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2辑）》：
第一，新冠疫情带来的一个积极效应是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有更客观和辩证的认识。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全球化把人们从国家无所不包的管理和控制中解放出来，使之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全球化通过资源全球配置和自由竞争将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即使最穷的人也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然而，疫情告诉我们，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分化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影响了人的生命和健康，一个完全由资本全球化支配的世界是一个由匿名的市场机制支配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失去对自己生活条件的控制能力。此次疫情中，一些国家防疫物资和医疗设备严重不足，因为它的生产和采购已经完全全球化了。一旦疫情影响到供应链，国民就暴露在严重的短缺风险之中。可以预料，即使全球化趋势不完全逆转，在疫情之后，经济的形态也会发生改变。一旦人们意识到全球化的供应链的脆弱性，就会朝有选择的自给自足方向上迈出更大的步伐。一些直接影响到人们生命健康和安全的产品的生产会更多地选择在地化生产，一个国家也会在全球化的效率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进行平衡。
第二，疫情会改变人们对国家和公共保障作用的认识，削弱新自由主义在公共服务上过度私有化和市场化倾向。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国家的贬低和对市场的美化，它的口号是“小国家大社会”。这种观点对医治社会生活国家化和官僚化有其合理因素，但是，过度强化市场和社会团体的作用，贬低在重大安全危机中国家在组织、动员、领导和直接提供公共物品上的作用，就会削弱国家在危机面前的行动能力。一些国家应对疫情的失败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公共医疗和服务机构雇员、物质储备和授权不足是重要原因，而这些很大程度上是一段时间以来削弱公共支出的结果。一些观察者认为，后疫情时代将会出现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回归。此次疫情英国首相鲍里斯提出的自然免疫法受到很多批评，但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NHS）却广受好评，成为英国人最满意和最骄傲的机构。与此相比，美国混乱的、支离破碎、很大程度上是私人化的医疗体系的表现也差得多。福山认为，疫情大流行改变了人们的政治眼光，人们将放弃意识形态的目光，着眼于政府的绩效，而“政府绩效的关键因素将不是政体的类型，而是国家的能力，尤其是对政府的信任”。
第三，历史经验表明，灾难会改变人们的态度，加强社会团结，创造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的社会改革的氛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福利国家的出现就是如此。麦克法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就像一个放大镜，可以放大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像一个一种强烈的兴奋剂，或者像植物上的一种肥料，它使正在缓慢演变的趋势提速，这种情况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过，因为难以想象的苦难所造成的绝望，许多技术社会和政治变革得以加速。”福利国家政策之所以在战后受到欢迎，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只有更加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社会才能减少战争的风险，只有更加团结的国家才能应对国家的重大危机。灾难是特殊的经历，守望相助，共渡难关，可以培养集体意识，增强人们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和归属感。当今西方社会之所以陷入停滞，主要原因是社会分裂和政党对立，任何建设性的社会政策都无法推出。也许新冠危机可以改变这种政治锁定状态，给改革带来机遇。
第四，疫情危机有助于人们生态意识的改变。生态和气候危机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以往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呼吁得多、行动得少，一方面人们已经习惯于高消费，难以改变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搭便车的机会主义动机使人选择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当代资本主义是一种“快速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特殊体制，它通过便利的交通、快速信息和传播，把快节奏强加给自我、社会和文化。快速资本主义培养了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速度是生命，停滞是死亡。在信息爆炸和广告轰炸下，人们陷入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赚钱、消费、再赚钱。新冠疫情迫使人们的生活慢下来，减少了许多无意义的消费和炫耀，并且人们从中感到快乐和满足。人们突然发现，改变行为方式是可能的。在生态问题上也是如此，以往人们即使相信生态的破坏和气候变暖正在把地球变成无法居住的废弃之地，然而，为了维持现代经济体系和现有的生活水平，生态危机又被认为是无解的，是人类的宿命。疫情部分地改变了这一状态。“北京或纽约上空蓝天敞开，当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星星和月亮时候，我们看到一切都是可能的。”换言之，只要人们愿意，生态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乔姆斯基在疫情反思的文章中指出，当代世界面临着三大威胁，即核战争、气候变暖和民主的衰落，如果人们在新冠疫情中形成的新的意识能够消除宿命论，增加人的反思能力和主体能动性，就有助于改变人的意识和行为态度，产生出积极的外溢效应。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也认为，对生命和健康的关注所产生的积极意识有可能转移到对生态的关注。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