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0年的2月,美国熙熙攘攘的街头来回穿梭着各种品牌的轿车。轿车里坐着戴墨镜嚼着口香糖的司机,他们有黑人,有白人,有的胖,有的瘦,有的悠闲,有的恣肆。他们的脸上一律写着旁若无人的自信。莫虎隔着玻璃窗,被他们的自信感染和刺激着。渐渐地,他生出些失望和惆怅。因为他始终没找到一个跟他有着相同的黑头发黄皮肤的司机,也就是他的同类。
莫虎在报社做记者的妈妈告诉他,当时在那里的中国人还很少,也处于弱势,但将来未必是这样。因为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是最有民族自尊心的。
“自尊心”这个词是妈妈使用得很节省的词,它带有不容侵犯的高贵气质,妈妈很少把它挂在嘴边,但妈妈总是用行动在证实着它。那一年莫虎的父亲死于疾病,妈妈没有屈服于厄运,毅然带着莫虎姐弟四个,千里迢迢来到美国。
莫虎永远记得刚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个潮湿的黄昏。那时还属于春寒料峭的时节,妈妈按西方孩子的打扮方式,给莫虎穿着厚袜子和短裤。入关的手续好像很麻烦,妈妈抱着两岁的弟弟,殷勤而焦急地守候在冰冷的窗口。
雾蒙蒙的码头,萧瑟的风。莫虎和10岁的哥哥以及12岁的姐姐畏缩在笨重的行李箱旁。
远处高高的自由女神像傲慢地屹立着,雨丝随着风灌进他们的衣领,同时卷来深重的寒意。妈妈用她仅有的钱给教堂的神父打了求助电话,寂静中是漫无边际的等待。
在那个无奈而无助的时刻,莫虎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病逝不久的爸爸,还有上海——那个遥不可及的故乡。
眼看着天色沉了下去,雨下得大了起来,神父却迟迟未到。一个年轻高大的爱尔兰警察朝他们大步流星地走来,他把莫虎姐弟几个领进旁边一间大房子。莫虎记得,那是间明亮而温暖的房子。
后来他们住到纽约那条叫伊丽莎白的街上。破旧的楼梯,窄小的房屋,没有亲戚朋友,妈妈没有稳定的工作,生活完全靠她写稿和四处辗转打工维持。然而这一切,已经不算什么了。
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无论它是多么破旧,无论它是多么粗鄙,它的温馨和怡人也是夺目而无可替代的。莫虎喜欢自己的新家,尽管它连电视和洗衣机都没有,但那里有妈妈,有他们相亲相爱的姐弟4个。
妈妈那会儿总是很忙碌,她给他们做饭,给他们浆洗衣服,一家换一家地打工,守在台灯下写稿和读报。
但妈妈从没有因为这些没完没了的忙碌而抑郁忧伤,相反,她在孩子们面前始终保持着激情和理想。
妈妈一有空闲,晚上就会把莫虎他们召集到一起,眉飞色舞地给他们讲中国历史。妈妈尤其爱讲中国传统文化,讲老子孔子孟子,讲古老的民间故事。
莫虎喜欢听妈妈讲故事,妈妈的故事激发了他很大的想象力。莫虎每天的任务是清早下楼拿牛奶和《纽约时报》,他发现妈妈回家再晚再累,也要坚持读《纽约时报》。
有时候看到感兴趣的文章,她会喊:“莫虎,剪刀。
”妈妈就像收藏珍宝似的把那些好文章剪贴在一个缎面日记本里,莫虎知道,妈妈有好几本这样的收藏。
也许正是这些很细微的举动感染了9岁的莫虎。
这个小男孩在那条寂寞的街上那扇破旧的窗户下,开始对生活生出了许多美丽的幻想。当他再倚在窗前朝外看时,大片大片五彩斑斓的DAYDREAM(白日梦)就把他囫囵淹没了。
有梦想的孩子看起来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他开始像成人一样有自己的生活理念,有自己的独立空间。莫虎喜欢独来独往,但他并不忧郁。他一个人做着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比如去楼下花圃找来废弃的小木条,用小锯子把木条锯开,然后用刀子在木头上雕刻脸谱,或者翻开衣橱,找来妈妈不用的碎布头,拆呀洗呀缝呀补呀,做各式手工。
妈妈从不干涉莫虎的个人空间,她发现他那么耐得住寂寞,心里偷偷地高兴。这年夏天,妈妈把莫虎送进了附近的一所小学,读三年级。
莫虎初进学校的感觉非常不好。他的班主任是个留着一撮小胡子的古巴男人,古巴老师对学生的要求特别严,动不动就打板子。但莫虎不喜欢学校好像不仅仅因为他。
莫虎当时的英文是全班最差的,仅达到当地幼儿园孩子的水平。莫虎对学习感到吃力透了,好强的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于是他就反常地调皮,甚至乖戾不堪。
有一次,古巴老师请他起来读课文,他就是不读。他不读的理由是他不会读。古巴老师非常气愤,他让莫虎到讲台面前来,接着拿他的长木头尺子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打莫虎的屁股。
古巴老师打得很疼,可莫虎不仅不求饶,相反竟然龇牙咧嘴对着大家伙儿做鬼脸。古巴老师打一板子他就做一下鬼脸,后来古巴老师使出了最大的劲儿,可局面仍毫无转机。古巴老师最后不敢再打下去了,他认为这个中国男孩犟得不正常,一定是心理有问题。于是他很慎重地找来莫虎的妈妈,并把莫虎的种种恶劣表现都说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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