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清初是中国诗学鼎盛的时期。《晚明江南诗学研究》（作者张清河）以江南诗学为研究对象，对晚明诗学现象、诗学进程作尽可能深入的解读和阐述，以期将明清诗学还原为一个生命整体。明代文学发展的重心由北向南转移，至晚明，江南文士完全成为文坛的主体。他们尽管不如王世贞才富学赡，不如袁宏道穷新极变，亦不如钟、谭矫异抉幽，但秉承世家“隐读”传统，以才艺相尚，客观上形成了金陵、杭嘉湖、苏松常三个较大的区域诗学群体，并在日常交往中，与“后七子派”、“公安派”、“竞陵派”相游处而不失主见，相讨论而不瘟不激，相砥砺而清雅自况，以其独立的诗学品格，铺垫了一条从摹古通向融今、从格调通向神韵、从全面宗唐通向合理祧宋的稳健途径．为清诗的全面发展及理论成熟作出了巨大贡献。
《晚明江南诗学研究》共分绪论、论文主体与结语三部分。导论介绍研究缘起、研究对象界定、研究现状及创新之处。主体部分内容如下：
第一章回顾“文学江南”与“江南文学”传统，通过回溯“江南”空间意象沿革的历史，说明晚明江南发展为以金陵、苏州、杭州为城市中心的三大区域具有必然性。通过梳理江南文学发展史．考察“江南文学”经过六朝、南唐、南宋、元末明初阶段持续沿“诗缘情”文学特征发展，最终才得以形成以“绮靡”为主流的诗学格局。第二章探讨晚明江南诗学背景。晚明政治、经济、科举、书籍行业以及家庭教育等都呈现出与明代前中期不同的面貌，构成了江南诗学的生成背景，促成了晚明诗学的高度繁荣。第三、四章，按照文学“四要素”的理论，概括介绍晚明江南诗学的世家主体论以及“尚博、崇艺、主情”的作品特征论；选择社会或文化“风气”作为考察视角，探讨晚明江南诗学的品评风气；这种热衷于品评的风气．也是江南诗学容易结成群体的重要原因。
第五至七章是本文的重点，分别论证“金陵诗学群”、“杭嘉湖诗学群”、“苏松常诗学群”的群体诗学活动、诗学特征以及主要代表的诗学思想。第五章以《金陵雅游集》的作者、三位魁元诗人为代表，分别探讨焦城、顾起元、朱之蕃的诗学活动和诗学思想。焦兹主张博雅，在晚明多元的诗学格局中自成一家；顾起元主张神理，将变雅变声导人中和雅正之途；朱之蕃通过其诗学编辑活动，初步改变了“诗以初盛唐为宗”的格局，将中晚唐诗人纳入理论畛域。第六章探讨浙西杭嘉湖诗学具有更典型的世家结社、鉴藏、参禅、著述等群聚特性，形成了“古雅”、“侧艳”的群体诗风。冯梦祯疏朗通脱的诗学观念、黄汝亨清妙醇雅的诗学理想、周履靖情景事意的诗学法则、李日华平淡恬雅的诗学风格、朱国祯清丽雍容的诗学品格以及董斯张绮丽自成的“吴下体”诗学实践，扩大了江南诗学的影响。第七章从两个传统解释苏松常诗学群体的整体面貌，一个是“吴派”浪漫主义艺术传统，一个是“东林复社”古典主义诗学传统，这两派成员其实同出一地，有交叉重叠处，但他们不同的生存形态决定了其诗学理论的整体性差异。“吴派”以王樨登、赵宦光、董其昌、冯时可、陈继儒为代表。游吟诗人王樨登，以“清嘉蕴藉”为宗尚；斋居诗人赵宦光，以“情性格调”为主张；董其昌追求真实平淡、“元神”丰融的艺术境界；冯时可重拾“后七子”风雅诗教学说；陈继儒反对后七子以“粗悍拗硬”之语压倒一世的作派．强调以真性情抒写“便娟轻俊”的“古今粹言”。“东林复社”以顾宪成、高攀龙、顾大章、魏大中、黄尊素、李应升、张溥、陈子龙等为代表。其中，顾宪成、高攀龙强调文以致用、学思结合；顾大章、魏大中强调自然化工、文道合一；黄尊素、李应升强调兴观以群、养气致静；张溥、陈子龙强调兴复古学、经世复雅。
第八章为结论，晚明江南文士在北方诗学（“齐风”）与公安竞陵派诗学（“楚风”）的“裹挟”下，形成了其独特的清丽婉雅的诗学（“吴歙”）。晚明多元化的诗歌风气，使吴中士子先后笼罩在“后七子”、“公安竟陵”以及“云间派”的氛围中，其诗学是保持现状，还是寻求突变，种种矛盾困扰着他们。立场上“复古与创新”的矛盾、观念上“格调与神韵”的矛盾、对象上“宗唐与宗宋”的矛盾是三组主要矛盾。晚明江南文士主张各种“调和论”化解上述矛盾，他们以博学调和古今，以艺术调和韵调，以情致调和唐宋，在诗学承祧、人才储备、思想酝酿等各个方面，为清初诗学的殿堂搭建了高水准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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