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帝时代:北方传说时代多元文化融合研究》:
距今五千多年以前,原始农业虽然存在,但生产工具落后严重制约其发展水平。地广人稀、植被丰茂、野兽成群,这些因素决定了人类当时处于渔猎、游牧经济的黄金时代。北方地区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不及中原,却更适合渔猎、游牧经济的发展。考古已经证明,位于长城以北的红山文化更早跨入古国阶段。然而,随着农业的长足进步,中原文化迅速崛起,而生活在北方草原上、丛林间的族群,依旧在接近原始状态的部落社会里挣扎。考古学家苏秉琦指出:“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可以概括为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发展阶段的三部曲是:古国一方国一帝国;发展模式的三类型是:原生型: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六千年前、四千年前、两千年前);次生型:中原,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包括之前的尧、舜,其后的秦,共五代,均以尧舜时代洪水为其祖先源头,从四千年前到两千年前,重叠、立体交叉为其特征;续生型:北方草原民族,于秦汉后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清朝三代为代表,同样在此两千年间,重复、立体交叉形式,各自经历过三阶段模式的国家。”据此,公元17世纪初(明万历年间),当大明帝国的国家制度已经成熟甚至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努尔哈赤刚刚在东北建立了四旗,也就是类似于黄帝时代原始五行的四方部落联盟制度。虽然他后来又把四旗升级为八旗,但八旗与四旗相比,只有数量的增加,性质上并无多大改变。八旗制度与明朝的国家制度相比,显得既原始又粗糙,努尔哈赤和他的继承者却凭借它战胜了制度完备的大明帝国。从后金(清)的发展历程上看,它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古国一方国一帝国”的转化。
随着明清易代尘埃落定,北方游牧渔猎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渐入佳境。文化是一个内涵与外延都很宽泛的概念,所以清朝定鼎燕京以后,文化交融会在很多领域里发生,而八旗方位与五行生克的结合最具象征意义。满族贵族觉得,八旗制度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基石或法宝,所以大清帝国建立以后,他们没有抛弃这种相对原始的制度,而是将其精密化了。很重要的步骤就是将八旗方位与中原五行生克附会起来,即如《八旗通志》所载的那样。五行在中原文化中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已从黄帝时代的原始部落联盟制度,演化为一种符号化且具有神秘象征意义的玄学思想体系。当满族人的原始五行(八旗制度)撞上了中原人符号化的“后现代”五行(五行生克)时,两者的结合几乎是水到渠成的。这种结合既为清帝国作为中华文化合法继承者的身份增加了筹码,也减弱了中原汉人对北方文化的抵触情绪。
不过,八旗制度与五行生克的融合终究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任何一种制度都是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而八旗制度毕竟产生于简单的自然经济阶段,其战斗力必须依赖满族人游猎尚武习俗而保持。后金至清初,满族刚从游猎与部落混战的生存状态中崛起,弓弩是他们的生产工具,征战是他们的谋生方式,日常生活造就了他们强悍的民族性格。在这种情况下,八旗制度即使十分简陋,也足以通过有效组织而产生强大的战斗力。在主要依赖肉搏的冷兵器时代,明帝国的制度优势没有转化为军事优势,所以才会在八旗兵的冲击下迅速瓦解。清军人关以后,八旗军面对的是纯粹的农业社会以及繁华的市井生活,游猎驯牧渐去渐远。八旗制度无法适应高层次的社会经济环境,久而久之,八旗子弟的军事素质便急剧下降了。
总之,满族贵族将北方游猎社会的八旗制度移植到中原帝国时代来,实际造成了一种制度上的错位:当世界潮流已经浩浩荡荡走向资本主义的时候,带有明显部落联盟色彩的八旗制度显然是无法避免大清帝国崩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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