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结合四川盆地、三峡和长江中游地区大量前沿考古成果，从景观考古的角度深入剖析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晚期这些地区内部的发展与变化、地区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中，三峡地区受到特别关注。它是位于四川盆地与长江中游两大政治中心之间的政治边缘地带，但两位作者突出了三峡地区在经济景观格局的中心地位，尤其是它在整个区域的食盐生产与贸易活动中的枢纽地位。三峡地区促进了其东西两边地区的互动。此外，两位作者也层层分析自然环境、政治文化、包括祭祀和丧葬在内的仪式等多重景观格局，全面考察中国内陆的早期社会变迁。本书资料详尽、理论前沿、考证深入，是一部聚焦于长江中上游地区考古的集大成之作。

作者用“中国内陆”一词来指代四川东部、重庆、湖北和湖南，凸显了三峡地区这个在大多数历史和考古学研究中被忽视的边缘地带的重要作用。他们的多方位研究方法完全重塑了我们对中国西南地区早期文化的理解。

——杜德兰，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教授

这本精彩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论见解和大量实质性的证据，改变了我们对中国较早期复杂文化核心地带的考古材料的理解。作者以其专业的学识和经验，将环境条件、政治发展、经济进程及宗教仪式在文化景观中的作用，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出现联系起来。

——C.C. 兰贝格-卡尔洛夫斯基，哈佛大学荣休教授

《古代中国内陆》通过整合自然环境，研究历史、政治历程、考古学文化、经济活动、仪式习俗等多重重叠的景观格局，首次全面调查了中国内陆，也有力论证了中心与边缘地区的动态关系。这是对古代中国感兴趣之人的必读书目，也是对世界考古学的宝贵贡献。

——许杰，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

作者在《古代中国内陆》中整合了大量前沿资料（尤其是四川和三峡地区的资料），他们在中坝遗址和成都平原的工作是中国考古学中一个杰出的例子。……该书提出了一些对中国考古学而言最富有启发性的理论建议，同时以挑战性的方式展开了中国内陆地区所迫切需要的综合研究。

——《文物》

第4章
四川盆地
（蜀及其前身）

文献中的蜀

正如我们在第3章表明的，四川盆地被人们，甚至是那些以这个地区为其研究中心的人视为一个在历史重要性上属于次要的地区。例如，郑德坤在其1957年出版的对四川考古学做综合研究的著作中（1957：xix）指出，“四川完全是一个边缘地区，这个省的文化从来都不是独立发展的结果，它经常受到一些邻近文化的影响”。

我们认为，文化的发展总是要受到周边影响的。但如果人们将这个议题搁置在一边的话，四川近年的研究使考古学界更愿意去接受四川本土社群在地方社会发展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四川最终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边缘地区”。

我们这里的注意力将集中在先秦时期的成都平原上。这里有关政治和文化格局的考古证据相对四川盆地其他地方要更扎实，而历史记载也以蜀为中心。在不同时期里，以“蜀”为名的国家均位于四川地区：前蜀（907—925）和后蜀（934—965）是五代十国时期（907—979）十国中的两国，它们以三国时期（220—280）的蜀汉（221—263）为国号。这个国家的名字又转而用来指代被秦在公元前316年所攻占的四川盆地的蜀国（Sage1992）。

我们只有从在其他地区撰写的历史文献中才得知这个最早的蜀国，而且这些有限的历史资料是由在四川盆地之外的都市化国家以外部的观点撰写的。根据这些材料，蜀据说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过去数十年的考古证据表明，成都平原附近的遗址为其政治中心，这为我们对中国内陆景观的讨论提供了基础。

与蜀有关的较次要的历史文献包括一些从商代后期首都安阳出土的甲骨文（林向1989；董作宾1942），以及从陕西周原出土的先周和西周早期的甲骨资料（Sage1992：31—34）。但我们完全不清楚这些为数甚少的例子实际上是否真的在指四川盆地的政治组织或人民［顾颉刚1981（1941）］。历史学家更加信任《史记》所提及的蜀国与四川之间的关联（《史记》，卷4）。这个名为“蜀”的政治组织是在标志着由商代过渡到周代的牧野之战中参与对抗商政权的联盟国之一。大量研究集中讨论了这场战争的年代，而这些研究将周代征服商代的时间定于公元前11世纪40年代（与具体的年代有关的讨论和材料，见Falkenhausen2006b：7；Shaughnessy1999：23；有关近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尝试巩固这个年代的讨论，又见Lee2002a，2002b）。在本书中，我们采纳公元前1050年作为这场战争和与之相关的过渡期发生的大约时间。

对于汉代以前有关成都平原的历史记载中，以公元前316年秦征服四川以后的记载对本书帮助最大。例如，《史记》讨论了李冰对蜀地的管治权。李冰据说负责了多个成都平原的工程项目，其中包括第2章讨论到的都江堰。诸如常璩（约291—361年）的《华阳国志》这类夹杂历史和神话的传统典籍中记录了蜀国在先秦时期对成都平原的控制，并将蜀人与“黄帝”的后代联系在一起（Chang1987；李学勤1985：204）。正如王明珂（2010：7396）指出的，这篇文献的标题“显示了作者将蜀视为华夏边陲的地理意识”。王明珂认为，蜀和黄帝之间的联系再现了一个共有“结构化情节”，通过对去到边疆并建立文明的英雄的身份认同，将所有对中原来说是边缘地区的历史与中原历史本身对接起来。

《华阳国志》和传统以来被认为是由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所撰的汉代文献《蜀王本纪》零星罗列了传说和虚构的历史记载中蜀国领袖的次序。第一位领袖是蚕丛，紧随其后者则为柏灌、鱼凫、杜宇和最后的开明。这些名字可能是指不同的氏族，它们在不同时代里相继登上权力中心（彭邦本2002）。这种含糊的历史材料表明成都平原在先秦时期有过脆弱的政治一体化进程，在不同地点相继或周期性地出现过最高统治者。我们在其他文献中也找到了关于蜀的零星资料，这些文献包括《逸周书》和《竹书纪年》，但没有一部文献能无可辩驳地与成都平原的蜀国政治组织有关（Sage1992：40—41）。部分学者曾尝试将这些记载和下文将会讨论到的成都平原青铜时代早期和中期的遗物联系起来。首位将从四川得来的青铜时代遗物判定属于巴蜀文化的学者似乎是卫聚贤（1898—1989），他断定这些青铜器中的罍、壶、戈、钺和剑的时代为晚商至战国时期（卫聚贤1941，1942）。冯汉骥通过将成都平原附近巨石遗址古文献联系起来，认为这些遗物是属于古蜀国的（冯汉骥1985a）。后来的学者亦继续将考古发现与这个地区模糊的历史相联系（有关这个地区的考古学和与蜀有关的历史记载的联系的进一步讨论，又见：李绍明主编1991；四川省主编1992a；宋治民1998a；孙华2000；童恩正1979；徐世群1998；徐中舒1987），然而，文献资料的历史真实性及上述领袖与考古发现之间的联系是无法得到证实的。

致  谢    001

第 1 章

绪  论（古代长江流域的中心与边缘）  1

第一部分 设置舞台

第 2 章  中国内陆的环境  27

第 3 章  史学及其研究史（中国内陆的考古学史）  60

第二部分 政治和文化格局

第 4 章  四川盆地（蜀及其前身）  96

第 5 章  长江中游（楚与其前身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  144

第 6 章  位处中心的边缘（巴和三峡地区的考古学文化）  186

第三部分 经济和仪式制度格局

第 7 章  经济格局（食盐的生产、交易与整合角色）  225

第 8 章  仪式格局（上）（祭祀与占卜）  276

第 9 章  仪式格局（下）（丧葬习俗与社会认同）  307

第 10 章  结  语（互动的景观与景观的互动）  369

参考书目    377

出版后记    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