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钱默存先生所撰《石语》，乃其年轻之时，所记石遗老人陈衍一夕之谈，一直到钱晚年方出版。此书文字不多，但是很有用，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往往都是些官面文章，所谓“正经的话”；而这上面谈到的，都是些“私下的话”。举个例子：如谈郑孝胥事，其他记载岂能有之。郑作为诗人，亦为陈石遗所推重，但是《石语》仍然述及了郑的“私事”。我之所述，颇意仿照石遗老人，以轻松之漫谈为主。于漫谈之中，诸位可能得到一些书本上得不到的东西。
　　一、师长学行
　　范文澜
　　我今年八十有三。几十年来，我除了自己读书，学写文章之外，先后协助过三位先生：范文澜先生、章士钊先生、匡亚明先生。三位先生各有成就，总之都是我们当代的著名人物。能够协助他们做些事情，使我从中受到许多的教育。三位先生的身教、言教，至今使我受益无穷。
　　范文澜先生字仲沄，浙江绍兴人。绍兴不光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它还和辛亥革命的关系非常之大。辛亥革命之时有三会：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合起来是同盟会。华兴会是黄兴等创建，地区主要是在湖南、湖北；兴中会是孙中山等创建，地区主要是在广东还有海外；光复会主要是在浙江，尤其主要在绍兴。光复会的名人如蔡元培、徐锡麟、秋瑾，皆绍兴人，所以绍兴可以说是光复会的诞生地和大本营。
　　范老的故居，我专门去看过，去的时候因为盖大楼，范家的房屋大部分被拆掉了，新闻媒体、社会人士不赞成拆掉范老故居，尚未拆的几间保留下来了。他的家对面有一条河，河旁边就是大通学堂，大通学堂就是徐锡麟与秋瑾所创办。他们创办此学堂，实际上就是借教育学生为名，准备起义力量。训练学生出操扛枪什么的，换句话说，武器也有了，兵也有了。范老的家就在河对面，这边是大通学堂，这边就是范老的家。范老的哥哥名叫范文济，就在大通学堂读书，后来就留在了学堂。有一天，范老的母亲买了螃蟹，让范老到河对面的学堂去叫哥哥回来吃螃蟹，范老刚到门口就不能走了，因为好多清兵把秋瑾绑了出来，当时在抓捕时好像还动了武，当然动武的程度是很有限的。第二天就有报告说：悍匪范文济，因拒捕而亡。实际上是报错了，死的是另外一个人，不是范老的哥哥。但范老哥哥却反而没有事了，因为他不是已经“死”掉了吗。不过“范文济”这个名字是不能再用了，所以后来等于说范文济就没有了“名”，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此件事情对范老有着重大的影响。
　　范老在上海浦东读的中学，这所学校办得好，校长是黄炎培。这个后来就跟我发生关系了，所以世事往往因缘而生。范老大学读的是北京大学，校长是蔡元培。蔡元培是绍兴人，是清朝的翰林，又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以北大办学“兼容并包”名闻天下。范老得到蔡元培的赏识，做过他的秘书。
　　当时北大教师有不少，对范老影响最深的有三个人：一是黄侃，范老称“蕲春师”，蕲春乃黄季刚籍贯。旧时称人称籍贯，是最尊贵之用辞。举个例子，如称曾国藩为“湘乡”，称李鸿章为“合肥”，称章士钊为“长沙”，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另外一种呢，是用一位和所称人同姓的古人来称呼，例如冒广生，冒辟疆的后人，他到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接见他，冒称周为“濂溪”，即以周敦颐指代。一是陈汉章，范老称“象山师”。陈汉章现在好像没有黄侃有名，但学兼经史，在当时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后来也曾到中央大学任教。还有一位就是刘师培，但范老只称他“申叔先生”，不称“仪征师”，称呼上与黄侃、陈汉章有区别。这大概是其人品不为范老所重的缘故。实际上，对范老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刘师培，因为刘师培以经学名，而范老最初搞的也是经学。其着作《群经概论》，原是他在大学教书时的讲义，引用刘师培的最多，甚至有全章引用者。北大同学之中，关系最好的是顾颉刚，后来他们在北京组织“朴社”。所以范老早期的书，都是朴社刊印的，现在已很难见到了。
　　另外一位对范老有过重要影响的，是鲁迅。鲁迅的朋友许寿裳，是范家的亲戚。鲁迅一生中和很多好友最后都不免翻脸，唯独许寿裳与鲁迅始终如故，后来死在中国台湾。范老在北京读书的时候，经常和许家的一个人同去拜访鲁迅。《鲁迅日记》中所提到的“范云台”，就是范文澜。范老本来是鲁迅的后辈，鲁迅当时已是北大的讲师，后来与鲁迅则成为战友。鲁迅先生到南方后，有一次去北京，和中共地下组织有关人员见面，就是在范文澜家里。范老是地下党员。当时他是北平女子文理学院的院长，也请鲁迅去讲学，讲了半个钟头，然后晚上到范老家里吃饭，座中有几个人，就是当时中共北平地下组织中的人。鲁迅去世之后，范老写文章悼念，其中最刻骨铭心的话，意思是：大家都说鲁迅爱骂人，而我认为鲁迅有资格教训人。范老说，有好多人学问或许不错，但人品就不一定好。而鲁迅先生，还没有看到他有哪一件事做得不好的。范老的意思是：自己做得正，所以就有资格教训别人。这一句，代表了范老对鲁迅的评价。
　　谈到国学，我觉得像章太炎、黄侃这样的，确实够资格讲国学。新式的人当中，范文澜够资格讲国学。因为“国学”，顾名思义，一定要“通”，它绝不是一个专门之学。“专”是需要的，但距“国学”相距甚远。因为中国之“国学”的特点就是博大精深，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经史子集”。范老在早年，四部都有着作。经部是《群经概论》，经学实际上是范老当时最拿手的，因为他是跟刘师培学的。如果就学派而言，主要属于古文经学，同时沟通古、今文经学，这也是刘师培的特点。史部是《正史考略》，就是把二十五史（二十四史加《新元史》）都考了一下。子部是《诸子略义》，这本书后来已找不到了，编全集时才幸而找到一本。集部就是那本最著名的《文心雕龙注》。
　　《文心雕龙注》这部书前后有两名，最初叫《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先生在南开大学做讲师时的讲稿，在天津印行，梁启超作的序。南大中文系藏有一本，上面还有范文澜题赠黄侃的字，大概是黄侃死后归于学校。最近我看到王运熙先生写文章，他认为二十世纪最好的三部“讲疏”，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讲疏》是其中之一。由《讲疏》后来发展成为《文心雕龙注》，此书先后有很多版本，今天大家所看到的是最后的版本，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本子，也是目前最好的本子。曹道衡先生的弟子刘跃进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谈论《文心雕龙注》的价值。范老在这本书里，许多地方已经运用了辩证唯物的观点，只不过他不事张扬而已。《文心雕龙注》每版一次，都新增一次。关于这最后一版，要提到一个人，就是金毓黻，他跟范老是北大的同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金初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后来院系调整，进入近代史所任研究员。当时范老就委托金毓黻，找个老先生专门校勘，把错字校出来，由范老改。范老是一分钱稿费都不要的，这一点我下面还要讲到，所以校勘费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稿费中支出，每个月一次，由范老签个条子到出版社领。那时候我已经在所了，所以我知道这位老先生，叫王寿彭，河北人，岁数已经很大了，后来就被研究所留用。金毓黻怎么认识他的呢？金经常买书，看到很多书都经此人校勘。王家本来是一个地主，不愁衣食，就买书来校。他和我说，《丛书集成》中收有他家刻的丛书，他还送给我一部版本很好的唐代人的集子。王寿彭家里原来是有钱的，他的图章是吴昌硕刻的，吴昌硕刻章贵得不得了，当时有“吴昌硕治印得中人产”的说法，可见其润笔收入之丰。后来王家穷了，书就卖出来，金毓黻买到他校的书，就介绍给范老，专门代他校《文心雕龙注》。他是怎么校的呢，是用两个纸条，一个纸条盖在书上，另一个纸条盖在校样上，各抠一个洞，只看到两个字。逐字对校，这是最好的校法，否则一眼就漏过去了。校勘，愈是熟悉书的内容的人，愈校不出来。我听任继愈先生讲过一个故事：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要人缮写奏折，找的人是字写得好，但文章不通。什么道理呢？文章不通的人，照字写字，不会出错，同时也不会泄露秘密。任先生主持校大藏经，主张不用找水平很高的人，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从中可以看到范老这个人，错字是要消灭的，稿费是不要的。叫他再作一个序，他也不肯作。
　　范老早年四本书，代表他经、史、子、集四部的成就。四部皆通，可称“国学”之师。在此之外，还有一些小书，在他本人来说可能不重要，但是比较有意思。比如《水经注写景文钞》，《水经注》大家都知道，这本书就是把《水经注》中写景的文字钞到一起。他的观点是：柳宗元山水记是千古绝创，但柳的山水记，仿效的是《水经注》。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研究学问，讲究的是考镜源流，这就是一例。当然这本书还有一个序，在序中他主要是发挥政治见解，说《水经注》写景写得很美，而现在我们有很多好的园林，却被官僚、地主霸占，搞得乌烟瘴气等等。这是学术以外的观点。抗日战争初，他写了一本书《大丈夫》，开明书店出版。这本书是比《水经注写景文钞》更小的东西，但讲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英雄人物，表彰他们的精神，目的是宣传抗日、宣传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这件大事，他也搞普及工作。
　　范老两次被捕。当时他经常在课堂上讲马列主义，这当然是免不了要被捕的。一次是蔡元培，一次是许寿裳和其他一些教授，把他保出。他们的理由就是：范文澜这么一个书呆子，他绝不可能搞共产主义。范老跟我们谈过，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化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主要就是从抗日开始的。他年轻的时候，就受到秋瑾、徐锡麟、蔡元培、鲁迅的影响，很早就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他最恨国民党不抗日，而拥护共产党抗日。
　　早先的五四运动范老并没有参加，他瞧不起五四运动中的某些人，认为某些人“浮躁”。他也不赞成白话文，他认为白话文所能表达的，文言文都能表达，没有必要换一种文体。后来他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一条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觉得这句话文言文没有办法表达，这时才认为需要白话文。他后来写的书全是白话文，但是他的白话文中还有骈文的影子，写到得意的时候，都是四六句，因为他最赞成刘彦和，他认为《文心雕龙》表达如此艰深的道理，用骈文比用散文还要自如，骈文运用至此，可以说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莫砺锋教授的一位女博士弟子，我并不认识她本人，她的一本书出版，本来请莫教授作序，莫教授客气不肯作，遂请我来作，我就引用了范文澜先生的这句话。另外又引用陈寅恪的话：骈文什么时候最好，一个六朝，一个宋代。因为六朝与宋代思想自由，骈文等于是戴着镣铐跳舞，如果思想不自由，没有办法做好。陈寅恪先生说庾信《哀江南赋》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有真实感情，只要有真实感情，骈文照样可以运用自如。南宋灭亡时宋室太皇太后之逊国诏，出自汪彦章，这个诏很难写，但他写得非常好，很感人。范、陈两位大师不约而同，都不排斥骈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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