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哭丧的艺术
当举朝上下指责曹髦“悖逆不道，自陷大祸”之时，作为帝王师的王祥却高声号哭，哭喊着“老臣无状”，涕泪交流。史书记载，王祥的这一做法，使得“众有愧色”，但“顷之，拜司空，转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户。”王祥的哭丧让群臣羞愧难当，为什么司马昭不惩罚他，反而给他大加封赏呢？
首先，“老臣无状”这四个字意义含混，却非常巧妙。“无状”既是指听到消息完全不知所措，也可以暗示我没什么办法救君主。曹髦如此年轻就死于非命，王祥在情感上同情这位君主，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共鸣。不过，在政治立场上，王祥却不置可否。如果他真的忠于曹髦，那他即便不赴死以殉君臣之义，也应该指责司马氏的罪行。作为年高德重的老臣，他却以哭的形式含混的表达，体现出一种有情有义、有始有终的长者风范。
其次，王祥哭丧的艺术，并非是自己的独创。春秋时期的不倒翁——齐国宰相晏子早就有过先例。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公元前548年，齐国崔杼杀死了与其妻棠姜私通的齐庄公，拥立庄公的弟弟杵臼为君，是为齐景公。晏子认为如果国君为国家而死，臣子就应该以身殉葬；如果国君为自己的私事而死，不是国君私人所宠爱的人，不必承担以死相随的义务。所以，他头枕在尸首的大腿上大哭。哭毕便拭泪离开。有人对崔杼说：“一定要杀掉晏子。”崔杼说：“民之望也，舍之得民。”⑧——这是百姓所仰望的人，放了他能得到民心。晏子的这则故事，后来人选《古文观止》，题目是《晏子不死君难》。
可以说，王祥借鉴了晏子的哭丧艺术，而司马昭重赏王祥，也正如崔杼一样，是为了赢得民心。
王祥的官职不降反升，“顷之，拜司空，转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户。”司空就是汉代的御史大夫；太尉为执掌军队的最高长官；侍中是加官，侍从皇帝，出入宫廷。司空和太尉都位在三公之列，是负责国家军政要务的最高长官。王祥在曹魏末年已经位极人臣、拥有崇高的政治地位了。
五、拜与不拜的纠结
司马氏集团篡夺曹魏政权，是大势所趋。王祥既不去助纣为虐，落井下石，也不去做不识时务的挡车螳臂。在魏晋易代这一异常复杂的政治形势下，他始终保持着谨慎持重、从容不迫的风范。史书上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从中可以看出王祥高深莫测的处世策略和政治手腕。
曹髦死后，司马昭立曹奂为帝，即曹魏的末代皇帝魏元帝。公元265年八月，55岁的司马昭没来得及做皇帝便中风猝死，长子司马炎继承其相国、晋王的地位，加紧了篡位的步伐。四个月后，司马炎废曹奂自立为帝，是为西晋开国君主——晋武帝。
当司马炎分封为晋王之时，王祥与苟颉前往拜贺。荀额对王祥说：“相王尊贵权重，何曾这样的公侯对之已很尊敬了，我们这次见他应该行跪拜之礼。”王祥说：“相国的确尊贵，然而却是魏朝的宰相，我们作为魏的三公，公位与王位相差一级而已，地位差不多，哪有天子的三司动不动就跪拜别人的！这样折损了魏朝的威望，也亏损了晋王的德望。君子尊敬别人要合乎礼节，我不做这样的事。”见到司马炎以后，苟颉下拜，而王祥独自长长做揖。司马炎对王祥大加称赞说：“今日我才体会到你王祥为什么这么受重视啊！”
这个故事颇能说明王祥审时度势，揣摩他人心理的能力，他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保持着一个恰当的分寸。司马炎虽然迟早要做皇帝，但做皇帝需要时机成熟，特别是需要“禅让”，即大臣们五次三番的劝进，权臣假惺惺的推辞，最终“迫不得已”才荣膺大宝、改朝换代。如果在司马炎尚未登基之时就行跪拜之礼，这看似是对他的尊敬，实际上是将其僭越非礼与狼子野心和盘托出，反而让司马炎难堪。王祥正是恰到好处的把握住了这一分寸。
“揖而不拜”也不是王祥的独创，他借鉴了汉代名臣汲黯的做法。
《史记·汲黯列传》记载，汲黯（前112年），字长孺，濮阳（今河南濮阳）人，为人正直，好直谏廷诤，汉武帝时期他是德高望重的老臣，被武帝称为“社稷之臣”。大将军卫青越来越尊贵，他的姐姐卫子夫做了皇后，但是汲黯仍与他行平等之礼。有人劝汲黯说：“连皇帝都想让群臣居于大将军之下，大将军如今受到皇帝的器重，地位更加显贵，你不可不行跪拜之礼。”汲黯答道：“因为大将军有拱手行礼的客人，就反倒使他不受敬重了吗？”卫青听到他这么说，更加认为汲黯贤良，多次向他请教国家与朝中的疑难之事，看待他胜过平素所结交的人。
王祥和汲黯一样，在当时都是具有崇高社会地位的老臣，他饱经沧桑，人情练达，彻底参悟了汲黯“揖而不拜”的奥秘，既保持了自己正义凛然、高贵独立的人格，另一方面又给司马炎树立了胸怀宽阔、礼贤下士的形象。他和司马炎彼此心领神会，心照不宣。
六、最高规格的礼遇
泰始元年（265），晋武帝司马炎即位，王祥拜为太保，晋爵为公，府中可置七名属官。在历代王朝中，皇帝的子孙和同宗可以封王，异姓大臣的最高爵位就是公，正所谓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在魏晋政权交替中，何曾、郑冲、王沈这些大臣忙前忙后，积极劝进，王祥没有表现什么热情，甚至对晋武帝的奉赠也未曾表露感激涕零——相反，王祥以年老昏聩为理由多次请求退休。但晋武帝不同意，甚至不惜以最高的规格礼遇王祥，这其中的秘密究竟在哪里？
当时御史中丞侯史光上奏，认为王祥长久得病，已经不能按时参加朝廷会议，请罢免他的职务。晋武帝下诏说：“太保王祥为本朝元老，品行高尚，我要借助他的威望来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准。他前后数次提出谦让，我不同意他退休。这个问题不是你有资格能参加讨论的。”晋武帝不断提高王祥在群臣中的地位，并认为王祥的社会影响能够“以隆政道”，那么晋武帝所“隆”之“政道”是什么呢？那就是“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这是西晋的国策，作为孝道典范的王祥比任何人都有资格为这一国策的确立代言。
“忠”、“孝”观念是儒家伦理纲常的起点，也是历代王朝伦理观念的基石，司马氏以阴谋篡夺的手段夺取曹魏政权，以“忠”立国只会把自己置身于舆论思想的对立面——所以晋武帝倡导“孝治天下”。孔孟提倡“孝”、“悌”，孝是孝顺父母，悌是友爱兄弟——兄弟本是父母所生，友爱兄弟本来就是孝敬父母的应有之义，所以“悌”是“孝”的自然延伸。汉代学者把君臣比作父子，孝悌观念从原本的家庭伦理规范被扩展到政治领域，这对维护王朝的统治和巩固的家族团结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流行的《孝经》便把“孝”分为“用之于国”和“齐之于家”两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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