健力士黑啤酒。我们在伦敦北部一间名叫毕蒂？穆里甘之家的大型酒吧，那天是圣帕特里克节，人们能明显地感受到企盼的氛围。墙上挂了“圣帕特里克节快乐”的宏伟横幅，多台平板电视的屏幕上显示着故乡风光的画面，山丘、溪谷、湖泊、整洁的小镇，以及历年来知名体育竞技片断的集锦。小巧的许愿灯与圣心灯别无二致，钉在大大小小木梁的犄角上，在这重大的日子里宛如护身符一般。店里只有三个人：那名安静的男子，一位声音嘶哑、头发纠成一团、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妇人，和我。
年轻的酒保艾德里安正在黑板上写承诺的美酒佳肴：低于半价的大杯爱尔兰威士忌、免费的小碟爱尔兰炖菜和苹果蛋糕。此外，老板还特别准备了满满一箱绿羊毛帽和绿围巾，送给老主顾。艾德里安年轻友善，一边问我还要不要咖啡，一边想知道那名安静的男子—他叫他拉弗蒂—是否要续杯，以庆祝这一天。艾德里安在自动点唱机上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戈尔韦披巾》1，宣泄着乡愁，令青春活泼的助手克洛达赫甚为恼火。
端给我的咖啡难以下咽，可我仍逗留不走，因为预约的时间未到，我拿起放在旁边空桌上的一份报纸。灾难和丑闻醒目地占据头条。据报道，某国北方一省发生进一步骚乱；一名女演员被拍到酩酊大醉、由人扶着走出夜总会；另一张照片则显示了仅几个小时前她抵达时的模样，穿着雪白的紧身洋装，踩着岌岌可危的高跟鞋。一名在某非洲蛮荒小国被关押了六十七天后获释的人质，面对团团包围他的记者似乎显得茫然无措。我看了看纽约的天气预报—我经常在那儿过圣帕特里克节，站在纷乱拥挤的人群里，他们向彩车和乐队发出欢呼。整个庆典活动中，我感到出奇地孤单。
我约的是个医生，在他那儿就诊已有大半年时间，也许是因为租金过高的缘故，他放弃了位于樱草山的住处，刚搬到伦敦这片相对较荒的地区。这是我第一次去这新寓所，我心感忧惧，一部分是因为，在我看来，我已把支离破碎的自己留在了原来那个房间，那里堆满了书，生着一盆火，病人和分析师之间有种难得的亲切随意的气氛。我坐在酒吧里，一只眼盯着墙上的钟，不停地核对新地址，
1“TheGalwayShawl”，一首爱尔兰民谣。
向艾德里安打听这条路那条路，再三确认自己没有走错。对，他认识那个人，说他来过几次，我理解为这暗示着我的医生喜欢喝上一两杯。
与此同时，克洛达赫穿着翠绿的围裙跑来跑去，吟诵着一首打油诗，让所有人都能听见：
马铃薯饼铁板烤马铃薯饼锅里煎若你不吃这马铃薯饼永远得不到男人的心
她穿梭于桌子之间，光线从带花饰铅条的窗玻璃照进来，跟随她的影子舞动。她一边高唱马铃薯饼赞歌，一边用掸子拂扫棕色的圆桌，上面积着黑啤酒的陈年老垢。
掸完桌子后，她动手把绿色的酊液滴在一杯杯汲出的健力士啤酒上，摹画三叶草的标志，拉弗蒂静静地注视，隐忍不语。一群喧嚷的家伙闯了进来，他们披挂着各色花哨的绿色饰品，打扮成矮妖精。领头的是个高挑的女子，拿着新鲜的三叶草，上面还粘有一团肥沃的泥土。她用略带矫情的口吻讲述自己自圣诞以来就写信给年迈的叔叔，提醒他这株草一定不能离开土壤，而且，必须记住给它喷水，要用打了孔、里面填满肥土的盒子邮寄。
“用的兴许是圣水吧？”那位声音嘶哑的妇人忽然喊道。
“闭上你的嘴。”有人回她。她举起一根唬人的手指说：“我出来混的时候你们可都还没出世呢。”
那棵孤零零的三叶草被传来传去，不知怎的看起来有几分落寞。
第二拨人紧随第一拨人的脚步而来，大家热情地互相打招呼，把外套和背包扔在许多张桌子上，强占了几个安静隐蔽的角落，扬言有朋友要来。一名留着鬓角、态度傲慢的男青年，身穿黑色皮夹克，径直走到老虎机旁，酸橙绿和樱桃红的灯光一闪一闪，照亮的图案以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速度转动。两个少年，大概是他弟弟，站在一旁，张着嘴，看他连续不断地往机器里投币，空等哗啦啦的出钱声，年纪较小的那个捧着摊开的手绢，准备接收进账。年长的那个胖嘟嘟的，把巧克力块塞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吮吸，弟弟则带着顽童愁眉苦脸的表情在旁边干看。
我放下报纸，在笔记本上简记下一两件可能要和医生讨论的事，就在这时，拉弗蒂意外地站到我跟前，近乎羞怯地问：“你介意我拿回我的报纸吗？”我表达了歉意，提出请他喝一杯，可他已经走了，摆脱那帮高声喧哗的人，带着一身冷漠超然的傲骨，举起右手向艾德里安道别。
经过三四个星期后，我们有了些言语的交流。
“那把竖琴代表什么？”一天早晨，当他习惯性地开个小玩笑，把报纸递给我时，我问道。
“证明我是爱尔兰人。”他回答。
“那天使呢？”
“哦，那是守护天使……我们每人都有一个。”他说着，露出敬畏的浅笑。
自我们第一次碰面大概六个月后，我与拉弗蒂不期而遇，我们像老朋友似的互相问候。当时，我在奇尔本大街一家二手家具店外，他坐在那儿的一张皮扶手椅上，朝过路的人微笑，如王者一般。他在露天下显得无拘无束，大团洁白慵懒的云朵飘过我们头顶的天空，周围尽是桌椅、五斗柜、火炉用具、围栏、陶器和杂七杂八的小摆设。
他让出一个座位给我，说店主认为有他在可以刺激生意，有一次，当他唱起《我将再次带你返乡，凯瑟琳》1时，路过的人纷纷停下来倾听，并依他所言，浏览起卖的东西来。旁边，一位妇人在为一个变了形的筛子讨价还价，一位年轻的母亲拼命想把黏在木摇马上的儿子拉下来却未果。白色的油漆已有几处剥落，金黄的鬃毛变成了脏兮兮的褐色，可在男孩眼里，他的战马高贵神骏。
拉弗蒂卷了一根烟，合上烟袋，在内心某些回忆的驱使下，向我讲述起四十年前他来伦敦的故事：一个十五岁的毛头小伙，和父亲一同抵达卡姆登镇，心想这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古怪、被煤烟熏得最黑的地方，连鸟儿，连走路摇摇摆摆的肥硕的鸽子都是人造的。他们住的房间很小，是父亲一年前租下的，里面只有一张铁床、一张薄薄的床垫、一个脸盆和一个用来烧水的小煤气灶。
翌日早晨，在卡姆登地铁站，那儿停着运料车和马车，年轻人在等待应征，足足有几百人，几百个爱尔兰人，盼望获得一份工作。一名工头上下打量拉弗蒂，对他父亲说，这男孩绝对不到十七岁，可父亲撒谎，非说他到了。两人唇枪舌剑，说什么他妈的同胞手足之类，最后，有人命拉弗蒂爬上运料车，他照做了。我相信（拉弗蒂说）有大好的未来在等着我，而留下的那些小伙子，他们站在街上，绝望的神情令人难过，那是我永远都忘不了的一幕。
大家被载到北面几英里外的一处地方，一群年轻人正在挖掘一条长长的沟渠，稍后里面将安设电缆。铺路的石块已被掀起，堆
1“I'llTakeYouHomeAgain，Kathleen”，一首爱尔兰民谣。
成一叠一叠。第一眼看到这情景时，用他的话说，很难不去想象这些人，尽管那么年轻，却注定永生永世受雇挖掘某座没有尽头的坟墓。有人递给他一把铲子，命他开工。铲子的手柄很短，比他在家里挖土豆或萝卜时习惯用的那种要短，铲头方方正正，又宽又厚。就这样，我（他说）被派去挖掘伦敦的蓝黏土，那是当时的叫法，土色因泄漏的天然气而发蓝，富有黏性，黏得必须不时把铲子往水桶里浸一下，然后斜插入土中，使劲转动。大伙儿排成一行，因太热而光着膀子，每人被分配若干码长的一段任务，要挖出四英尺六英寸之宽，四英尺六英寸之深。工头穿着绿色的惠灵顿长靴走来走去，恫吓我们。畜生，而且还是个爱尔兰畜生。挖了一个小时后，我拄着铁铲昏昏欲睡，若不是有霍利，我肯定被解雇了。他掩护我，扶住我不让我倒下。他来自多尼戈尔，说山峦和起伏的山路让他变得瘦长结实，说我会慢慢习惯的。旁边两个康尼马拉来的人只会讲爱尔兰语，听不懂其他人说的一字一句，但却深悉工头的旨意和他的残忍无情。我不感到饿，只觉口渴，十点半的那杯牛奶如天赐的甘霖。大桶里一整天都泡着茶，可霍利说那味道像番泻叶。茶童泰迪负责食物，晚餐大家分到的是土豆和卷心菜，可惜我吃不下。傍晚，当收工的哨声吹响时，我满手都是血，背快要断了。我倒头睡在房间的小桌旁，父亲把我和衣扔上床，连鞋都没脱，然后走了出去。
每天干着同样的苦工（他继续说道），但大家用聊天和讲故事来保持高昂的斗志。他们会谈论所有一切与家乡有关的事。有个家伙出其不意地宣称萝卜需打过霜味道才甜，引起哄然大笑。他当即被冠上萝卜奥马拉的名字。绰号意味着更深厚的同志情谊，我们—一个地下深沟里的兄弟会，对抗他们—体壮如牛的工头、承包商和分包商，在我们看来他们只不过是畜生—十足的畜生。我们说不定会有意外之财。相传有人找到一个价值好几百的古罗马的盘子，另有人挖出过一个装有三枚金十字架的木盒，把它当了。可我们找到的只有扎在土里的粗壮的树根、单张的煤炭收据和四十年代德国战犯埋下的毒气管道腐烂的外壳。每逢星期四，会有一个科克人坐绿色的面包车来发薪水，他的保镖，也是科克人，挥着板球拍以防哄抢。一时间大家自觉成了国王。我拿到四英镑，那必须交给父亲，他还让我写了封信给母亲，说自己过得多么开心，多么容易就适应了伦敦的生活，害得母亲来信说，她希望我不会染上英国腔，那等于不忠。
其实我对伦敦一无所知（拉弗蒂语带歉意地说），知道的不过是房间的四面墙、床里断裂的弹簧、通往马车和运料车接人地点的街道和那间雪白、广阔、有三座圣坛的小教堂，星期日爱尔兰牧师在那儿进行振聋发聩的布道。我心中充满恐惧，觉得每件事都是罪孽。如果圣餐碰到牙齿，我就认为那是死罪。做完弥撒，我们在收藏圣器的房间里喝茶，吃撒了糖的饼干。星期日的时光让人难熬，在街上来回溜达，看看晦暗的店面、楼上污秽的网眼窗帘和脏得发黑的古老墙砖。父亲星期日一大早就出门，可我从不知道他去哪儿。
我们房间的小架子上有本书，是赞恩？格雷写的。我想必已经读了几十遍，对里面的内容烂熟于心，能想象出犹他州一排排紫色的鼠尾草和三角叶杨，逃犯、蒙面骑手、在空阔的山岭间互相追逐的坏人，有个垭口特别被称作“骗局口”。我相信我发过誓，一定要去那儿，我想念户外的生活，想念在家周围的原野上漫步，还有星期日的狩猎，猎回一头白鼬。苦命的母亲每周至少写两次信来，哀求父亲回去，说她无法既照看孩子又干农活，还要替人洗衣服，而且，她头晕的毛病越来越严重。最后，父亲终于宣布他要回去了，可就在动身前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我们正在屋里，房东太太喊我父亲去接电话，电话装在厨房。我料想大概是母亲过世了，但不是，父亲回来时吹着口哨，一脸笑意。他给我一个半克朗的硬币，叫我去主街上的意大利餐厅，待到他来接我为止。我在那儿流连了三个小时，却不见他的踪影。那地方要关门了。他们把椅子翻到桌上，一个女的准备拖地，拖把已浸在水桶里。我回去时，卧室的门锁住了。我敲了敲，等了等，又敲了敲，父亲嚷着让我穿过走廊去后面的花园。可我反朝大门走去。没多久，一个高挑的金发女子，穿着斗篷，从我们房间出来。她远不如我母亲，迈步的姿态如此傲慢自大，我看得出她自觉在我们面前高高在上。她朝我投来一个冷漠、屈尊降贵的微笑。父亲看见我站在那儿，气疯了，什么话也没说，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拖进屋里，拉下我的裤子，狠狠地揍我。他一边用皮带抽我，一边不停地重复同样的话—“我让你知道……我让你知道廉耻……让你知道听话……我让你知道尊重长辈。我让你知道我让你知道我让你知道”，因被逮个正着而暴怒。
父亲回家后过了一段时间（拉弗蒂继续往下说），我开始上酒吧。那时我觉得自己更独立了。我去那家改名为佐巴的希腊小餐馆，点熏肉片、鸡蛋和炸面包。厨房位于柜台后面，在爱尔兰兄弟的驯化下，佐巴荒废了烤肉串和葡萄叶饭卷，而开始精于煎炸。接着，我会直接走进对面的阿兰酒吧，那儿完全是天堂，温暖的氛围，红色的台灯，高谈阔论，聊天吹牛，点一杯啤酒，坐在凳子上，连一句话都不用说。平时晚上很安静，可周末就又吵又乱，每次都有人打架，因为大家都喝醉了。打架的原因什么都有，为了一个女孩，一条灵犭是，种种恩怨—因为工头为了雇佣自己堂区的人而开除了六个人，因为讲错一句话，你知道，拳头就挥起来了。先是在酒吧里，然后到门廊，最后到外面的街上，两个喊打喊杀的壮汉和聚集在人行道两旁煽风点火的我们，场面与角斗士时代无异。当情况真的变得很糟，他们快被打成肉酱时，有人，通常是房东，会打电话报警。如果两个警察是走路来的，那么他们什么也不会做，只会袖手旁观，因为他们就想看爱尔兰人自相残杀。他们痛恨爱尔兰佬。警车驶来时，两个血流如注的家伙会被一把扔进后座，让他们在抵达警局前打出个结果。为此我们得到一个恶名，被叫作流氓阿飞。
瞧（他辩解道），无论工作时还是收工后，你都必须坚忍强硬，即便身体里面快撑不住了。就这样，我们细腻敏感的心灵被摧毁殆尽。可它没有消失，仍潜伏在那儿。有一晚在酒吧（说到这儿，他的声音变得阴沉）我看见几个成年男子痛哭流涕，场面像守灵。他们是从豪恩斯洛区来的一帮人，进来时失魂落魄，静坐不语，宛如幽灵。发生了一桩惨祸，他们都有份，因为都亲眼目睹了全过程。一个名叫奥兰莫？乔的年轻人坐在挖掘机上，液压装置失灵，杠杆滑落。他开始没注意到，直至几秒钟后才看见盛满泥土的大铁铲在空中猛然坠落，向站在下面的一名同事的头砸去，把他撞翻在地，切下了他的脑袋。大家慌作一团。工头、房屋检查员、警察，现场铺了一块蓝色的塑料布，工人被遣散回家，通知他们第二天早晨来报到上班。我没亲眼看见（拉弗蒂说），但听见他们描述，起先嗫嗫嚅嚅，后来一下子栩栩如生起来，斩落的头颅和那名青年双眼圆睁的惨象，如其中一人所言，那眼睛像锅里羊头的眼睛一样。最不幸的是，奥兰莫？乔和杰杰，就是那名青年，来自同一个村子，事实上，是乔帮他找了这份工作。对他而言，他与杰杰情同手足。他们在酒吧筹了些钱，把尸骨运回家乡。大伙儿都倾尽其囊。一英镑在那时是很大一笔钱，但数张一英镑面额的纸币被丢进扔在柜台上的呢帽里。自那晚后（拉弗蒂哀叹），奥兰莫？乔像变了个人似的。他再也不肯操作机器。公司购买了一台新的挖掘机，可他不肯上去。他改干地上的活儿。他会坐在酒吧里，一声不吭，两眼发呆。大伙儿努力安慰他，说：“没事，乔，没事，不是你的错。”唯独他相信是自己的错。我们见他想啊想啊，后来有一天晚上，他进来，穿着藏青色的西装，拎着手提箱，一边吹口哨一边在酒吧里四处走动，像在寻狗似的，又喊又叫，还钻到凳子和桌子底下，后来我们听清了他说的话。他在说：“出来，杰杰，我们回家了。”我们明白，我们明白他疯了，我们再也见不到原来的他了。他完了。“失去的，不是一条，而是两条生命。”拉弗蒂沉痛地说。
一九六二年冬天，在父亲走了两年后，他差点不得不步其后尘。雪从圣史蒂芬节那天开始下，连续下了几个星期，毫无减小的迹象。所有的户外工作都停了。马路上和人行道上结了冰，厚得能把什么样的大锤都敲断，沟里积满了雪。大家没拿到薪水就遭解雇，许多人上了船。他的房东太太，一位特立尼达来的妇人，宽限了他几周，碰巧，他在当铺遇见了莫尔斯金？姆加文，当时拉弗蒂正要典当一副镶紫宝石的镀银袖扣。莫尔斯金在招人去整修肯辛顿的一家旅馆。这是份完全不同的工作。往料斗里加入沙子、砾石、水泥和水，掌握诀窍，在料仍是液体、尚未结块时搅拌成混凝土。他和墨菲，两人一组，据拉弗蒂说，比铲伦敦的蓝黏土容易，而且没有工头。莫尔斯金是老板，耳后夹着一支铅笔走来走去，时不时溜去酒吧或登记赛马赌注的经纪人那儿，自以为是个眼光敏锐的纯种马行家。下班后，拉弗蒂陪莫尔斯金去一间与赌场相邻的鸡尾酒酒吧。照他说，在那儿他爱上了喝低酒精饮料。莫尔斯金与各类声名狼藉的人互相直呼其名，而且还和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有来往，那女人住在一栋拉毛粉饰的白色大房子里，要走台阶上去。每晚九十点的样子，他们会提着数瓶黑啤酒前去那儿，那离了婚的女人穿着孔雀蓝的礼服，戴着一圈圈珍珠项链，在那儿等莫尔斯金。由于他们的靴子上沾了雪和湿嗒嗒的冰粒，门内摆着几双棕色的毛拖鞋。那棕色的拖鞋（据他说）让他想起家中茶壶的保暖罩，一样的材质，上面绣有一间白茅屋。宽敞的房间一间连着一间，犹如铺了地毯的天堂。每次都有热闹起劲的派对，人们跳舞或坐在彼此的大腿上，酒柜敞开。作为特别节目，莫尔斯金站在钢琴旁，唱起“我是伯灵顿？贝蒂，我十点半起床”1。午夜，一个扮成牧羊女的少女会走进来，敲响玻璃铃铛，宣布晚餐已就绪。各式各样的奥地利美食，维也纳炸小牛排，蔬菜炖牛肉，涂了辛香果酱的苹果卷，以及遵照爱尔兰习俗准备的水煮猪脚和卷心菜。
旅馆的工作预计至少持续九个月，但遗憾的是，莫尔斯金打了老板的儿子达德利一拳，把他推翻在地，让他跌过楼层的搁栅摔到一摊碎石上，就在当天，工程戛然而止。之前，身穿克隆比2外套、围着方格围巾的达德利，会来突袭检查，确保我们没有偷懒。他婆婆妈妈的，总把爹地挂在嘴边，左一个爹地，右一个爹地。爹地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爹地非常爱爱尔兰，每周四晚都要飞回家，为了踩一踩爱尔兰的土地，和妻子及家人团聚。就在那天，他说人们应该为爹地竖一块纪念他的牌匾，和领导解放运动的丹尼尔？奥康奈尔及已故的著名诗人并排，这时，莫尔斯金爆发了，叫他别再废话。
事发后，他和莫尔斯金离开了伦敦地区几个星期。莫尔斯金认
1歌曲《伯灵顿？贝蒂》（“BurlingtonBertie”）里的一句歌词。2Crombie，英国高级成衣。
识一个人，在霍夫的沙滩那边藏了辆大篷车，他们躲在里面，靠面包和沙丁鱼为生。莫尔斯金冒充园艺师，给他俩找了点零活，（拉弗蒂说）他又重新沦落到铁铲下。
他最后一次见到莫尔斯金是一个夜晚，在阿兰酒吧，结冰的地面已经解冻，他正在为另一批承包商干活，跳上的是蓝色而不是棕色的货车（他说）。莫尔斯金穿了件绿风衣进来，宣布他将离开伦敦，去林肯郡照料一位女士，接着，他向面前所有的人借钱，答应周末请他们去狩猎。
多年来拉弗蒂时不时被迫去伦敦以外打工。一次在伯明翰附近，修筑高速公路，另一次在谢菲尔德郊外，建造发电厂。大家住在巨大的帐篷内，睡在稻草垫上，到公共食堂解决吃饭问题。可我始终（他十分腼腆地说）想念卡姆登。卡姆登是我的第一个落脚处，虽然起初我号啕大哭，走过那些阴沉、令人绝望的街道，可那是我扎下根的地方。奇怪的是，你会眷恋一处地方或一个人，并非是你特别喜欢的，他将这归因于人类的习久成性。
直到他向我告别之际，我才发现夜幕已降临。几小时前的白云消散了，天上隐微闪着一颗星星。人们有的步行，有的开车，有的骑自行车，在交通高峰中以不自觉的疯狂速度赶路，拉弗蒂的故事讲完了。我提出请他喝一杯，可无论是那时还是此后我与他渐渐熟稔的这一年里的任何时刻，他都没有接受盛情。他最后的一丝骄傲。
圣诞节后，在酒吧，拉弗蒂心情很愉快。他剪了头发，外套胸前的口袋里惹人注目地插着一条褐紫红色的真丝手绢。照他的说法，他去了趟“外地”。所谓外地，只是往北几英里，但对他而言，平日关在他自己狭小的圈子里，任何一次出行都是特别的经历。至今，我对他的行踪略知了一二。他每天早上在毕蒂？穆里甘之家喝一杯啤酒，晚上回去喝限定的两杯。白天，他四处巡游，按他的说法，他可以当个人口普查员，要有人愿意雇他的话。中午，他去活动中心，和其他一些人一块儿，分到一份煮好的餐点和咖啡。女负责人鲁瓦桑是位可靠的朋友，遇上有代销的衣服，会不时送他一件夹克或套衫，那是一个乐善好施的都柏林人寄来帮助在伦敦受苦受难的爱尔兰人的。有时他会帮忙干点花园的活儿，甚至还被鲁瓦桑招去给其他濒临失足的年轻人忠告建议。
圣诞节，他在焦橡木区道纳尔和艾斯琳开的酒吧和他们一起度过。他说，他们是豪爽仗义的友人。平安夜酒吧早早打了烊，以便招待来访的客人，包括他、住在富勒姆之外老远的克莱尔？米克，以及中过风但幸好脑子没受损的维斯奇？提普。还有楼上的房客，三个爱尔兰人、一个蒙古人和一个黑人。极乐世界，他这么形容。走到柜台后，给自己打一杯啤酒或任何想喝的东西。酒吧的灯光昏暗幽微，铁闸门已拉下，电台里播放着欢快的颂歌—“梨树上有只鹧鸪”—平安夜的晚餐是烟熏肉和卷心菜，之后，圣诞节那天，据他讲，一桌丰盛的佳肴。宴会开始时，道纳尔在每个客人面前咚的放下一瓶香槟，不过他和艾斯琳两人滴酒未沾。烤全鹅，里面塞了土豆、鼠尾草和洋葱，烤马铃薯，孩子们淘气嬉闹，饼干、纸帽、玩笑、谜语、吹牛扯淡，有了这些，那几顿饭吃得畅快淋漓。这正是你幻想中的家，拉弗蒂说，话音里无疑藏着惆怅。
三月，我与医生的一次约诊改到了晚上。走出来时，黑暗的夜色中雾气迷蒙，酒吧温暖的灯光着实诱人，气氛与白天截然不同，如此愉悦，把人缠绕，当我进去时，已然有了微微的醉意。不仅如此，里面还挤满了人。一张大圆桌上正在举行热闹的生日派对，一名肥胖的年轻女子，整个人淹没在花束里，享受当贵宾的感觉。我朝拉弗蒂所站的柜台走去，点了一杯白葡萄酒。酒一上来，他就把我拉到另一个没有人在喝东西的柜台旁，避开人群。我们一度没有交谈，而是仔细端详堆放在架子顶层的那排酒瓶，贴着金色、黑色或红褐色的显赫商标，印有花体字母和纹章的记号，证明它们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架子下层的酒瓶被倒过来，瓶颈卡在透明的塑料量酒杯里。拉弗蒂说，每间酒吧的度量都不一样，毕蒂酒吧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们给的小杯威士忌或伏特加会多五毫米。关于这一点，他思忖了片刻，说，有了酒，就有无穷无尽的可能，你可以做任何你能做、想任何你能想的事。而且，时间会被吞噬，或更确切地讲，照他的说法，会迷失。
父亲返乡后过了几年，母亲去世了。他相信是父亲害死了母亲，把她累死了。接到这封伤心的电报，他动身前往维多利亚车站，据他说，去赶乘接旅客到霍利黑德搭船的斯莱特里长途车。可根本没走成。他一路在各式各样的酒吧饮酒作乐，大伙儿同情他，说着酒后感伤的话，直至白天转成黑夜，长途车开走了。我一直悔恨自己没有回去，他说。
自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受酒精掌控，可他清楚一切都是关联的，属于同一种困境。他会工作六个星期，然后豪饮买醉。接着变成打点零工，赚几个小钱去买苹果酒，不久，他就开始游手好闲。桥下的床垫，来自爱尔兰各地的人，夜晚的吹牛扯淡，边喝酒边大话连篇，随后是争吵和早晨的呕吐，震颤性谵妄，看见老鼠和蛇，吮吸空空的酒瓶。
一天早晨（拉弗蒂往下说），我从被子里爬出来，准备去打一针。通常街上有几个去上班或下了夜班的人，他们会给你些施舍，尤其是女的，女人的心肠比较软。我发现街对面有个穿白色束带雨衣的女人在看我。那是嫁给了比利的玛奇。
她走过来，即便现在，我仍能读出她心中想的却没有说出口的话：“你该瞧瞧自己的模样，拉弗蒂，你的自尊没了，一半牙齿没了，美丽的黑头发花白了，目光变呆了。”
我问：“比利怎么样？”她说：“比利死了，走了。”眼中盈满泪水。我简直无法相信，手风琴手比利曾是多么出尽风头，他们两个，如此光彩地在舞池里，赢取奖牌，畅饮玫瑰红的葡萄酒。当他们获得圣马丁巷一家连锁酒吧的经营权后，比利放弃了工地的工作，照她说，这毁了他，毁了他们。接着，出乎意料地，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记事本，塞进我手里。在他看来，她一直在等待这次意外的碰面，遇见某个昔日旧识，让她能把本子拿出来。她的过往，断断续续地记在上面，很多时候字迹潦草，用的是不同颜色的墨水。
又被狠狠打了一顿。内出血，急送医院，差点失去宝宝。
比尔三天三夜没回家，找遍了主街，发现他在一块租来的地里和别的家伙一起喝廉价的苹果酒，甚至认不出我来，带他回家，把他全身擦干净，给他洗澡、刮脸，答应等我一发工资就给他买新衣服。
比利在我怀里哭了半个晚上，我鼓起勇气，问他为什么喝成那样，他回答不是什么大事。我问什么事。他说出了点问题，只肯说这么一句。出了点问题。他把问题带进了坟墓。
还有一次，我醒来，他正把药片和威士忌往我喉咙里塞，当时神情恍惚。他想死，想我们一起死，因为我们彼此相爱。“要死就一块儿死吧，”我嚷道，“两个年幼的孩子就在隔壁。”
他的母亲是白羊座，七十岁生日时，我给他买了张回家的票。我说可以喝一杯，喝几杯，但答应我，不要喝到烂醉，如果你爱我，答应我，他应允了，我们互相拥抱。他一大清早抵达姐姐家，小外甥女正要拉他去放CD，姐姐走进厨房去烧水，就在这时，他倒在门口，再也没有醒来。
我把本子递还给她，她说：“我依然爱他……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依然爱他吗，拉弗蒂？”我不能。在跑去赶公交车时，她回头喊道：“人生在世，不只是拿来挥霍的。”这给了我某些触动。我回到在霍洛韦以远的那间斗室，是位牧师替我安排的。我鲜少踏进那儿，更喜欢在桥下和流浪汉鬼混，可那天早晨我去了。屋里有面我从船上拿来的镜子，我在里面看到自己堕落的模样，把镜面转向墙壁。我动手打扫房间，清理杂物，用完的牙膏管、眼药水、旧袜子和工作服，把它们统统装进垃圾袋，然后，从楼梯底下拿出吸尘器，开始吸尘，把漂白剂倒在一罐水里，擦洗窗台和木板。我站在淋浴间里，望着塑料浴帘上的小黑伞图案，和自己定了个约。我戒不了酒。你可以说我赢了一半输了一半。我给自己定下目标，早上喝一杯啤酒，晚上喝两杯，多一滴也不沾，永远如此，除了婚礼上可能要敬酒除外。
“女人，”他近乎羞怯地看着我说，“女人可以对男人做出一些很有杀伤力的事。玛奇是这样，我母亲也是。”在我离家一去不返的前一晚（他继续说道），母亲决定我们去采越橘做馅饼。那是一种颜色和蓝莓一样的浆果，但比蓝莓酸，长在树林深处隐蔽的地方。那是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夏日傍晚，树林里光线充足，生机盎然，鸟儿、蜜蜂、蚱蜢，给人一种天空永远不会再灰暗或下雨的感觉。我们运气很好，采了满满两罐，双手被染成浓浓的靛蓝色。不知何故，母亲用手涂抹起脸，然后我也跟着做，我们俩，两个紫色的怪物，像小丑似的，笑得前俯后仰。也许是笑声，或也许是那份放肆，给她壮了胆，母亲捏住我的指关节，说她有话告诉我，说她爱我胜过这世上的一切，胜过她脾气火暴的丈夫和两个可人的女儿。这话太重了，重得不该说给这么小年纪的人听，于是，我走了，永远地走了。
有时，他沉默了许久后说，当他看见橱窗里的圣诞饰品和圣诞蛋糕的抽奖活动，或收到妹妹—她们现已长大成人，早早就出嫁搬了出去—的卡片时，他会儿戏般地兴起回家去扫墓的念头。只是他从未去过。“如果回家，我一定会杀了他。”他说，悲伤黯然的眼睛与我四目相对，无所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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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 门罗（2009年曼布克国际奖得主）
艾德娜·奥布莱恩的才华有一种烈性，一种与冷静对立的勇猛。这本书情感浓烈，但是这种情感却被各种手铐和枷锁所束缚。
——托马斯·麦卡锡（2011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评委）
艾德娜·奥布莱恩是五十年来爱尔兰移民的先驱。没有任何一位在世的爱尔兰作家能在格调、创作耐力、深度或意义上与她相比。她一直不自觉地把人推向安身立命的身份的边缘。
——科伦·麦凯恩（《转吧，这伟大的世界》作者）
艾德娜·奥布莱恩作品一个巨大的优点是把对于世界的感官用语言重新塑造……如歌的语言反而更加可信，因为这语言来自于一种明白活着的回报与代价的洞察力。
——谢默斯·希尼（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