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作者真实身份至今是谜。埃莱娜·费兰特1992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烦人的爱》，1995年被意大利导演马里奥·马尔托内改编为同名电影；此后相继出版小说《被遗弃的日子》（2002），通信文件集《碎片》（2003），小说《暗处的女儿》（2006）以及儿童小说《夜晚的海滩》（2007）。2011年至2014年，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尖锐又细腻探讨了女性命运的复杂性和深度。2017年3月，《我的天才女友》被改编成话剧在伦敦上演。2017年，HBO宣布将那不勒斯四部曲改编成系列电视剧。作者的最近一部小说是《成年人的谎言生活》（2019，中文版即出）。

对界限的意识对所有的女性来说都是重压。我们在别人设定的界限里生活，当我们不尊重这些界限时，我们也无法喜欢自己。男性突破界限不会自动产生消极的后果，反而会是一种好奇心或者勇气的标志。但女性突破界限——尤其是在没有男性引导或监督的前提下，会令人无所适从——会是一种女性魅力的丧失，是逾矩、堕落和疾病。———埃莱娜•费兰特答《金融时报》采访（2015）

你读到的任何关于埃莱娜•费兰特的文字都无法让你预料她作品中的狂暴力量。每当她的充满启示的那不勒斯系列新推出一本，她都会再一次地令你猝不及防。  ——《纽约时报》

费兰特清晰有力地刻画了——在一个男权和教会统治的社会里，出生劳工阶层的莉拉和埃莱娜在面临她们的成长和缺乏选择的生活时经历的愤怒和挫折。 ——《每日电讯报》

 “那不勒斯四部曲”精彩而又持久地探索了嫉妒——这种最为致命的情感，因它有时候会将自己伪装成爱。——《纽约书评》

费兰特的写作没有任何边界，她会将任何一个念头推至最极端的结论，同时又能回到其最根本的起源。——《纽约客》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周一周过去，让我惊异的是，怀孕这件事情并不是一种负担，反倒让我很轻盈。那种恶心的感觉很轻微，我的身体没变得虚弱，我的心情也没有受到影响，我还是像之前那样，想做什么做什么。在我怀孕三个月时，我的书获得了一项比较重要的奖项，这给我带来了更多声誉，还有一些钱。尽管当时的政治气氛很排斥那个奖项，但我还是去领奖了，我为自己感到骄傲，身体和精神上的实现，让我忘记了羞怯，我变得很开朗。在致谢的发言中，我讲得太多，我说我感觉很幸福，就像宇航员走在白色的月球上。几天之后，我感觉自己很强大，就给莉拉打了电话，跟她讲了那个奖项的事情。我想告诉她，事情并不像她预测的那样糟糕，我现在一切顺利，我很满意。我感觉自己那么得意，我想超越她带给我的不安。莉拉在《晨报》上看到了那则消息，还有我说的关于宇航员的话——那不勒斯的报纸用几行文字谈到这了个奖。还没等我告诉她这个奖项的事，她就很辛辣地批评我了。她讽刺说，白色的月球上？有时候最好闭嘴，也不要说这些废话。然后她补充说，月亮是一块大石头，是几十亿石头中的一块，石头就是石头，你最好脚踏实地，面对地球上的这些麻烦。

我感觉胃里一阵绞痛。她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她不希望我幸福吗？或者她一直都没有好起来，是她的心脏病一直在增强她邪恶的一面？我想说一些难听话，但我没法说出口。而她就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她已经伤害到我了，就好像她觉得自己有权利伤害我。接着她用一种友好的语气，跟我讲她的事情，她已经和她哥哥、母亲甚至是父亲和好了。她和米凯莱·索拉拉因为鞋子的牌子，还有他应付给里诺的钱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她还和斯特凡诺进行交涉，希望从经济角度，他能做詹纳罗的父亲，而不只是给玛丽亚当父亲。无论是针对她哥哥里诺，还是针对索拉拉兄弟和斯特凡诺，她都说了一些非常恼怒的话，有时候很粗俗。最后她问我，就好像真的迫切需要我的看法：“我做得对吗？”我没回答她。我得了一个奖，她只记得我说的关于宇航员的话。也许是为了刺激她，我问，她还有没有那种脑子连不上线的感觉。她说没有，她重复了好几次，说自己很好，只是有时候，我用眼睛余光看到，有人从家具里出来。她说这些话时，还带着一种自嘲的笑。后来她问我，怀孕怎么样了？很好，非常好，我说，我从来都没这么好过。

那几个月，我经常出行，我经常受到邀请，不仅仅是因为那本书，也因为我写的一些文章。为了写这些文章，有时候我不得不出去，近距离接触罢工的新形式，还有老板们的反应。我从来都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做这些事让我很高兴，我感觉自己在桀骜不驯、充满力量地进行反抗，我柔顺的外表是一种乔装。实际上，因为这个缘故，我混迹在工厂门口的人群里，我和男女工人，还有工会的人谈话，我在警察中间游走，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农业银行被炸时，我当时在米兰的出版社里，但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我没有不祥的预兆。我觉得，我是那种无法抵挡的力量中的一股，我感觉自己坚不可摧，没人能伤害到我，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我们俩是一体的，是一种持久的存在，我是抛头露面的，他（或者她——彼得罗希望那是一个男孩）到现在还看不到。剩下的就是一溜风、一阵阵声音和影像，无论是好是坏，都构成了我工作的材料，这些东西要么随风而逝，要么就成为我写作的材料，通过神奇的语言，变成一个故事、一篇文章或者一段公众演讲，我根本就不在乎我说的、我写的符不符合社会规范，或者说艾罗塔一家、出版社、尼诺喜不喜欢这些，尼诺一定在某个地方看着我写的这些东西，帕斯卡莱、娜迪雅和莉拉也一定会看到，为什么不呢？他们一定会想着：看吧，我们曾经对莱农不公正，她一直站在我们这边，你看看她写的这些东西。

我怀孕的那个阶段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让我惊异的是，怀孕之后，我更渴望做爱了。是我在激发彼得罗的兴致，我拥抱他，吻他，尽管他对于接吻没什么兴趣，想马上进入主题，用他那种长时间的、疼痛的方式折磨我，然后他会起身，一直工作到很晚。我睡一两个小时之后会醒来，我在床上找不见他，就会打开灯读书，一直到疲倦为止。这时候，我会去他的房间，让他来上床睡觉，他会听我的话，但一大早就会起来，就好像他很畏惧睡眠，而我却睡到中午。

只有一件事情让我很不安。那时候，我已经怀孕到了第七个月了，我的肚子很大、很沉重。我在新比隆的栅栏门那儿，当时发生了冲突，我赶紧逃走了。也许是因为我做了一个不该做的动作，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感觉右边的臀部一阵剧痛，一直延续到整条腿，就好像一根热的铁棍。我一瘸一拐回到家里，躺到了床上，慢慢等着剧痛过去了。但那种疼痛时不时会再出现，就是大腿和腹沟那里疼。我慢慢习惯了这种疼痛，尝试变换不同的姿势待着来缓解那种疼痛，但当我察觉到，我走路一瘸一拐的，我感到很害怕。我去了那个给我定期检查的大夫那里。他让我放心，他说一切都正常，我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重，这引起了我的坐骨神经痛。为什么您要那么担心呢？他很温和地问，您一直都是一个开朗的人。我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担忧。我说谎了，实际上我心里很清楚，我很担心我母亲的脚步在我的身上得到印证，我会像她那样一瘸一拐的。

妇科医生对我说了一番安慰的话，我平静下来了，我的疼痛又持续了一阵子，最后消失了。彼得罗禁止我做其他疯狂的事情，他不让我跑来跑去的。我听他的，在怀孕的最后阶段，我一直在家里看书，几乎什么都没写。

我们的女儿是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二日早上五点半出生的。我们叫她阿黛尔，尽管我婆婆一直在说：“可怜的孩子，阿黛尔是一个很糟糕的名字，你们还是给她另取个名字吧，什么名字都比这个好。”在经历了剧烈的阵痛之后，我生下了这个孩子，但疼痛时间不是很长。当孩子生出来之后，我看着她漆黑的头发，发紫的小身体在扭动着，哭得很有力气，我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愉悦，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感受过类似的愉悦。我们没给孩子举行洗礼，我母亲在电话里说了很多难听话，她发誓说，她不会来看这个孩子。我想，她会平静下来的，我忽然伤心起来了，假如她不来，那是她的损失。我一能起身就打电话给莉拉，我要尽快告诉她，我已经生产了，我不希望她生气。

“这是一种非常棒的体验。”我对她说。

“什么？”

“怀孕生子，阿黛尔很漂亮，而且很乖。”

她回答说：“每个人想怎么描述自己的生活都可以。”

人物表

1 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