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
重构科学发现的概念框架：元科学理论、理论与实验？
袁江洋
在20世纪科学史、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社会学的发展进程中，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出版于1962年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是一部富于转折意义的著作，一部将当时科学史、科学哲学乃至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集成在一起加以解决并在这三个领域均产生了强烈影响的杰作。当拒斥形而上学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当假说-演绎模式成为当时科学哲学家们理解科学的主要途径，当科学哲学的思考日益脱离历史及现实中的科学实践时，库恩开始将科学思想史的分析和社会学的视角引入科学哲学的思考之中，他通过大尺度的历史比较研究提出了其基于范式及范式转换概念的科学革命学说，以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的更迭来理解科学发展的历程。他关注科学家们（科学共同体）理解自然的概念框架并在此框架中为科学家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留下了重要位置，他呼吁科学哲学家们更多地关注科学史并倡导历史的科学哲学（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库恩的许多思想都有明确的思想前驱，尽管他的许多结论在当时以及今天看来亦未尽合理。譬如，他过于关注科学共同体层面以及大尺度历史跨度上的宏观比较而未能深深切入科学发展过程的显微研究，未能给范式下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定义，未能以确切的科学史案例说明范式转换的过程，而不得不诉诸心理学的格式塔转换机制，提出屡屡招致相对主义指责的不可通约性概念，也未能在考虑科学理论的竞争、选择及评价问题时维护实验应有的地位。但作为一位宽口径的思想家，他回到原点重构科学哲学概念框架的做法以及由此而致的关于科学革命的思想是隽永、深刻而富于启迪的，以致《科学革命的结构》之后出现的种种新道路，无不与批判、修正、超越库恩相关。
本文将表述笔者本人在重构理解科学发现的概念框架时所进行的尝试性努力及主要结果，以应《科学文化评论》刘钝主编之邀—于《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50周年之际写一篇纪念文章。
读者将会看到，本文将要表述的理解科学的思考进程极大地受惠于库恩式的思考—历史的科学哲学式的思考。这种思考恰恰出发于库恩犹疑之处和止步之处。无疑，除库恩以外，还有众多思想家，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柯瓦雷（A. Koyré，1892—1964）、文德尔班（W. Windelband，1848—1915）、克罗齐（B. Croce，1866—1952）、佩格尔（W. Pagel，1898—1983）、霍尔顿（G. Holton，1922—）、汉森（N. R. Hanson，1924—1967）、拉卡托斯（I. Lakatos，1922—1974）、劳丹（L. Laudan，1941—）、哈金（I. Hacking，1936—）等，以及历史上的许多自然哲学家或科学家，如玻意耳（R. Boyle，1627—1691，也译作波义耳）、牛顿（I. Newton，1642—1727）、拉瓦锡（A. L. Lavoisier，1743—1794）等。
一、直面发现的与境：穿越“科学共同体”的界面
20世纪末，美国科学家与后现代科学解释者之间爆发了激烈的“科学战”，在此之前，持理性主义立场的科学哲学家们与后现代形式的或相对主义形式的科学解释者之间，也一直存在着激烈的论争。
激进的相对主义科学解释者甚至基于“观察渗透理论”、迪昂-奎因整体论论题以及不充分决定性论题，完全排除了经验（实验）对于科学理论评价和选择的作用，将科学发现的过程也解释为社会学的协商过程。
库恩本人也无法认同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学者对他的著作进行的强解读。《〈结构〉之后的道路》（The Road Since Structure）[2]一方面表明了库恩对于“不可通约性”概念的坚持与维护—他尝试以某种康德主义的方式论证不同范式下的科学共同体所用的“语典”（lexicon）是不同的，并且因为这种不同*终导致不同范式或者说不同“学科基质”之间存在着不可翻译性；另一方面表明了在科学理论的筛选和评价问题上，他采取了一种类似于迪昂（P. Duhem，1861—1916）的态度，提出科学家可以根据“简单性”“精确性”“准确性”，以及“科学审美意识”（迪昂诉诸“物理学家的卓识”）来进行理论评价和筛选—库恩本人试图以此描述他自己与强解读之间的区别。然而，这些概念均属主体际性范畴而非客观性的概念，仍不足以展现经验在理论评价和竞争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仍无法同相对主义以及社会协商论划清界限。欲达成此目的，必须进入历史之具体，深入研究科学发现的过程尤其是科学理论的提出过程，才有可能恢复实验的生命和人类理智的尊严。
分析发现的与境，无论是从史学还是从哲学上看均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学术资源，同时也均存在着一些重大困难。
从哲学上看，早年的逻辑经验主义者在划分了发现的与境与证明的与境之后，将注意力集中于证明与境中的问题，至于发现的与境，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在逻辑上说不清楚的、无法予以形式化处理的领域，所以他们甚少涉及。波普尔（K. Popper，1902—1994）主张用猜想与反驳去理解科学发展过程，并提到形而上学可能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着床”，但他的否证逻辑分明属于证明与境的范畴。仅仅用“猜想”一词描述科学理论的提出过程是远远不够的。汉森强调“观察渗透理论”，提出要研究科学推理的过程，甚至沿着皮尔士（C. S. Peirce，1839—1914）等人提出的溯因推理（abduction）的思路进行积极的思考，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向。
从历史研究上看，迪昂曾发展过一套对科学概念进行长程历史解析的方法，柯瓦雷将新康德主义的概念史分析方法全面引入了科学思想史的分析之中，霍尔顿提出“基旨”概念并特别重视研究科学家在“个人奋斗”时期发展出的“新生态的科学”—尚未进入科学共同体层面上的证明与境的科学，与霍尔顿同时代的思想原子论者亦曾有过类似的努力。这些思想和进路无疑极大地有助于我们发展新的编史学进路，理解科学发现以及科学理论构建的过程，但却不足以澄清和消除相关哲学认识上的混乱。
库恩是在20世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学科之间起着重要衔接作用的第一人。人们常常用科学哲学的“历史转向”来描述由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所起的作用，在此我们倒不如用“历史的科学哲学”（库恩自己用过的术语）的发展来理解这种“转向”。但是，库恩并没有真正完成他的历史使命。20世纪70年代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迅速“联姻”和“离异”已充分表明，当时科学哲学家们与科学史家们尚对对方所从事的研究缺乏深入理解，两者之间甚至缺乏完成对话与合作的起码的基础和条件。库恩以范式转换理解科学革命，甚至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分析纳入了他的哲学研究进路，但基于“不可通约性”概念，他更多的是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看作是范式转换的结果而非原因。事实上，在库恩那里，世界观变化和世界变化是通过事后的比较来发见的。而且，库恩本人也未能将其史学研究与哲学研究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他对拉瓦锡化学革命的理解存在明显的偏差，他也无法按照他自己的范式转换概念描述黑体辐射及量子概念产生的历史。
如果不穿越科学共同体的界面，不穿越范式的壁垒，不把在库恩看来分属不同范式的探索者放在一个合作研究的网络中—甚至是放在一个另类意义的共同体（不一定要求共享特定科学理论的共同体）中，那么，在此情形下研究具体的科学发现尤其是相关科学理论的构建过程，是不切实际的和不可能成功的。科学发现的过程往往只涉及少数参与研究和争论的科学家个体，并不要求全部科学共同体成员全面介入—这种全面介入往往是发生在证明与境中的故事 。
库恩晚年曾多次表示，若重写《科学革命的结构》，他会从“科学共同体”开始写起。然而，库恩基于科学共同体的范式及范式转换概念已在某种意义上禁止他真正介入发现与境的研究，若强行介入而维持原有基本概念不变，则不可能说清楚发现的真实过程。譬如，现在我们已知道，如果我们要探讨氧化说的发现过程，就绝不能将拉瓦锡的对手，即普利斯特利（J. Priestley，1733—1804），排斥于“探讨这一发现所必须涉及的科学家群体”之外，哪怕是划一个*小的范围，亦不得如此。无论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利之间存在多少不同（包括世界观与方法论上的不同在内），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后者的研究—哪怕只是在实验意义上—曾极大地贡献于拉瓦锡的发现和创造；而且，就贡献的重要性而言，普利斯特利也绝不亚于拉瓦锡氧化说*早、*坚定的支持者们。然而，在库恩的视域中，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利是绝不可能被共置于一个“科学发现的共同体”中理解的。
仔细审视科学发现的主体构成，历史会要求我们将分属于不同范式的科学家纳入同一个研究网络来理解。在此背景下，以“学术联合体”概念替代“学术共同体”概念，或许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学术联合体”有着复杂的主体，他们走到一起，或因类似的目标，或因追求多边游戏中的共赢格局，或因为竞争，但却并非因遵循同一“范式”。当科学和技术日益渗透到现代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时，我们更需要将科学、技术实践理解为多主体共同参与的事业或活动。
二、重构理解科学发现的概念框架：元理论的视角
科学探索的过程是人凭其理智展开的与自然对话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与人对话的过程。逻辑经验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同时将“理智”高度浓缩为“证明的逻辑”。然而，证实逻辑必然遭遇难以解决的休谟问题，而否证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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