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术演到尾声，主角孝公的身体病危了。
公元前338 年，秦国上层都能预感到形势即将发生变化。此际，一个颇有点背景的人突然拜访商鞅，他叫赵良。
赵良对商鞅说：“你这么多年蛮干，用严刑峻法处罚贵族，杀人如麻，积怨太多。你每次出门，彪形大汉在车上护卫，全副武装的人跟在车旁奔跑，没有这些安保措施，你绝对不敢出门。为什么？不就是怕人报复吗？现在国君身体堪忧，我建议你利用这最后的机会，主动辞职，把封地还给国家，劝国君重新起用那些被压制的贵族，然后找个人烟稀少的地方，隐姓埋名，种地过日子。这样的话，某些大人物也许能够让你活下去。否则，国君一旦去世，想想后果吧，想要你命的人还会少吗？”
商鞅觉察到了赵良背后的势力。但是，即使按照赵良的建议去做，公子驷这些人就能善罢甘休吗？再说，自己毕竟让秦国强大起来了，新的国君恐怕也得顾及这一点吧。倔强的大良造回答道：“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不后悔。当初秦国多么落后，父子男女同室而居，是谁改变了这些陋习，是我。再说前些年，我指挥迁都咸阳，扩大了旧城，建成了比鲁国宫殿还要宏伟的宫殿，这些你都没看到吗？”
这一年，孝公因病去世。
公子驷继位当了国君，是为秦惠文王。蛰居多年的公子虔、公孙贾等人立即活跃起来，指控商鞅图谋造反。商鞅跑到魏国边界，被魏国拒绝入境，他又跑回自己的封地，仓促组织了一支小军队抵抗前来捉拿的秦军，结果兵败被捕。秦惠文王判处商鞅车裂之刑，用几辆马车拽住手脚向不同方向奔驰，把他的身子拉裂成几大块。商鞅的家人也都被杀死。
魔术表演虽然落幕，但十九年变法已经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制度基础，而且这些措施收到了奇效。所以，秦惠文王杀商鞅报了私仇之后，从国家利益考虑，也还是沿着惯性往前走。“商鞅死，秦法未败也。”除了后来秦庄襄王用商人吕不韦为相，停止排斥商人和游说之士以外，其余也都相沿不变。这就最终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
商鞅的苛酷行径
很长时间以来，提到商鞅的魔术，都是全盘肯定，赞誉有加。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峰。“文革”后期，为了配合“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的政治需要，把商鞅抬到吓人的高度，甚至于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今天纪念商鞅，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商鞅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成就已如上述。但是，如果只用单一色调涂抹他，则有碍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毋庸讳言，商鞅的措施当中，也有一些很不足取。古人今人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但对于愉悦和痛苦的感觉却是相通的。商鞅实行与法西斯统治一般的连坐制，试问有谁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中？
商鞅彻底压制所有异见，要全国变成哑巴。为了不让人说话，甚至于对赞扬改革的人也发配到边远之地，岂不是一种病态？司马迁批评商鞅这种政治风格是“刻薄、寡恩”。联想起早于他两百年的郑国子产“不毁乡校”，支持舆论监督的改革，不禁令人感叹。商鞅的病态作为，对后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四人帮”神化商鞅，就是例证。
商鞅主张愚民，不许老百姓听音乐，也不许自由迁徙。他说，假如人民愚昧，不追求知识，就会一心一意种地。商鞅烧诗书，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术自由黄金时代开始沉没的先兆。后来一路发生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国人思想空间几乎丧失。从长远效果来看，这是中国长期停滞不前，创造力贫弱，现代化进展迟缓的重要原因。
商鞅变法中的税赋改革，主要是把按田亩征税改为按人口征税，并加重徭役和兵役负担。《商君书 ? 垦令》说：“收取人口税，加重他们的徭役，那么懒惰的人就没办法了，必须尽力开荒种田。”
关于当时秦国人生活的状况，一直存在着不同说法。《中国秦汉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一书，对于商鞅改革之后秦国的赋税有一个计算，可供进一步研究参考。当时实物剥削量（商鞅时期秦国还未使用钱）占农民总收入三分之二，劳役至少占农民劳动时间的七分之一，全部剥削量约占农民总劳动量的五分之四。所以当时国家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但农民日子并不好过，不像“四人帮”在评法批儒斗争中所宣传的那样——人民“发家致富”了。商鞅的目标，是为了实现霸业而建造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这一点，他做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没多久就覆亡了，为什么？根本原因是人民承受不了秦朝统治集团残酷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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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