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者刘邦对这个问题回答得很从容。他在欢庆胜利的宴会上，把问题提交给他的部下，要大家分析汉胜楚败的原因。王陵、高起等回答说，汉胜楚败的原因是刘邦的本事大，能奖赏有功，“所降下者因以予之”，项羽气量小，“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局不予人地”。刘邦说：“不对。要说运筹于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转送粮饷，不绝供给，我不如萧何；统帅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杰啊，我能用之，这就是我所以能取得天下的原因。”（详见《史记·高祖本纪》）
这个回答，其思想深度不仅比项羽的天命论高，而且也比他那一群好吹喇叭的部下高，由于这个原因，刘邦的这一段话，一直为历代史家所重视、各种史书不断引用。汉初三杰成为历史上的名谈。但是，从科学的历史观点来看，刘邦的回答仍然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历史唯心主义，它不同于那种简单的天帝创造一切的唯心论，它以人间的英雄代替了上天，它的主张是英雄创造一切，它认为活跃于历史舞台上的杰出人物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一句话，是英雄造时势。这是违反客观历史发展的实际的。
我们并不否认汉初三杰的英雄才略，他们的确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已经证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历史的主人，归根结底是千千万万创造物质文明的人民大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杰出的人物，只有当他的行动在客观上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发展条件并进而能改进这些条件时，他才能在社会生活中起重大作用。
所以从根本上说，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英雄人物的杰出作用在于他能适应时势，并在时势的基础上、在时势所提供的可能性的历史舞台上，顺应时势的发展方向去推动时势的发展，这才能演出威武雄壮的历史剧。
对这个道理，我们只要回顾一下这个历史时期的英雄豪杰都是怎样从陇亩中突梯而起的，就可以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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