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男，江苏盱眙县人，1936年12月生于南京。
　　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54年高中肄业后赴宁夏贺兰县乡村插队务农。1957年因在《延河》文学月刊上发表长诗《大风歌》而被列为右派，遂遭受劳教、管制、监禁达十几年，其间曾外逃流浪，讨饭度日。1980年调至宁夏《朔方》文学杂志社任编辑，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1年开始专攻文学创作。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初吻》等；中篇小说《河的子孙》、《龙种》、《土牢情话》、《无法苏醒》、《早安朋友》、《浪漫的黑炮》、《绿化树》等；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以及散文集《飞越欧罗巴》、《边缘小品》、《小说编余》、《追求智慧》等。曾三次获得国家级小说奖，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刊物奖，获国家与宁夏自治区“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称号。《灵与肉》等九部小说被搬上银幕，作品被翻译成27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有广泛的国际影响。

　　《中国文人的另类思路》为著名作家张贤亮先生的散文集，《中国文人的另类思路》中收集了张贤亮先生的生活随感和对他这个时代的观察及感悟。

　　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在“身份识别制度”中当然处于最低层，不但“成分高”，并且非常之“高”。还在上中学时候，学生宿舍常丢东西，老师找不到小偷，但又必须找一个出来，因为正值暑期，高三班面临毕业，在毕业典礼之前需要有一个反面教材来进行教育。找来找去，只能找我顶罪：（1）因为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又没有资格领助学金，穷就有偷东西的可能；（2）我也确实不好，经常旷课跑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看小说，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3）丢的只是墨水、邮票、信封、信纸、袜子之类的东西，不够向公安局报案的条件，这种顺手牵羊的事神探也查不出，只能靠学校自行破案。而按惯例，任何单位破案的方法都是在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中间排查。刚好，我这个穷学生居然是班上唯一的“资产阶级分子”，又是“关、管、斗、杀分子子女”，我当小偷的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于是，临毕业前我就作为“反动学生”兼“偷窃分子”被开除。
　　还在青少年时代我就受了“黥刑”，脸上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给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础（现在，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仍说我曾是个“不良少年”，在文学史上留下不良记录）。
　　这样，除了“资产阶级分子”、“关、管、斗、杀分子子女”，又添了“反动学生”、“偷窃分子”两顶帽子。
　　接下去是“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已如上述。至于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帽子，那已到1968年我第二次劳改释放又回到农垦农场的“文革”时期了。“文革”中，“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揭发出来，主张“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全是“罪该万死”的罪行。“造反派”翻阅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判刑的“正式文件”，即法院的判决书，发现我坦白交待材料竟与“刘邓”的主张不谋而合。既然“刘邓”的罪行都公开了，我的坦白交待材料公开了也无妨，于是我理所当然地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关进“群众专政队”，简称“群专队”，即现在说的“牛棚”。同时，再获得一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
　　对了，我忘了，我还有一顶“劳改劳教释放犯”的帽子。本来，劳改了，劳教了，服完刑被释放了，就应该恢复公民权利。不！即使释放了你还是“犯”！
　　我应该再次表示感谢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宽厚，农场的“革命群众”从来没有把我当作“犯”。人们原来叫我“老右”，这个“老右”带有亲呢的意味，“文革”中我又被叫做“老修”，“老修”仍有亲昵的意味。至今宁夏南梁农场七十岁左右的老员工还给我这两个绰号。
　　数一数虚虚实实我有多少顶帽子了：舆论上的“右派分子”，“正式文件”上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管制分子”；个人档案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关、管、斗、杀分子子女”、“反动学生”、“偷窃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劳改劳教释放犯”……除了和土地有关的帽子几乎品种齐全，我应有尽有了。
　　实事求是说，我戴的帽子还不算多，“正式文件”上不过两顶加个“管制分子”而已。到1978年全国范围大平反时，我才知道很多人比我戴的帽子更多。
　　我认识一位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因为长期在领导岗位，所以精通“身份识别制度”。他介绍，没有我说的什么有“正式文件”与无“正式文件”之分，实际上是明、暗之分。“明”的是我所谓有“正式文件”的，“暗”的是内部掌握的，放在个人档案里。除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是“明”的，内部掌握的如“反动军官”、“伪保甲长”、“三青团员”、“国民党员”、“起义人员”、“旧官吏”、“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多达十几类，这类人都是内部控制使用的，没有政治运动便罢，运动一来，首先过滤他们个人档案里的材料，然后采取不同措施，或揪出来示众，或降级使用，或调动岗位，加以隔离。“文革”时，又添了共产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三类“明”的，加上原来五类“明”的共有八类。“文革”后期，知识分子地位大幅降低，社会舆论普遍认为知识分子也应算一种特殊“分子”，于是把知识分子当作第九类。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由此而来。
　　这位老干部自己就有“叛徒”、“特务”、“三青团员”、“反动军官”、“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分子”等等虚虚实实十几顶“帽子”，“走资派”那一顶虽然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解放干部”时随大流摘掉了，但还有若干顶需一一说明，一一往下摘。待他摘掉全部“帽子”，获得彻底平反后却一病不起，瘫痪在床。他对我说，他一辈子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了摘“帽子”上面，摘了一顶还有一顶，比他跟日本人和国民党周旋还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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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文人参政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
我的态度
中国的未来——与日本《产经新闻》记者的谈话
参政议政应有一定的前瞻性
建设文化大国
加强地方人大、政协在地方政治生活的作用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
拖欠民工工资应受法律惩罚
发展职业教育，树立多途径成才观念
关于筹建“文革”博物馆的提案

第二辑 文人经商
“文人下海”
关于宁夏旅游业
宁夏有个镇北堡
西部企业管理秘笈

第三辑 文人思文
变形语言的审美享受
中国文化产业概谈

第四辑 生活随感
美丽
大话狗儿
故乡行
国际接轨第一功——小浪底随想
排泄与喧嚣
透视中国人的英雄观
丫头·婆姨
雨·天话语——与余秋雨易中天的对话
玉缘
作家出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