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1978年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深造，1980年毕业留校，1982年定居纽约，自由职业画家。2000年回国，现居北京。早年作《西藏组画》，近十年作并置系列及书籍静物系列。业余写作，出版文集有：《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外国音乐在外国》《笑谈大先生》《归国十年》《谈话的泥淖》《无知的游历》《草草集》。

　　从2009年到2011年，陈丹青应《华夏地理》之邀，每年赴一地，先后游历了土耳其、俄罗斯、德国和匈牙利四国，并写成长篇游记，极具个人特色地勾画出了彼时彼地的人文、自然景观，牵连出此时此地的所思所想，《无知的游历》即为这四篇文字的结集。除游记本身外，本书还附有300余幅历史和现场图片，以及陈丹青旅途中所画速写手稿。

　　李斯特。佩斯城主街安德拉什大道旁，帝国音乐厅门首是他巍然端坐的全身雕像，不远处是李斯特音乐学院，数层之高的正墙，众多雕刻围绕着正中间如教主般巨大的李斯特石刻，街心公园浓荫下又是他的大铜像，疯狂弹奏，长发飞起像是凝固的波浪，不消说，他的故居挂满他的油画肖像，每个角落是他的铜像、石雕像、木雕像。一架过于豪华的大钢琴琴首竖着雕饰繁复的银质大烛台，顶端三尊小小的雕像分别是贝多芬、舒伯特与门德尔松，烛台正中，由一对天使左右拱卫着，是青年李斯特浮雕像。看来他的同胞太过崇拜这位天才，让音乐众神烘托他，特制这枚烛台敬献李斯特。有哪位音乐家被这般无节制地做成雕像？李斯特显然被他的时代宠幸有加—他至今被宠幸：午后故居关闭两小时，馆员说，这两小时履行的每日功课，是仔细擦拭每件雕刻与用具。它们一尘不染，但为当天下午的开放，必须擦拭，然后小心地放回原位。
　　隔壁，毗连故居的另一端，是李斯特研究院，也是李斯特音乐学院的小型分院。楼道里坐着一对匈牙利少男少女，怀抱提琴，偷偷抽烟，等候试奏的传唤：多好看的东欧脸，惺忪无辜，像鹿，或者羊。当我徘徊故居，隔壁传来琴声：先是焦虑的西贝柳斯，接着是门德尔松的英姿勃发，静息片刻，有人说话，再接着，徐缓的巴哈。
　　安德拉什街左右夹道排列着一种雅致的树，树叶细嫩，色青灰，叫不出名目。树下有长椅，背对故居的一枚椅面漆成黑白琴键。坐了一坐，望见李斯特故居对过大楼的灰墙面排开一长列小小的照片，配着圆形黑框。为什么将人像嵌在临街墙面上？过街细看，照片鹅蛋大小，黑白，瓷质，如墓园的遗像，有军人、官员、工农、演员，还有稚气未脱的男孩，典型社会主义公民。巡看十数枚，每件遗像标明的卒年都在1956—1957年。我怦然心跳，猛想起匈牙利事件，很快，找到了纳吉的肖像：那位著名的改革首脑，戴着眼镜，像个教授—“邓小平是中国的纳吉，应该把他送上绞刑架”，这是江青说的话，1976年江青被捕，我在文件传达会上听到这句最高指示。此刻我不确定这份小小的知识—其实是记忆—事关匈牙利，还是中国，但我立刻重新审看所有遗像，心跳更剧烈，遗像中的目光依次看着我：他们全都死于绞刑。
　　十分钟后，我站在大楼内部地下室的小小行刑室门口：如摆放工具的储藏室那么小，水泥墙面，黄灯照亮一具简单的绞刑架，顶端垂着脆裂的麻绳，结成圆圈，基座平放着死囚站立的木墩。外间是当年审讯室，有扇门通向狭窄的走廊，走廊两端十余间囚室，每间五六平方，顶端小窗被漆黑，角落横着木床。每一囚室的墙面挂着三四位囚徒生前的照片：将军、高官、记者、艺术家，还有一脸忠厚的东欧胖妇女，烫着五十年代流行的卷发—这座大楼建于1880年，1937年归属匈牙利法西斯组织“箭十字党”党部，名曰“忠诚之屋”。1944年，大楼地下室辟为秘密监狱，惩治反战者、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战后，苏匈联手发起清洗运动，逾百万人受审，被刑者过半。1956年，这里由匈牙利国家安全部接管，那些遗像的主人就在地下室等候提审，随即一个接一个吊死在那枚木桩—现在这些冤魂走出地牢，以他们的面容，朝向大街和路人，年复一年，提醒城市—谁曾目击行刑么？此刻我停在绞架两米不到、被拦索止步的门边。那木桩，沉默，简单，如现代艺术的装置，只是展品。我看着，期待内心恐惧，试着借助想象……这是无法继续的想象。电影试图想象，还原死亡。《卡廷惨案》里每位波兰军人被分别押进行刑室的一刻，霍然明白了，浑身一紧，抽搐着，同时，如约好似的，颤声叨念《圣经》。没有一位受刑者能够念完，后脑轰然一枪。现代电影模拟血浆飞溅，太过真实—那么，绞刑，当人被套牢、猛然悬空的一刻，究竟怎样？
　　我没想到在布达佩斯遭遇这份经验，没想到这座被称作“恐怖之屋”的纪念馆正在李斯特老家对面。李斯特也没想到。他的魏玛故居的窗帘和帷幔出于同一设计：横向三色粗条纹。那是他的帝国政府远道致送的礼物，赋以匈牙利国旗三色图案，意思是，请不要忘记祖国—很难，尤其是，不便对中国同胞详细描述这座纪念馆（仅仅一座楼装得下我们的故事吗），2002年，匈牙利右翼党派建立了这座不归属当地博物馆系统的纪念馆—被纳粹占领时期和1956年，构成馆内陈列的两组受难者，在一至四层展室中，我重温大量苏式社会主义实物，包括无数份人事档案。影像室不停播映着1956年拥向街头的布达佩斯人民，唱着歌，昂扬快乐，是那种珍贵的粗粒子黑白影像。人丛中哪几位日后被吊死在地下室？博物馆中央天井停着一辆废弃的苏军坦克，昂起炮口，坦克边，直达楼顶的高墙，一幅紧挨一幅，密密麻麻贴满逾千名受难者的照片，太过密集了，难以看清他们的脸，以至整面墙一片斑驳的黑白。
　　记这一笔，此下如何叙述？这是我此行最重要的经历。之后我出神端详大街上的匈牙利人，越过他们的脸，看见那排遗像，那尊绞刑架，内心是对匈牙利人的伤痛和尊敬，还有，锐利的，带着苦味的嫉恨—我只能称之为嫉恨—这小小国家能有这样一座纪念馆，我们没有。什么也没有。“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一句诗出在一个国家，原来并非虚妄。种性与历史是什么关系呢？匈牙利地接西亚，早古，据说匈奴人被汉军驱逐，赶到这里，之后两千年，鞑靼人与土耳其人进攻欧陆，大致最先抵达匈牙利。博物馆许多大画画着古代欧亚的争战，皇宫露台的帝王骑马像两端各有一位被降伏的石雕战俘：我不了解匈牙利历史，但知道1956年事件。中国迄今尚且谈不得1957年，年轻人谁晓得远在布达佩斯的惨剧和内伤？
　　那么谈李斯特。现在我有点明白他的乐句何以柔情万种，顷刻，悲怒交加。我不喜浪漫主义音乐的动辄铺张，但在李斯特的祖国，我想听听好久不听的李斯特。停留匆匆，不及寻访音乐厅，翌日在皇宫左近老教堂听一场为游客举办的演奏会—如我在布拉格听过的那场一样—或许经济改革兼旅游业迟于捷克，本地的出演者尚在十二分认真献艺谋钱的阶段，个个棒极了。舒伯特的《圣母颂》由一位男中音演唱，歌喉浑圆，恰如其分地带着东欧人格外擅长的多情的转调。音乐在欧洲无分国界，头一次聆听男声《圣母颂》，我忘了是在布达佩斯，默默听着，心里又看见那排小小的遗像，那尊绞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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