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众人皆知的大诗人，他的一生可谓历尽坎坷。尽管生活困苦，但无论走到哪里，身处何种境地，他都以一颗赤诚的心关切时政民瘼，发为感人肺腑的诗篇。他被人们尊称为“诗圣”。
冯至是当代著名的诗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以“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的切身感受，在杜诗中找到了知己般的共鸣。于是，他以杜诗为根据，“用一个现代人的虔诚的心与虔诚的手描绘出一个唐代的杜甫”， 绎杜甫的人生和诗心，表彰“诗圣”的人格精神与艺术魅力，同时也借以排遣自己家国之爱无处安放的苦闷。这是一部心与心交谈的诗人传记。
九 成都草堂
唐代有句俗话说，“扬一益二”，扬是扬州，益是成都，这句话说明在长安洛阳以外，繁荣的城市除去扬州就要算成都了。当时的西蜀不只有丰富的农产、矿产，手工业也得到高度的发展，像丝织品、纸、大邑的瓷器……都是远近驰名的。它虽然被艰险的山川包围着，却阻止不住国内的和国外的商人们来到这里贩运货物，因此成都便成为一个富庶的城市。安史乱起，中原民不聊生，更加上严重的灾荒，到处都有人吃人的现象，可是西蜀还能保持暂时的安定。唐玄宗曾经一度率领着一批官僚逃到成都，至于一般人民流亡到这里的当然也不在少数，因为大家想，在这夙称富庶的区域，生活比较容易维持。杜甫来到成都，因为他没有吃的，自然要找产粮丰富的区域；没有穿的，自然要找温暖的南方，这正如候鸟在秋天不得不向南飞翔。可是没有几年，剑南的东西两川，内由于地方官吏的跋扈与人民负担的加重，外由于吐蕃的侵扰，这块当时所谓的“乐土”，在大混乱的时代中也不能自居例外，同样陷入一个长期的互相斫杀的局面。
杜甫到成都时，裴冕是成都尹兼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冕在玄宗时结交王珙，晚年在代宗时又攀附李辅国和元载，是一个不择任何手段只求自己升官的官僚，他又是马嵬事变后六次上笺拥戴肃宗即皇帝位的人，就广义上说，正属于房琯和他的友人们的敌党。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同意一些杜诗的注者说杜甫在诗里一再称述的“主人”就是裴冕。但是裴冕的幕中可能有杜甫的友人和亲属，例如他的从孙杜济就是裴冕身边的一个得意人物，这些亲友或多或少会给他一些经济上的帮助。他和裴冕虽然没有直接的交谊，他既然到了裴冕统治的境内，却也不能不在他的纪行诗《鹿头山》里用四句诗来恭维恭维他，这种用心是很可怜的。他到成都后，我们再也找不到一句和裴冕有关的诗了。并且裴冕在第二年（760）三月便离开成都，李若幽继任成都尹。
杜甫在759年的岁末到达成都，住在西郊外浣花溪寺里，寺里的僧人复空是他临时的主人。他在庙里没有住多久，便在城西七里浣花溪畔找到一块荒地，先开辟了一亩大的地方，在一棵相传二百年的高大的柟树下建筑起一座并不十分坚固的茅屋。他经营这座草堂，不是轻而易举的，几乎事事都需要朋友和亲戚的帮助。表弟王十五司马出郭相访，走过野桥，给他送来建筑费，使他感动地说：“在他乡多亏表弟帮忙，来往不辞劳苦。”他一方面营建草堂，一方面写诗向各处觅求树秧：向萧实请求春前把一百根桃树秧送到浣花村，向韦续索取绵竹县的绵竹，向何邕要蜀中特有的、三年便能成荫的桤树秧，他亲自走过石笋街到果园坊里向徐卿索求果木秧，无论绿李黄梅都无不可，他还向韦班要松树秧和大邑县的瓷碗。关于瓷碗他写出下边的绝句，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唐代的瓷器精美到什么程度：
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成都）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
经过两三月的经营，草堂在暮春时节落成了。不只杜甫自己欣庆得到一个安身的处所，就是飞鸟语燕也在这里找到新巢，从此这座朴素简陋的茅屋便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根据“浣花溪水水西头”、“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背郭堂成荫白茅”、“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茅堂石笋西”、“结庐锦水边”、“西岭纡村北”……这些诗句我们可以推测草堂的位置是背向成都郭，在少城碧鸡坊石笋街外，百花潭北，万里桥及浣花溪西，临近锦江，西北则可以望见山巅终年积雪的西岭。
重版说明
前记
一 家世与出身
二 童 年
三 吴越与齐赵的漫游
四 与李白的会合
五 长安十年
六 流 亡
七 侍奉皇帝与走向人民
八 陇古的边警与艰险的山川
九 成都草堂
十 再度流亡
十一 幕府生活
十二 夔府孤城
十三 悲剧的结局
附录
一 人间要好诗
二 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
三 论杜诗和它的遭遇
四 白发生黑丝
我们不会忘记，冯至先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鲁迅先生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曾经提到作者早年的“幽婉的名篇”，并且肯定他早期的成就，称他“后来是中国*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在这部传记里，作者是适度地发挥了自己在这一方面的长处。由于对于材料所持的一种慎重态度，也由于材料的缺乏，使他不得不尽可能地采用杜甫自己的作品作为原料来加以改写。这，基本上就是一种将诗译为散文的工作。这一工作，如我们所理解，是相当困难的。但作者却用他所擅长的抒情的笔调，谨严而又流畅地完成了他自己所规定的任务。必须承认，这本书是富于感染力的。而这种感染力的获得，应当归功于作者的艺术修养。
——程千帆《读冯至先生〈杜甫传〉》
在这十二篇里，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像第三章说他对李白的认识前后不同；第五章说郑虔启发他的幽默感；第七章说他写“三吏”“三别”时内心的矛盾；第八章说他秦州以后的五古发挥五言诗*高的功能；第十章说他绵州、梓州各诗反映当时政治上、军事上各种变动。以上之就它关于说诗的一方面，随手札得几条，都是前人没有说到见到的。
——夏承焘《读〈爱国诗人杜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