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篇通过“中锋”考辨，将古人关于中锋用笔的主要论断划分为五种不同类型，这五种类型中除了“锋行画中”外，其余四种实际上都不排斥笔锋的“偏”、“侧”之用，从而从技法层面上揭示出了“笔笔中锋是必须共守的根本方法”这一论断的自相矛盾性。侧锋用笔生于毛笔的斜执与侧用，成于健笔与熟纸，通过文献与图像相结合的二元论证法，作者提出了书法用笔方法的变化实际上是与人的书写习惯、工具、材料等因素相关的；再通过对历代法书遗墨的研究分析，亚君还梳理出了一条明晰的侧锋用笔法的历史演变路线图，即：先秦为侧锋用笔滥觞期、汉代为侧锋用笔确立期、唐五代宋元为侧锋用笔的发展期、明清为侧锋用笔的变异期，认为在以“隶变”为标志的书体演变中，实际上是侧锋用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以“二王”书风为主导的文人书法风格演变中，“侧锋抵押”实际是其重要的笔法特征。我认为，这些个观点都是大胆而富有卓见的。本书最后还通过对不同的用笔方法所带来的审美价值的变化进行了探讨，得出侧锋用笔的审美内涵与“中庸之道”并不相抵触，而且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中和之美"，充分体现了"自然之美"的审多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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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发行，冯亚君所著的《书法侧锋用笔研究》一书付梓出版了，本书是作者对其硕士论文的不断修改与完善。作为著者的中师同窗和多年好友，我基本见证了该书从选题、成型直到出版的大致过程。记得选题之初，他告诉我论文的题目是——《论‘侧锋’》，只此三字，便为其问题意识的明确和专注而谈佩。但是，据作者所言，“这个选题并不被大家所看好，在开题报告会上‘谈侧色变’，引来非议，多位专家规劝易题重选。”但是执拗而自信的冯亚君终还是坚持自己的判断与选择，两年的数九寒冬，出现了喜剧般的结果，该论文以全票取得了专家们的一致好评，并获得该年度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佳论文奖。
毕业五年间，论文几经磨合与易稿，终要以书的面貌问世了。虽然后来将原想的“论”字去掉，试图削弱了言语中的“刀光”之气，但并没有减弱文章强烈的论述气息和作为一篇论文的面相特征。该书分为五章，在绪论部分中，作者首先从历史的线性角度就“侧锋”与“中锋”的关系问题，以及“侧锋”在书法文化景观中的位置做了梳理与分析，进而在此基础上引出当下学术界对该题的关注与研究现状，并由此凸显本题的研究价值。在第二章中，作者从技术与材料的微观角度解析了侧锋用笔生成的物理要素。在技术环节中，作者注重技术与人身体之间的“具身性”关系，他虽然没有明引西方技术人类学的有关理论，但其思维与之紧密相连，而且他将身体技术放置到了历史的语境中，由此追索侧锋生成与变迁的线状生态。在物质材料中，作者着眼于书写工具和材料要素的分析，阐述物质现实与图像形态之间的关系。接下来的第三章是作者倾注心力很大的部分，主要从书法视觉形态的角度切入，以不同历史时期的金石、碑刻和墨迹为例证，仔细分析“侧锋”的历史轨迹以及与“中锋”之间的关系，并提出自己对“侧锋”文化变迁的认识，将其分为滥觞、确立、发展与变异四个阶段，是其立论的重要篇章。第四章是有关侧锋美学的论述部分，借用古代传统美学的观念对侧锋的形态美进行分析，由此重申侧锋在书法史脉中的重要作用。尾章的结论部分，作者言简意赅、条理清晰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也是对全文重要论点的总结。
阅读全文的强烈感触是：作为一个出色的书法实践者，冯亚君的理论研究源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自我体认，而非对教育制度的程序性迎合。这种问题意识的主动性和书法实践的体认性，都使他有感而发，并依此寻求理论的逻辑与支撑。就艺术形态的本体研究而言，技术应是其重要的生发环节，关于艺术的本体，人们在很长的时间里争论不休，有些着眼于艺术存在的物质形态，有些则强调这些物态载体与经验之间的关系。依此来看，冯亚君的《书法侧锋用笔研究》应该属于后者。
关于“技”、“艺”之辩，似乎已是老生常谈，但是以形而上的思维绑架技术的做法，在学界依然屡见不鲜，这些倾向于“本本主义”的做法，使得学术研究与现实存在渐行渐远，从而成为意识的游戏。因而，以笔者来看，毋宁说“技”与“艺”是事物的两面，倒不如说是两根血管更为合适，因为前种比喻明显使得两者关系有所隔离。在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有很多时候总是会有人陷入片面与极端，并继而陷入“技”“道”之说的传统窠臼。其实想想，“艺”不是“技”的遮羞布，“技”也不是“艺”的“尾巴骨”。若是刻意回避书法的技术性，是不是有些掩耳盗铃，欲盖弥彰呢？冯亚君以三十多年来的书法实践，深知学界研究脱离实际的虚妄之弊，故而，这也是此篇论文的精神初衷。
亚君对斜管侧执的状态和成因作出分析，由此得出自己的观点，即执笔法与身体行为的环境相关联，是一种自然适应的结果，并进而认为“斜管侧执是晋唐人执笔的普遍习惯，而且这一习惯直到晚明的自然书写中依然有所保留”。“毛笔的斜执必将带来笔锋的侧用”，故而，作者进一步对“侧运”进行阐述，其中一项重要的理论支撑是，宋之前，古人书写以小字为主，字形的逐渐增大，必然产生身体技术语言的相应变化，由此促使书法的内在变革，其中直接的便是笔迹的形态更趋丰富。这种分析方式，使得读者的思维不局限于法书的形态本身，而是透过作品产生对于身体行为、物质环境及历史时空的逻辑想象。进而，作者还对书写工具和材料的形态、结构及性能变迁进行解析，尤其是对不同历史阶段书写材料的性能比对，重点是从纸张制作工艺的角度，对其形制和物理性予以分析，籍此探究其与笔法之间的紧密关联，从而得出自己的观点：“晚明以前，书法对健毫与熟纸的选择，应当是出于侧锋用笔习惯的自然选择。”笔者以侧锋为篇名在知网上查询，只有五条信息，而较为严肃的论文仅有三篇，冯亚君的研究即为其中之一。以中锋用笔为题的专项研究也是寥寥。冯亚君在其作中对卓有真见的当代笔法研究成果做了列举，但系统性的深入研究尚未不多。该现象足以说明学界对基础性和技术性研究的偏见与忽视。当然，这也反向彰显了本书的价值与意义。
本书研究是以技术为切入，但并不囿于技术研究的抽象理论，同时也不终以技术为指向，而是尽量使之客观化，由此结合书法图像和美学分析，以实践体认为基础来解构和提醒玄虚的书法研究趋向。
笔法的生成，不全然是个美学议题，而是与历史的各种物质环境及身体行为相关联。这种观点已是学界共识，但如何在细节上对其予以考察和分析，则是学术敏感与能力的体现。在对侧锋产生的分析中，作者将今人与古人的言论相应和，显现出不泥古也不谤今的求实性态度。依据文字和图像文献，冯亚君对斜管侧执的状态和成因作出分析，由此得出自己的观点，即执笔法与身体行为的环境相关联，是一种自然适应的结果，并进而认为“斜管侧执是晋唐人执笔的普遍习惯，而且这一习惯直到晚明的自然书写中依然有所保留”。“毛笔的斜执必将带来笔锋的侧用”，故而，作者进一步对“侧运”进行阐述，其中一项重要的理论支撑是，宋之前，古人书写以小字为主，字形的逐渐增大，必然产生身体技术语言的相应变化，由此促使书法的内在变革，其中直接的便是笔迹的形态更趋丰富。这种分析方式，使得读者的思维不局限于法书的形态本身，而是透过作品产生对于身体行为、物质环境及历史时空的逻辑想象。进而，作者还对书写工具和材料的形态、结构及性能变迁进行解析，尤其是对不同历史阶段书写材料的性能比对，重点是从纸张制作工艺的角度，对其形制和物理性予以分析，籍此探究其与笔法之间的紧密关联，从而得出自己的观点：“晚明以前，书法对健毫与熟纸的选择，应当是出于侧锋用笔习惯的自然选择。”
如果说第二章是从点状的微观角度进行分析，那么第三章则是运用史观的线性维度，将侧锋笔法放置到书法史的语境中予以考量，这也是笔法分析更加本体化的研究方式。作者通过对甲骨文、金文、石鼓文、以及历代碑碣、墓志、造像记、摩崖石刻，以及简牍、帛书、尺牍、手札、卷轴等不同法书物质载体及形式的细致析解，结合材料与字体关系性的研究，分析中锋与侧锋相生相克的互生问题。并且以笔法为核心，对书法史进行了简明梳理，着重提出由于“碑刻中侧锋痕迹不显”，从而导致了金石学对于中锋用笔的偏爱，从而对延至当下的“笔笔中锋”的时流予以揭示。借助材料学与技术史的观念，作者提出了对侧锋笔法进行分期的创见，这种分析必然需要建立于对书法作品史、风格史和美学史的认知以及书法实践的体认之上。商周时期虽有墨迹，但笔法懵懂，且受制于金石。从“篆”到“隶”的过程，才是侧锋得以确立的时期，尤其是隶书的形成与转变，使得侧锋用笔在观念上得到解放，并为诸书体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从书体与笔法结合的角度，作者将魏晋南北朝至宋元划分为一个阶段，即为侧锋用笔的发展期。关于将明清时期定名为“异化期”，该命名听起来似乎存有感情因素，其实作者需要表述的是，该时期“中锋突起，侧锋旁落”，作为一种书法生态的客观变迁，作者在审视时甚至带入了些许个人情绪，之所以认为明清为侧锋的“异化”期，他的立场和理由是，从中锋与侧锋的关系来看，过于强调一种笔法的绝对地位，对书法本身来讲无疑是有偏碍的，进而很有可能在某些层面上陷入僵化和固守的窠臼，这对书法的发展不利。通过对作者所认为的侧锋发展期和异化期的作品进行比对，我们不难发现，侧锋在形态美学上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这为作者下一章的论述做了铺垫，同时也显现出作者在书法修养上高屋建瓴的认知水平和胆魄。
第四章是近乎于纯理论式的论述部分，借用古代书论，作者阐发了他对侧锋美学价值的认识，从技术美学的角度来看，中锋与侧锋是字体“骨”与“势”的互补相生之道，在这里，阴阳观应该只是一种观念上的辩证，而非虚空理论的黏贴与迎合。因此，在笔者看来，本章若能增加图像学的比较分析为例证，则会进一步丰富作者的论证，同时也利于读者的理解。
关于本书的优点，作者的导师在序言中已有中肯表述，因此本文不再重复。作为一本小题大做的专题性研究，该书无疑具有首创性，书中对于资料的梳理和运用，都逻辑严明，判断敏锐，显现出一个书法实践者深切的问题意识和观察角度，在当下的书法研究领域，该著无疑极具价值。通过阅读，读者自然会发现作者立场鲜明、注重实证、行文干净、拒绝空谈的研究个性，至于存在某些学术争议，这不仅是作者的谦虚期待，同时也正说明了本书的价值所在。当然，正是由于本书的论述性很强，因此作为基础稍弱的读者来讲，可能会有晦涩之嫌，这是本书的性质和定位所造成的，相信一些读者能够明白。
（本文作者：张西昌，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后，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教师）
——张西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