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教育：一个草根教师的成长启示》：
我出生在文安洼。
文安洼是华北地区的“锅底”，我家就住在这口“锅”接近锅沿儿的位置。过去的文安洼多水，与西面的白洋淀遥相呼应。文安洼历来为蓄洪区，也是天然的分洪区，在战略上说，一旦暴发洪灾，要保卫北京、天津，就得先淹文安洼。因此，文安洼是一个“十年九涝，蛤蟆撒尿也成灾”的地方。“淹了文安洼，十年不还家。”每每水来，老百姓总是流离失所。我常听妈妈说起，她们那代人记忆最深、影响最大的一次洪灾，就是1963年的大水。洪水来袭，待收的庄稼全部被淹，生活没了着落，村里人只能拖家带口划着船外出逃难。
但是，自打我记事起，传统意义上的文安洼便不复存在了，这应该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发出的“一定要根治海河”的指令。不过，我小的时候，家乡依旧多水，每到雨季，处处是沟满壕平。地下水的水位也特别高，我们到地里给猪打野菜，口渴了，就用镰刀在地里随便挖个坑，一尺多深，就会有小小的泉眼，汩汩地冒出水来；稍等一会儿，沉淀得清亮了，趴下就可以甜甜地喝上一气。那时候随便找条小河沟，打好埝子，便能捞到很多鱼。村里的水坑夏天洗澡，冬天滑冰，充满了无穷的乐趣。不过随着气候的变化，文安洼的水像长了翅膀一样，突然问就不见了。文安洼再也没有了原来的风貌。这是题外话，不多说了。
在文安洼，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莫过于“地梨儿”这种植物了。“地梨儿”呈圆形，皮黑，肉白色，球状体顶端长着一撮毛，究竟属于哪一科，哪一目，我无从查起，但看起来应该和荸荠是近亲。我听母亲跟我说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家户户断了炊。正当人们不知道如何熬过青黄不接的岁月时，文安洼突然长出了遍地的地梨儿。地梨儿像鹌鹑蛋一样大小，可以生吃，可以煮熟了吃，也可以晒干了，磨成粉，贴饼子、蒸窝头吃。文安洼周围方圆上百里的老百姓闻风而来。那时候，文安洼到处是刨地梨儿的人。那一年的地梨儿养活了很多人。更为神奇的是，大灾过后，地梨儿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让人不得不想，难道这地梨儿是上天派来拯救人们的？
当然，我小时候还能见到地梨儿，偶尔也从沟边、水塘边挖出来尝一尝，但通常只是像花生米大小，而且硬得出奇，啃起来也没什么滋味儿，一点不像传说中的样子了。
我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开始了自己的求学生涯。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几乎没什么文化，但他们懂得学习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我一到年龄，就被送进了村里的小学。那时候学校根本没有木制的桌凳，一律是土坯垒砌的台子，学生自己从家里拿来小木凳或小马扎上课。冬天，教室的后面点一个小小的炉子，对四面透风的教室而言，几乎只剩下了精神意义上的取暖价值。到了初中，要到离家五里路远的乡政府所在地去读书，就更多了几分辛苦：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早晨都顶着满天的星星去上学，书包里除了书本之外，一张玉米面饼子或者两个窝头是必不可少的，中午就在学校凑合着啃一点干粮吃，有时候连热水也喝不上。2018年1月9日，云南省昭通市一名叫王福满的留守儿童头顶冰霜上学的照片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被称之为“冰花男孩”。这条新闻让我重新回忆起自己当年上学的情形，与“冰花男孩”何其相似！可这样的生活我丝毫不觉得苦，现在回想起来，却觉得那时候读书远比现在的孩子有滋有味儿得多，从未感到厌倦。
原因何在呢？大约就是那时候的读书不是死读书、读死书。上学不是一味地啃课本，还有很多的活动，割猪菜、拾麦子、搂柴火、养兔子。我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曾经有一段时间专门负责给学校的几只兔子割草，那可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这些活动的成果要纳入对学生的评价，有时候还能换回一些零钱呢。那时候学习的压力也没有现在大，我记得那时候每周还是休息一天半。我记忆中印象深刻的是，周末放假了，常常是在周六中午吃饭前，作业已经完成了，接下来的假期，完完全全由自己支配了，自然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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