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接触过监狱和犯人的人们对于监狱生活抱有一种神秘感，以为关在其中的都是一伙青面獠牙的人物。其实，号子里的人与当时社会上的人没多大差别，除了占百分之几的极少数的极坏与极好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也就是社会上的芸芸众生。社会人的物质与精神上的种种需求，平常人的喜怒哀乐、愉快、信任、感激、庆幸这些正面感情和痛苦、鄙视、仇恨、嫉妒等负面情绪，以及在利害是非面前的自私自利的谋划或正义的冲动，在号子里的人也一样都不少，而且比社会上的人表现得更激烈、更狂暴，所引发的后果更严重，因而更具有震撼性。因为监狱是浓缩了的社会，无论什么味道都要更刺激一些，浓缩物因其“浓缩”而较原体更接近原体的本质，那么认识它就有助于研究者考察其原体，因此认识监狱及号子里的人也是研究其所处时代生活的重要参考。
——王学泰
《监狱琐记》是作者作为“现行反革命”狱囚，于1975年3月-1978年10月在北京K字楼看守所和北京监狱所见所闻的真实记述。它生动细致地展现了监狱的日常生活和形形色色的囚犯遭遇，在身份、经历各异的这个特殊群体中间，在看似荒诞离奇、黑色幽默般的故事背后，折射出“文革”末期普遍的微妙的社会心理和高压、混乱背景下的人情世故，是一份既真实、又具深刻洞察的历史记录。
由于上面抓得紧，下面的运动自然也就搞得轰轰烈烈。自觉有问题的学生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一个个痛哭流涕，做检查，痛骂自己的过去，以求过关。在我看来有些像滑稽戏。然而奇怪的是我无论怎么检查，自觉得已经很深刻了，但也没有人理，也不说过关了，也不说不让过，有点晾起来的意思。直到清理思想运动告一段落，8月上旬一个阴雨的下午，系总支召集中文系全体毕业生（近四百人）宣布：运动转入解决敌我矛盾问题，从清理思想到清理“反动学生”。接着，总支书记陈某宣读中共中央转发的北京市委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于是，先是全班、后来是全系，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我。其实，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呢？北京有句俗语叫做“拣鸡毛凑掸子”，是说把日常鸡零狗碎的事情凑在一起，有时也很有点规模呢。我平常又爱聊天，言多必失，凑个“掸子”还是很容易的。
在大抓阶级斗争之时我被上面关注，既不偶然（如上面说的“爱聊天”，有时也爱说些“风凉话”，这是在大抓阶级斗争时必然会被注意的。这类人在内部排队时，最佳也得排个“中右”，弄不好就被视为右派），也带有些偶然性。我在北京工农师范学院上学（这个学校在1962年被并入北京师范学院）时，与张闻天唯一的男孩张虹生同宿舍，床头相对，熄了灯也能说话。张虹生由于幼年遭遇（1942年后在新疆坐监狱3年），脾气不好，得罪过系里领导和某些教师，但与我关系不错。当时处在困难时期，天天饿肚子，我们经常一起去饭馆改善生活。在吃饱饭后，就是谈天说地，这样就难免言及困难的根源和党内高层的斗争。从他那里得知，遵义会议后，原来张闻天是党的一把手，毛泽东仅仅是协助周恩来处理军事问题的第三四把手。他谈过对于“三面红旗”、“反修斗争”等重大问题上党内高层是有不同意见的。像后来尽人皆知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和在庐山会议上对彭老总不公正的批判，当时我就知道了。这些信息在正常社会中人民是有权知道的，可是在当年这些都属于高层机密。
另外，我有几位校外的朋友，到了假期经常凑在一起聊天，无话不谈。从张虹生那里获得的信息自然也就扩散到这几位了。1957年反右之后，青年学生大多也都有了自我保护意识，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说一些主流思想不能允许的话。真正的思想交流也只在亲戚或没有利害关系的朋友之中进行。那几位校外的朋友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而且不在一个大学里读书。上面说的“偶然性”就表现在原本无利害关系的朋友，突然变成了有可能发生利害冲突的同班同学。1962年工农师院与北京师范学院合并，那几个朋友中的一位恰好与我同班。当然在一个班里并不是说他一定会揭发我，又赶上“清理思想”这个机缘，而且我俩都与班上的“选举事件”多少有点瓜葛，同时受到“清理思想”领导小组的注意；最后一个机缘是：领导小组中有个下班协助政治辅导员的助教鲍某，对我和同班的那位朋友都有所了解，他又想制造点业绩，于是使用各种方法，动员那位朋友揭发我，这些机缘都凑在一起，肯定还是属于“小概率事件”。身陷这“小概率事件”中，只能自叹命运的捉弄，而系里的领导则庆幸“抓住一条大鱼”（当时总支书记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