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往往会涉足双重两难境地。
其一,很多美学范畴既是哲学范畴又是艺术批评范畴,三者其实并不同一。检索古人的相关阐述,一般来说,哲学家们的言论要相对精确和严密,艺术批评家们的用语则涵义较为模糊和宽泛。即使是同一个人,当他从宏观的文化视角表述一个范畴时,所取的是哲人的立场;而当他评析具体的文艺作品时,同样的语词却赋予泛化的内涵,例如王夫之等对“志”范畴的运用就是如此。
基于这种情况,如果仅依据哲人的阐述,美学范畴就可能非美学化,我国古代哲学虽然基本属于人类学哲学,但先哲们首先关注的一般是道德而不是审美;而如果只遵从批评家们的观点,则任何一个范畴的内涵与外延都难以确定,这样势必使现代阐释仍停留于混沌状态。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先人无论是哲学家还是艺术批评家都关注人生,在人生与艺术的关联上我们能够找到有关的切合点,而这种切合点又正好是美学所要考察的领域。
其二,整理一个范畴既需要史学家的眼光,又需要理论家的胆识,也就是既须“照着讲”又须“接着讲”。“照着讲”要求充分尊重历史,对前人观点尽可能不断章取义,不任意阉割;“接着讲”要求有现代思想和理论系统,对前人的观点有鉴别,有取舍,不片面地信从,不盲目地照搬。如果脱离前人的相关观点,立论必然失之空疏,固不足取;但若囿于各种史料无以自拔,同样难有作为。例如,“情”与“志”两个范畴现代已有明确区分,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先秦时代的浑沌用法或中古时期孔颖达提出的“情、志一也”的命题,那么除了以一个史学家的立场实录历史外,还能够期望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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