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有著作《生命的沉思──帕斯卡尔评述》、《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道德·上帝与人》等，译著《沉思录》、《道德箴言录》、《正义论》等。

    《独立知识分子》是何怀宏教授思考和评述古今中外知识分子品行、思想、精神的记录。
    《独立知识分子》全书共分三辑，分别为“观念的人”“西方哲人”“中国士人”。 何怀宏先生通过向读者介绍中外古今的著名的思想家如苏格拉底、维特根斯坦、萨特，陈布雷、王小波、史铁生、张承志等人，评述他们的思想，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思想、著作，传递了“独立为知识分子第一义”这一基本观点。在这本《独立知识分子》中，何怀宏先生主张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其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体现在知识分子不畏惧行动精英的权力，不谄媚大众和舆论，具有精神创造能力，字里行间中流露出对国家社会的关怀之情和对新一代知识分子所寄予的希望。

    书中的文章不是写出来的，更不是逼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因为心里太满，冲动太强，所以不得不“流”出来的。相信读者会从作品的字里行间看到作者写作时内心的快乐，这将是一位读者所能祈望得到的极致。
    ——李银河

　　第一辑　观念的人
　　观念的力量
　　影响我们的行为、活动和历史的因素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制度，三是思想文化。而每类又可再分出两种。属于自然的两种：一是人类共居的地球，二是各民族、群体所居的特定地理环境。属于制度的主要有两种：一是经济制度，包括生产、生活、交换、分配等方式；二是政治制度，包括权力运作、法律、军事等机构和活动。属于思想的两种：一是比较稳定外化、为一个群体共有的文化、风俗、心灵习性，二是比较个人化、经常处在争论和辩驳之中的思想、观念、主义和理论。那么，这三类，或者更往细说，这六种哪一个对人类的生活和历史具有更重大的影响？或用习用的话来说，是地球或者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或者政治，抑或人们的心态或者思想更具有“决定性”？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说观念起了巨大的作用时，并不是说它起的都是好作用或者说起了作用的观念都是正确的。推介《进步的观念》一书的比尔德说：“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由观念支配，既有正确的观念，也有错误的观念。英国的一位智者断言，观念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支配力量，与其中的错误程度恰好成正比。”而吊诡的是，过度引申和扩张的单线“进步观念”可能也恰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这样的观念：它最真实的成分往往不那么引人注意乃至显得无力，而它最有力的部分却是不那么正确或周全的。
　　总之，我们不想夸大观念的力量，但它们的确还是起了巨大的作用，尤其在某些巨变的时期：这时其他条件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但由于人们的想法变了，也就酿成了社会巨变，虽然这里也可以进一步追溯说人们的想法改变是其他条件变化累积的结果。
　　不过，对学者和思想者来说，可能还是会更为关注思想观念，就像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克顿1895年在其就职演说中说：“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但知识者自然也得常常警惕这种对思想观念的偏爱，警惕自己不要逾越某些界限。观念不仅在接受的个人那里常常是滞后的，它的社会结果是滞后的，对观念及其后果的认识也是滞后的。我们往往要通过一个观念的后果才能比较清楚地认识这观念。而除了时间的“中介”，我们还需注意作为人的“中介”，观念往往是通过少数尤其是行动的少数而对多数人发生作用。企望由自身在当代即实现某种理想观念的“观念人”往往要在实践中碰壁。
　　所以，我们需要特别注重时间、时段、注重历史。我们将试图回顾。柏拉图说一个人的“学习就是回忆”，而一个民族的学习大概要更多地来自回顾，这种回顾也似乎更有可能、更有意义、更容易着手。但我们将立足于现在来回顾，甚至于关照未来进行回顾。我们是在一个历史的巨变时期之后——但也可能还是在这之中——来回顾。的确，我们只是从一个侧面，即从观念的历史来回顾。但我们也意识到观念在一个历史巨变时期的特殊重要的力量。
　　总之，中国在20世纪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现在也许可以做一点回顾整理——回首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对这些观念的认识和实践。我们也许必须离得足够远才能对观念的性质和分类，尤其是观念的成果或后果，看得比较清楚。而今天当风暴的尘埃基本落定，我们也许的确有条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
　　与真理为友
　　真理也并不是要使人愉悦的。真理甚至常常使人苦恼，使别人苦恼，自己也苦恼，因为它常常意味着与习惯的生活轨迹或统治方式不合。与真理为友的人于是时常不得不与权力为敌，当权力越过自己的界限而变成一种肆虐的权力的时候。这种对峙状态并不是他有意而为，更不是他乐意如此，但肆虐的权力却常常逼迫他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要么放弃真理而服从权力，要么坚持真理而遭受迫害。
　　背负真理的人的担子因此常常是重的，他一方面感受到真理的美丽和确定无疑，另一方面，他又必须是坚定踏实的，必须像马丁?路德所言那样：“我就站在这里”，“这就是我的立场”。
　　然而，看见真理的人还是快乐的，虽然他只要不离弃自己的同胞，就得像柏拉图《洞穴的寓言》中所说，在看到阳光之后仍然回到黑魆魆的洞穴中去，回到以影子为真实的同伴那里去，告诉他所看到的真相。虽然他将为此付出代价，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但那曾经瞥见过真理的人们，却往往再也不愿以任何东西来换走这种使他不再安逸的却弥足珍贵的滋味了。
　　谨慎对待精英与民粹
　　民粹观念在今天相当弥漫，并不需要很突出的代表。无需代表，这恰恰说明它已成为一种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基本氛围。我们都受这种气氛左右，都努力想成为“平民主义者”或至少不与之为敌，这是和古代很大的不同。在古代，稍微有些文化知识的人都是很欣赏精英，或者说渴望成为精英。那时候也不忌讳说自己是精英，羡慕精英或者渴望成为精英。但是在今天弥漫的一种气氛里，谁都怕说自己是“精英”，别人要是把“精英”戴在自己的头上，马上就否认，唯恐避之不及。
　　这种气氛的弥漫自然和毛泽东有很大关系，但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当年老百姓在下面喊“毛主席万岁”，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说“人民万岁”，非常庄严地挥手，这其中的意味是很不一样的，领袖自然和人民有别，不会也不必自己喊自己万岁，领袖不包括在“人民”之内，代表“人民”又高于“人民”。毛泽东认为他能够看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他对现实的“人民”其实是不满意的，要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他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一方面要推翻过去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英雄历史观；另一方面心里又非常强调反潮流，认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所以说，我们经过这百年来的演变，精英意识和民粹观念表面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但骨子里有没有改变还很难说。比如八九十年代有人批王朔是痞子，太俗，太平民化，后来王朔却批起金庸、港台文化和雪村太庸俗或媚俗来。雪村是一个歌手，他父亲是一个少将，但他把自己打扮得比平民还平民，挎一个黄书包，骑一辆破自行车，是要积极地表现自己没有任何精英的血统，没有任何精英的特殊身份，比老百姓还老百姓，比底层还底层，但骨子里还是精英一个。我们很多情况下其实都是“民粹”为表，“精英”为里。
　　我们经常处在精英与平民的困惑之中。比方说薛涌，最近他有一本书叫《草根才是主流》，他一直非常强调美国社会政治的民主性质和平民性质，但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即便在美国实际上也主要还是精英在打理，他还有另外的书叫《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叫《精英的阶梯》，其中谈到美国社会和教育是如何培养精英的。如果不是自己，也要让自己的孩子出众，这也是人之常情。
　　谈到“主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肯定不会赞成“精英主义”，但是难道要赞成“民粹主义”？或者还是讲“精英和大众”的关系比较客观一点。这两者的新关系在近代特别突出。在古代，在某种意义上，精英和大众是拉开距离的，一般来说大家都知道大众就是大众，精英就是精英，多数就是多数，少数就是少数，从孔子一直到梁漱溟都非常明确，永远有这么一个差别，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到了近代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要求精英和大众结合、打成一片。但一旦谈到这两者的结合，矛盾就凸现出来了，因为结合有多种方式，也不排除有一种结合是以多数人民为号召，甚至为幌子，实际上是一种更厉害的“一人统治”，比如8亿人都比不上一票起作用。
　　思想精英与行动精英
　　精英与大众的分别乃至龃龉日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和争议，但我这里主要感兴趣的是精英内部的划分和歧异。有一个事实，即从对历史的确产生了真实的、能够在上面署名的一种影响看，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更偏向于“观念的人”，一种更偏向于“行动的人”。前一种人主要是通过思想和艺术影响世界；后一种人主要是通过政治权力和军事暴力影响世界。这两种人在人世间当然都是属于少数，而历史前台的演员就主要是他们。
　　两者之间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是否掌握着巨大的政治或组织的权力，这也是一种使观念现实化的力量。思想家是思想的生产者，他们重视思想的纯粹性、彻底性、一贯性；他们往往是孤独的，只有很少的一些朋友，他们常常是安静的或不得不安静的，偶涉权力，也常常是失败。而政治家则必须和权力、和人群打交道的，常常是必须妥协的、紧迫的，也是看起来很热闹的。思想者在世时常常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只要他的书在、文字在，他就还可能“东山再起”、“死灰复燃”，甚至在其死后再在某种程度上（永远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的“死”甚至是一种使其思想现实化、使“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的一种最好或最可能的方式；而想做一个政治家的人如果没有在生前达到权力的高位，没有完成无论是好还是不好的一定的“功业”，那么，他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就是注定的了，你说他“本来有可能做成什么”没有多大意义，甚至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人，历史上根本不会留下这些失败从政者的名字。所以，一个思想家当世不成功并无大碍，只要他的思想的确有力且能够通过文字等形式保留下来；但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如果当世不成功就可能什么都不是，行动者也不容易使自己停下来。这样，行动者就很可能为了成功、为了夺取和保持政治权力而考虑使用一切手段，甚至有时候改变或扭曲自己本来信奉的理论也不在话下。
　　对思想的权力
　　奥维尔的《一九八四》被公认为是对一种极权统治的乌托邦社会的描绘。最广义的权力（power）也许包括那种对别人的最温和的影响力，包括知识说服人的力量、思想吸引人的力量、人格感染人的力量、艺术打动人的力量等等。福科提出过“知识—权力”的命题，谈到过知识者的权力，然而这种权力决不可与对知识及知识者的权力，对思想及思想者的权力混为一谈，不可与政治的权力、暴力的权力、强迫的权力、压制的权力混为一谈，不可因为要反对前一种权力（或以反对一切权力、一切影响力的名义）而就放过乃至纵容后一种权力。两者显然相当不同，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要谈的《一九八四》中的权力也就是这后一种权力，这是一种极端膨胀的权力，这种权力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入到人的思想观念。
　　在这个社会中，人是没有私生活的，无论在工作场所、宿舍，还是公共场所，他都处在电幕的监视与控制之下，也就是说，他的生活永远暴露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他永远不会感到自己是在独处，他所有的闲暇都被填满，甚至可以说除了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他根本没有自己的闲暇，他处在各式各样的组织的控制之下，必须参加各式各样的集体活动：从社会运动到中心站的邻里活动。他在政治生活中就像一个自身不知何故被安装在此处，甚至不知道自己工作意义的部件，他们在经济生活中是被配给的，在文化生活中除了有组织的活动（歌咏、体育等）之外不可能有个人的嗜好，甚至最隐秘的性生活也同样和政治、国家紧密联系起来，被看作是对当局的一项义务，任何与众不同的行为都受到怀疑，任何反映了个人癖好的物件都可能给物主带来危险，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从而他也就只能够为他人生活。权力的控制无孔不入。
　　而要使这种全面的控制充分生效，就必须使这种控制深入到人心之中，通过控制人的思想、意识、感情、记忆、希望、欲求、感觉、念头来控制一个人的外在行为和活动，在这部反面乌托邦小说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也许就是这种控制了。

　　……

知识分子丛书总序
知识分子，以独立为第一义（代序）
第一辑　观念的人
观念的力量
与真理为友
谨慎对待精英与民粹
思想精英与行动精英
对思想的权力
大众时代的来临
第二辑　西方哲人
三足鼎
一个特立独行的哲学家
政治的荆棘与哲学的冠冕
梭罗和他的湖
迟到的四季
哲学家的个性和思想
萨特的意义与局限
阿隆、萨特、加缪三人谈
必要的反省
悼念诺齐克
反省的人生
罗尔斯的思想遗产
寒夜之思
第三辑　中国士人
世纪初的忏悔
“殉道”还是“殉清”？
梁启超的信仰根底
为什么忧伤？
永远的少年
因德而死，责尽而亡
鲁迅与耶稣
折断的翅膀
精神的低吟
精神的外在限制
内心优雅的人
送铁生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