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就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

　　——习近平

　　第一章

　　十一月底，正是融冰的时节，早晨九点钟左右，在从彼得堡到华沙的铁路上，有一趟开足马力的列车，驶近了彼得堡城。此时，天气阴湿，而且还有重雾。从车窗向外望去，铁路两旁十步以外，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楚。旅客中也有些是从国外回来的，只是三等车厢里比较拥挤，里面坐的全是短途乘车的小生意人。大家自然都很疲乏，经过一夜的旅程，眼皮都抬不起来了，人人都冻得发僵，脸色灰黄，好像雾的颜色一样。

　　在一节三等车厢里，有两位旅客，从黎明时起就对坐在窗边。这两个人都很年轻，都没有带多少行李，所穿的衣服也都不讲究，面貌也很特殊，还有就是两个人都能侃。如果他们俩彼此知道自己在这时候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那么，他们对于自己在这趟从彼得堡到华沙铁路三等车厢里相互对坐的巧遇，一定会表示惊讶了。他们中间有一个身材不高，二十七岁左右，头发卷曲，颜色发黑，眼睛是灰色的，很小，但是炯炯有神。他的鼻子扁平，脸上颧骨隆起；两片薄嘴唇不时露出一种傲慢、嘲讽、甚至是恶毒的微笑；但是他的额头很高，形状也很好看，弥补了面孔下部的缺陷。在这个青年人的脸上，比较显眼的是像死人一样苍白的脸色，他的体格虽然十分强壮，但由于脸色的关系，使他的全部面貌都带有倦态。同时，他还露出一种极端热烈的表情，这和他那傲慢、粗暴的微笑，以及严厉、自负的眼神都不相称。他的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小羔羊皮黑色紧领大氅，这使得显得很暖和，即使是夜里也没有受冻。但他的邻人对于俄罗斯十一月潮湿的寒夜显然没有准备，所以只好浑身发抖，饱尝寒冷的滋味。他穿着一件十分肥大和厚重的斗篷，上面有一顶风帽。这件斗篷和在遥远的异邦（例如瑞士或意大利北部）的旅客们冬季常穿的斗篷一模一样。当然了，那些旅客并不打算走从埃待库宁到彼得堡这样长的路程。但是，在意大利觉得很有用，而且感到十分满意的东西，到了俄罗斯便不完全有用了。这件风帽和斗篷的主人也是一位青年，也是二十六、七岁上下，身材比普通高些，一头浓密的金发，脸颊内陷，疏疏落落地生着一点几乎全白的小胡子。他的一双碧眼很大，经常凝聚不动，流露出一种平静却显得沉痛的神色，充满一种奇怪的表情，有些人抬眼一看，就会猜出他患有癫痫症。但是，这个青年人的脸却是愉快的、柔嫩的、干净的，只不过缺乏血色，现在甚至冻得有些发青。他手里摇晃着一个用褪色旧绸裹着的小包袱，这大概就是他的全部行李了。他的脚上穿着厚底皮鞋，还带有鞋罩一一完全不是俄国式的。那个穿着紧领外套、生着一头黑发的邻座旅客看清了这一切，由于无事可做，于是就问起话来了。只见他带着一种冷嘲的样子，当人们对邻家的失败幸灾乐祸时，有时会表现出这样无礼、粗鲁的神情。他问：

　　“冻僵了吧？”

　　说罢，耸了耸肩膀。

　　“冷得厉害，”邻座的人异常爽快地回答说，“您瞧，这还是融冰的日子呢。如果到了大寒，那又该怎样呢？我真没想到，咱们国家会这样冷。我现在已经不习惯了。”

　　“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吗？”

　　“是的，刚从瑞士回来。”

　　“哦！原来如此！……”

　　黑发的人打了个口哨，哈哈大笑起来。

　　两人于是攀谈起来。披着瑞士斗篷的金发青年在回答那个黑脸邻人的所有问题时，表现出惊人的直爽；对于那些十分鲁莽、无关痛痒、毫无意味的问题，并没有任何的怀疑。他回答说，他离开俄国的确已经很久，已经有四年多了，他到国外去是为了养病，因为他患有一种奇怪的神经病，这病类似癫痫或者维多司跳舞病，有些震颤和痉挛。黑脸的人听他说话时，冷笑了好几次。然后问道：“怎么样，外国医生给您治好了吗？”金发青年回答说：“不，没有治好。”黑脸的人听了，笑得更加厉害。

　　“哇！大概花了不少钱吧？你是咱们国家的人，为什么偏偏相信外国的医生呢，”黑脸的人带着讽刺的口吻说。

　　“这倒是真的！”一位坐在旁边的人插嘴说。这位先生穿得很差，好像是一个很冷酷的小官僚，四十来岁，体格强健，红鼻子，满脸疙疸，“的确是那样，他们只是白白地骗取俄国的一切资源！”

　　“但在我这件事情上，您是不对的，”从瑞士回来的病人用平静而和蔼的声调说，“由于我不了解整个的情况，当然我不能够与您争辩；不过，我的医生却拿出他最后的钱给我做回国的路费，而且我在国外的时候，他差不多养了我两年。”

　　“怎么？没有人供给您钱吗？”黑脸的人问。

　　“是的，在国外的时候，本来由帕夫利谢夫先生供给我钱，可是他在两年前去世了；后来，我写信给国内的叶潘钦将军夫人，她是我的远厉亲戚，但是没有接到她的回信。所以我只好这样回来了。”

　　“那么，您要投奔什么地方呢？”

　　“您是说，我要住在哪里吗？……老实说，我还不知道呢……是这样……”

　　“还没有决定吗？”

　　两个听话的人又哈哈大笑起来。

　　“您的全部财产大概都在这个包袱里吧？”黑脸的人问。

　　“我敢打赌，一定是这样，”红鼻子的官员带着洋洋得意的样子，附和着说，“他在行李车里一定没有存放什么东西。不过我们还要提一下，贫穷也不是什么罪过。”

　　事情的确是这样，金发青年也特别爽快地，马上承认了这一点。

　　“您的包袱总是还有一些意义的，”官员继续说，那时候他们已经笑够了（应该注意的是最后，包袱的主人也看着他们笑了起来，这更增加了他们的乐趣），“我们虽然可以打赌，说里面没有法国、德国以及荷兰的金币，只要看您那双外国皮鞋上的鞋罩，就可以确定这一点，但是……如果在您的包袱上再添上一个像叶潘钦将军夫人那样的亲戚，那么，这个包袱就具有另外一种意义了。当然，如果叶潘钦将军夫人果真是您的亲戚，您没有因为疏忽大意而弄错的话，……人们由于粗心或者想象力太丰富，常常会发生错误的……”

　　“您又猜对了，”金发青年接着说，“我真是几乎弄错了，她跟我几乎没有亲戚关系。所以我当时没有得到她的回信，说实话，我一点也不觉得惊奇，因为我早就料到会是这样了。”

　　“您白花了寄信的邮资。唔……至少说，您是坦白而诚恳的，这倒值得夸奖！唔……我认识叶潘钦将军，因为他是社会名流。在瑞士供给您生活的那位已故的帕夫利谢夫先生，如果他就是尼古拉·安德烈维奇。帕夫利谢夫的话，我也认识。姓帕夫利谢夫的有两个人，是堂兄弟。另一个至今还住在克里米亚。

　　至于已故的尼古拉·安德烈维奇，倒是一个很可尊敬的人，我们平日交往很多，在在世时曾有四千名农奴……”

　　“对，他的名字就叫做尼古拉?安德烈维奇?帕夫利谢夫。”青年人回答以后，就以好奇的眼光不住地打量这位“万事通”先生。

　　在某种社会阶层内，有时会遇见，甚至常常过见这类“万事通”先生。他们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们把全部的智慧和才能，把经常活跃的好奇心，不可遏止地集中到一个方面。当然啦，现代的思想家一定会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缺少比较重要的人生趣味和见解的缘故。不过，所谓“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几个字只是指着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而言，就是说：某人在什么机关服务，他认识谁，他有多少财产，在哪一省当过省长，娶什么人为妻，妻子的娘家陪嫁多少嫁妆，他的堂兄弟是谁，表兄弟是谁等等，诸如此类。

　　这类“万事通”大半都穿着捉襟见肘的衣服，每月领十七卢布的薪俸。他们熟知底细的那些人物当然想不出他们这样做的动机，不过，他们有许多人都从这种简直和整门科学相符的知识得到充分的慰藉，达到自尊自大、甚至精神极度满足的地步。这倒真是一门富有魅力的科学。我看到一些文人学者，诗人和政治家，在这门科学里寻求而且居然达到高度的舒适生活的目的，甚至根本就靠这个起家。

　　在这番闲聊的整个过程中，黑脸的青年都在打哈欠，毫无目的地向窗外张望，急不可耐地期待旅程快点结束。他心神不定，而且心神不定得很厉害，几乎露出惊慌的样子。他的举止有些奇怪：有时似听非听，似看非看；有时笑起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而发笑。

　　“请问您贵姓？……”满脸疙疸的先生忽然对那个拿着包袱的金发青年发问。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公爵，”金发青年马上很爽快地回答。

　　“梅什金公爵吗？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吗？我不知道。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官员一边沉思，一边回答说，“我说的不是姓，这个姓自古以来就有，在卡拉姆辛的历史里可以而且应该找到它，我指的是您本人。真的，现在不管在什么地方都遇不到梅什金公爵族下的人了，简直是毫无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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