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可贵的是，元曲家总是突出了妓女为争取人权的不屈抗争。赵盼儿以大智大勇，斗垮了同知儿子兼富商的周舍，救出了被打骂虐待的风尘姐妹。杜蕊娘、李亚仙、裴兴奴、郑月莲、顾玉香等人对凶狠的鸨母和商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或拒不接客觅钱，或拒绝承应官身，或断绝母女情分，或暗中出走私奔。甚至诅咒鸨母：“则愿的臭死尸骸蛆乱纷，遽莫便狼拖狗拽，鸦嗛鹊啄，休想我系一条麻布孝腰裙！”表现出对传统孝道的叛逆。
再次，元曲中与妓女相恋的书生，也不像诗词中仅仅为一时的青楼买笑、作乐寻欢，而是真心至诚地当作终身伴侣相爱，他们中举得官后也不变心（杂剧中仅已佚的《王魁负桂英》算例外），而且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娶妓女为正妻（只张海棠作妾算例外）。按《青楼集》中所载，凡嫁官员的，大多是“纳为侧室”、“置之别馆”，未见有作正式夫人的。则可知元曲中娶为正妻的描写，虽不一定符合生活的真实，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作家对妓女的平等思想，真正把妓女当作人来看待。《对玉梳》中顾玉香做了县君夫人后唱道：“原来这夫人也许俺娼人做。…‘我与那普天下猱儿每都做的主？”正代表了这种要求人权平等的朦胧呼声。散曲中常有对王魁、李勉“负心贼”的痛斥，为妓女敫桂英被遗弃鸣不平，也与唐宋传奇中的赞成忍辱退让的态度迥异。
元杂剧中写奴婢争取人权的抗争有三种：《调风月》中的燕燕是一个义不可辱、桀骜不驯，富于大胆反抗精神的婢女。她被主人小千户以“小夫人”相许骗奸而又遗弃之后，不甘忍受主子的玩弄和侮辱，始以说媒力图破坏小千户的新婚，失败后敢于在喜庆的婚礼上当众攻讦主人背信弃义骗奸自己的秽行，把主子的婚宴变成了控诉而大闹一场，迫使老夫人让小千户履行诺言，也娶燕燕为小夫人。虽然在爱情上等待她的只能是悲剧，但在维护人格的尊严，争取人权的抗争上，她却是胜利者。我认为必须这样去理解该剧结局的意义，才能符合关汉卿总体创作倾向。须知法律规定：“诸奴诟詈其主不逊者，杖一百七，居役二年。”而关氏却写燕燕敢于“诟詈其主”，大闹婚礼并取得胜利，不正是为了谱写奴婢觉醒，要求人权、平等的赞歌么？《五侯宴》里屠户之妻李氏，因丈夫病死无钱埋葬，典身给地主赵太公作奶妈，但赵竟把“典身三年”的文书，改作“卖身文契”，使她终生为奴。她对此发出了愤怒的控诉：“我堪那无端的豪户，瞒心昧已使心毒。他可便心狡狠，倒换文书！”当赵太公夺过她亲生儿子要摔死时，她上前“搬住臂膊”怒斥道：“你富家每有金珠，俺穷的每受孤独，都一般牵挂着他这个亲肠肚！”赵又逼她将孩子丢弃或送人，她悲愤地对孩子说：“儿也，则要你久已后报冤仇！”并让他将来“寻些个口衔钱赎买你娘那一纸放良书”。在郊外弃子遇李嗣源收养时，她又再次表示：“若有些志节把他来便撞在，我这屈苦的冤仇儿也那其间报了也！”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元代驱口血泪斑斑的苦难，而且还听到了那愤怒复仇的大声呐喊。果然，18年后她的儿子王阿三前来杀了地主，报了血海深仇。这在驱口问题十分严重的元代，无疑对奴隶的反抗斗争以极大的启发鼓舞。《鸳鸯被》中的李玉英，因父遭妄劾问罪，自己被高利贷者刘员外逼债要挟，约在玉清庵成婚，但因夜间阴错阳差，玉英却无意间与上京应举的秀才张瑞卿成就了姻缘。张走后刘对她软硬兼施，她坚决不从，于是沦为奴隶，“生扭作酒店里的驱丁”。并遭到“重则鞭笞，轻则骂詈”的摧残，但她却“情愿万打千敲受他磨到底”，“这真心儿誓不移”。《潇湘雨》中的张翠鸾，本不属奴婢，但因其夫崔通富贵易妻，把她诬为偷了银器的逃奴严刑拷打，刺面流配沙门岛，并拟中途杀死她。崔通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正是因为有那严惩逃奴的法律为他撑腰：捉获逃奴，以其身价“五分内拟给一分充赏”。奴婢“若有愆罪，决罚致死者勿论”。
唐传奇写奴婢的如《柳氏传》、《红线》、《昆仑奴》等。柳氏看上书生韩翊，主人反“以资三十万佐翊之资”，玉成他俩的婚事，毫无间阻；红线女津津乐道主人待她“身厌罗绮，口穷甘鲜，宠待有加，荣亦至也”，并以行动对主人“感知酬德”，“冀减主忧”；昆仑奴磨勒也是把一身奇艺用于对主子忠心耿耿地效劳之上。列宁曾说：“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恩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以此来衡量元杂剧和唐传奇中的奴隶形象，其思想的轩轾优劣，不是判若冰炭吗？
元曲中反映妓女奴婢争取人权的抗争，对后来“三言”中的杜十娘、辛瑶琴，《红梅记》的李慧娘，《桃花扇》的李香君，《聊斋志异》的鸦头、晚霞、细侯，《红楼梦》中的晴雯、鸳鸯等卑贱者的叛逆形象的出现，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发轫和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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