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军，1954年生于北京。1984年，方军为《读卖新闻》北京分社服务，是日本记者的助手；1991年，在日本留学期间，方军偶然结识了一些曾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与他们聊天带给方军的震惊感不是用他所能了解到的历史来解释的，于是，他把所有的聊天整理成采访手记，并于1997年回国后出版，书名就叫：《我认识的鬼子兵》。这本书因对老鬼子们独特的战争反思和沉重的负罪感的口述实录而震惊了国人，轰动一时。
    回国后，方军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在这个便利的工作环境中，他又以各种方式结识了更多的中国老兵。中国老兵给他带来的采访感受与日本兵完全不同。那种感动和无奈流露在字里行间，令读者不禁与他一起唏嘘不已。感谢网络，他将这些文字放在他的私人博客里，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那些无论曾是国军还是八路军或飞虎队员的老兵，曾经怎样为国家而战，如今过着怎样的生活。

    作者方军从1997年开始采访曾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兵，并以口述实录的形式将这些采访整理成文。《最后一次集结》所集，为方军自2003起采访到的曾服役于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的幸存老兵，共17人。侥幸活至今天，他们已成为活着的历史巨著。方军将他们当作活着的历史，一篇篇记述下来，其中既有老兵们口述的战争经历：如何在缺少兵器的情况下用大刀杀敌，在卢沟桥事变中，作为最前沿的部队，如何应对敌人的挑衅，以及如何在后方照顾伤兵，等等；也有方军从采访者的角度，对他们现在生活的实录。对于这些耄耋老人曾经遭遇的种种悲欢离合，甚至不公待遇，方军有自己的看法：抗日英雄不应被忘记，无论他是国军还是八路军。

    吾兄方军以《我认识的鬼子兵》夺走“历史专家”的冷灶，又以《最后一次集结》来抢“职业记者”的热饭。如果上个世纪是小说的文本世纪，那么未来百年则是直播的3D纪元。
    方军新作《最后一次集结》为读者竖起一面历史的巨镜，颠覆自娱自乐的痴人说梦、坐井观天。如果非吹毛求疵，往死里批判，唯一缺陷是——缺少老鸭的“语像”摄影。
    ——唐师曾
    
    老萨15年前读方兄大作《我认识的鬼子兵》时已心潮澎湃，如今再读《最后一次集结》，万千感慨，化作一句话：耻辱和英雄，都不应被忘记。感念方兄多年辛苦采访，还望读者与老萨一样，读懂在老兵的尊严与渴望之外的历史回音。
    ——萨苏

    到了天津车站，从天桥尽头直到出站口，站立着两排持枪相向的日本兵，枪口上着刺刀，两排刺刀尖中间仅能容一人通过。在这刺刀丛中行进，不能惊慌。不许回顾。走出出站口，我们才发现苏绍游“丢”了。我们剩下的三人雇车住到法租界的人和客栈。我们谁也吃不下饭，分头到路上寻找苏绍游。我们是上午9时许到达天津的，下午4时，终于找到苏绍游。据他说，他被抓进一个大仓库里，在二百多难友当中，半数以上是学生，其余是军人。苏绍游说，和他挨在一起的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日本兵检查别人的时候，他们沟通了情况，学生们同情他，都证明他是商人，所以他被释放了。
    抵津的次日，我和韩树声到罐头商店找到我们的同学蔡维光，向他打听第二十九军的情况。蔡找了一些熟人作了调查。据说，第二十九军正在沧州以北作战，日军从上海运来不少援兵，天津郊区又被他们占领。每个路口都设置了盘查哨，老弱妇孺经严格检查后才可以放行，青壮年则一律不许通过。蔡维光说，连日暴雨，由陆路逃离天津，既危险又不好走，不如乘轮船去青岛，经济南再转津浦线。我们采纳了蔡维光的建议，决定坐轮船走。T-'r-，韩树声、李胥五到太古公司买票，不久他们回来了，所带路费不多，不能久停，要抓紧时间寻找部队。于是四个人一起到轮船公司买船票。
    9月中旬，我们乘船向青岛进发，统舱里绝大多数是从北平逃出来的学生和军人。轮船在海河里徐徐前进，两岸上和在海河中乘舢板游弋的日本人，纷纷向我们起哄，讽刺中国人乘外轮南逃。站在船舷上的同胞们，有的怒目而视，有的大声反讥，当时日本人还不敢向外轮开枪，对我们无可奈何。
    轮船进入了山东海域，船上通知说，青岛有情况，改到烟台登陆。到了烟台在虎头崖靠岸，当地没有码头，旅客由小船接运。当我们见到国旗在岸上高高飘扬，一个个热泪夺眶而出，我和几位同行者同时在小船上起立、脱帽，向国旗深深地行了一个鞠躬礼。在烟台，我们住在苏绍游的大哥家里。两天以后，我们各背起一个大包袱徒步西行，经过黄县、招远、掖县到达潍县。农村表面上是平静的，但成年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非常关心抗战，每到一地他们都问长问短，渴望我们介绍一些平津的情况。由于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奋起抗战为全国人民所钦佩，所以当地群众在知道我们是第二十九军的军官后，都表示慰问和欢迎。在潍县，我们乘火车去济南，火车上的秩序还好，从沦陷区逃出来的人员一律免票乘车，也都不要证明。实行这一办法，使从沦陷区逃出来的人都感到温暖。火车上有许多宣传队，绝大多数宣传员是从平津逃出来的学生，他们很会演讲，讲起来悲愤激昂，感染力很强。
    在济南车站上，我们巧遇军务处的战友丁仰恒，从他那里得知敌我对峙的第一线就在沧州以北。当天我们乘军用车到达泊镇。宋哲元的司令部驻在泊镇中学，此时第二十九军已扩编为第一集团军，由宋哲元任总司令。原来属于第二十九军的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和第一四三师，分别扩编为第七十七军、第五十九军和第六十八军。我们到总部报到以后，韩树声、李胥五分到副官处，我和苏绍游分到军务处。军务处处长孟绍濂是同盟会会员，为人笃厚，能以身作则，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战斗。从一张地图看日军的侵华准备1937年9月14日，我到河北泊镇宋哲元的总部报到。从这时起至1938年4月宋哲元辞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止，我一直在总部里工作。先在军务处，后调参谋处，最后又回到军务处。
    在泊镇，我军用高射炮击落了一架敌机，送到参谋处去的战利品有一个降落伞和一张地图。当时我正在参谋处帮忙，负责保管地图和抄写文件。那一张军用地图正是我们家乡——河北省盐山县一带的地形图。我认真审查了那张地图，不但很感兴趣，而且非常惊奇。原因是日本测绘的那张地图，比我国测绘的一万分之一的地图还精细。我们家乡附近的各个村落的位置、河流及道路走向非常准确，连每个村落里有多少水井、多少人员、多少物资也都有记载，这不“神”了吗？我在军官学校是学工兵的，学习过测绘，我们用相当长时间测绘，有时还测不准确，日本人“没有”在我们家乡测绘，这么精确的地图他们是怎么搞出来的？参谋处的同事们就这一张地图议论了很久。大家说，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他们这种深入异国调查研究，工作量这么大，组织得如此严密，不能不令人深思。另外，日本人测绘了这么精确的地图，中国的地方当局和保安机关竞一无所知，可见我们严防敌特的工作实在搞得太差了，又怎么能不被动挨打呢？1938年8月，我在西安考入成都军官学校，离开部队时我还把那张地图保存着，后来在军校储藏室里弄丢了，感到非常可惜。四、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
    韩立才老人讲讲停停，回忆70年前的卢沟桥事变让他变得异常沉闷，他时常仰头盯着天花板，摇头叹气，陷入深深的沉思。
    我为了活跃气氛就支开话题：“韩老哪，我这次来，是你孙子给我打的电话。他说你住院了，我还不相信呢。韩老，你什么时候有儿子的？我怎么不知道呢？”
    哪知道，我的话捅了马蜂窝，韩老一下悲伤起来。
    韩老说：“我当营长的时候，和官兵的关系都非常好。有个连长和我更是亲如兄弟，这个连长也姓韩。在和日军作战前夕，这个连长找到我，说，我如果牺牲，一家老小就托付给你了！在前线作战时，韩连长果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异常英勇。可惜，日军的子弹击中了我们的英雄，我们的英雄不幸倒下了。韩连长人高马大、一表人才，我们朝夕相处。韩连长的夫人更是贤惠聪颖、相貌端庄。而且，他们夫妻感情甚好，让我怎么向她禀报呢？后来，韩连长的夫人就上吊自杀了。”
    韩老哭着说：“他的儿子刚刚三岁！这，就是我的儿子啊！”
    我听了，半天，如鲠在喉。大哭。韩老也哭。
    我想，我这次为什么又悲伤呢？可能是因为连长老婆上吊吧。
    我发现，痛哭中的韩老已经没有眼泪了！他频频示意，让张海滨给他擦眼泪，其实，他没有一滴眼泪涌出，那只是他意念里流出的眼泪。96岁的他！眼泪早已经哭干了！
    护士走进来了，她悄悄示意我出去。护士小声对我说：“他是96岁的老人，他哭，你哭什么？你的任务，是安慰病人，是少说话，知道吧？……改下午输液吧。”
    我擦干眼泪，又坐到96岁的韩立才身旁。我不知道是让他详细说说这件悲伤的事情呢，还是放弃。正在我为难之时，韩老坐起来说：“等我详细地说给你，我这个儿子是怎么来的。”
    韩立才对我说：“我知道我自己，阎王爷已经向我招手了。但是，这件事情我要详细说。我要对得起战友，我要对得起为国家牺牲的将士，我要对得起这些民族的英雄！”
    韩老对我说：“你刚才对我说，你这次是代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来的，你不只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所以，我要更加庄重一些叙述。”
    韩老对周围来看望的人们说：“你们也来听听，有好处。”五、韩斌奎的故事
    1943年，我和韩斌奎一同在国民党第五十九军参谋处当参谋，我们相交甚笃。下面，我要把他参战牺牲的情况作简要记述。
    韩斌奎是天津市武清县河西务乡大刘庄人，1920年7月4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33年，为了生计，韩斌奎去天津松茂堂药店当了学徒工。过了一段时间，斌奎因不堪店主虐待，到北平找到了兄长钰奎，打算要些路费去内蒙古磴口县，找同乡谋生。钰奎因手中拮据同时也不同意他远去，只给了他两元零花钱。斌奎背着其兄用两元钱买了去南口的火车票，由于坐过了站，被路方查出，正打算送车站处理时，适有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一名军官在场，那位军官看到斌奎清秀，说是他的勤务兵，替他补票了事。下车后，那位军官把斌奎带到宣化他家里暂住，不久就在张家口为斌奎在国民党三十八师独立旅的独立连补了一个电话兵，从此韩斌奎走上了军旅生涯。
    抗日救国
    七七事变后，该旅奉命留在北平维持秩序。1937年7月29日，日寇大举入城，独立旅被迫缴械。韩斌奎看到部队被缴械，怒不可遏，遂和他的连长各带短枪一支，骑马去寻找三十八师。日寇占领北平之后，城郊各处仍在继续战斗，道路还没有完全被封锁，趁此时机，韩斌奎和他的连长绕过交战地点，骑马向天津方向奔去，终于在天津郊区找到了三十八师。抗战以后，宋哲元领导的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升任总司令，原来的三十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师长张自忠升任军长，下辖三十八师和一八。师，韩斌奎被编入三十八师。
    ……

序：为什么要"最后一次集结"
韩立才：七七事变最后的证言者
金振中：卢沟桥前线的直接指挥官
杨云峰：抡起二十九军的大刀
王延洲：王牌飞行员的抗日史
王世江：从国军士兵到解放军司令
沈甸之：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人生
马步先：卢沟桥事变的"活字典"
孙敬生：我想要一枚抗战胜利纪念 章
张可宗：黄埔十八期毕业生
付锡庆：杀过日寇，也扫过大街
刘思远：夜潜敌营的"奋勇队"队员
王自治：为国家而战的老兵
崔金品：我想和温总理握手
姚爱华：战地救护队的女护士
赵新立：回忆"七七事变"经历
王寿延：脑壳被打凹的二十九军军医
崔蕴秋：迟来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