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陕西延安市富县人。文学博士。曾经做过高校教师和出版社编辑。先为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主要从事小说理论研究及现当代小说评论。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以及《文艺研究》等多家报刊发表理论、批评文章多篇。有专著《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小说修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必要的反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小说的纪律—基本理论与当代经验》（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文学因何而伟大—论经典的条件与大师的修养》（华夏出版社，2010年）、《文学的态度》（作家出版社，2011年）、《文学的态度》《文学还能好些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数种。曾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文艺争鸣》优秀论文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北京文学》文学评论奖、《上海文学》优秀论文奖、2002年和2006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首届“勤英文学奖？青年学术奖”以及《文学报》“首届新批评优秀论文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正如学界所言，批评是一种求真的精神现象，批评家要有敏锐的辨识力，去发现被层层假象遮蔽的问题；要有牺牲精神，以及成熟的判断力和表达力，而以上这些也正是作为一位当代文学批评学者的标尺。

　　作家享有批评豁免权吗？（代跋）
　　我有时会收到一些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的文章。有的只是想听听我的意见，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很感谢他们的信任。有的呢，则是希望我能推荐发表。在后一类中，有一篇批评某著名作家的文章，分析问题很有眼光，也很尖锐，行文却一点不显焦躁、忮刻，担得起“气盛言宜、从容不迫”八个字。我立即把它推荐给一位编杂志的朋友，而且提醒他这是一篇值得重视的好文章。
　　朋友很快便给了回复。他也认为文章写得很精彩，但是，得先放一放。我问原因。他闪烁其词解释是：文章批评的那位作家的身份可能要有变化，具体地说，就是有可能从政做领导，因此，最好还是等等，免得陷入被动。过了数日，朋友又发邮件过来，说文章还是不发为佳，因为，水落石出，尘埃落定，那位作家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作家了，而是成了直接掌管他们的行政领导。
　　这件事情，一开始令我大为困惑，觉得他一介书生，如此畏避势家，承颜候色，似乎大可不必，但设身处地一想，也就释然了：他也是实迫处此，别无选择！因为，在一个“拜权教”社会，权力既是许多人追求的生活目标，也是人与人关系微妙的调节器。人在权力序列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他对别人的态度，他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腔调，也都会跟着起变化的；同样，别人在他面前的言谈举止，也会“与时俱进”：不会再像过去那样随随便便、浑不吝了。
　　细究起来，这种“权力关系学”，不独于今为然，而是源远流长的。早在公元前209年，陈涉同志与人佣耕之时，怅恨不平之际，对几个一同干活的穷哥们说：“苟富贵，无相忘。”到了次年，陈涉的事业一路云帆直挂，凯歌高奏，在地建立了气派豪华的根据地。一个尝与陈涉一起在垄上种过地的人，也许是想起了“无相忘”的庄严承诺，便兴冲冲地找了去。他以为今天的陈涉，还是过去的那个田舍郎，便敲着宫门大喊：“吾欲见涉。”警卫员见他如此放诞无礼，当时就要将他绑起来。可他仍然不加收敛，竟然叫着陈涉的名字，拦住他的车驾。等他进到宫里，见殿屋帐帷，美轮美奂，便脱口而出喊了一句：“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翻译成陕西话，仿佛如此：“好球势！狗日的陈涉把事情弄大咧！”
　　这是一句人人都知道，但谁都不敢说出口的大实话。虽然这莽汉直接表达的，不过是对成功者的艳羡，但也抖落出陈涉造反的目的，实在不过是为了求一己之“富贵”而已。如果说了这句大不恭敬的大实话之后，他能立即觉悟，悄悄离开，那就两下里相安无事，宾与主皆大欢喜。然而，谁知这位不知高低深浅的二杆子，完全不明白今非昔比的道理，一点儿看不出陈涉和他的扈从死眉瞪目、很不耐烦的样子，仍旧神色怡然，进出宫殿，摇头曳尾，愈益发舒。他的这种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表现，当然是不能原谅的错误行为。于是，就有政委或秘书一类人对陈涉进言了：“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他的话点到了陈涉最敏感的部位：陈涉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一元化领导”，最怕的就是别人无视他的尊严、降低他的威信。于是，这位当年故人，便被推出去斩讫了事。
　　陈涉故友死得的确有些冤枉，但陈涉的杀无赦，却也不难理解。你说他死于陈涉固然不错，但说权力假陈涉之手杀了他，似乎更为准确。的确，权力乃是一种古怪而神奇的精神现象。它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显得威严可怕。它能让人陷入疯狂可怕的自我中心主义，从而产生一种高人一等的幻觉和享受种种特权的欲望。权力意味着支配和服从，所以，有权的人便很在意尊卑高下的等级秩序，便惧怕别人冒犯自己的特权和威严。虽然，文学也是一种权利，但却与世俗意义上的权力，迥乎不同：它反对的恰是那种惟我独尊的自大和藐视群伦的傲慢。如果说权力意味着束缚，那么，文学便意味着自由；如果说权力意味着差别，那么，文学便意味着平等；如果说权力意味着对反对意见的压制，那么，文学便意味着对批评声音的包容。然而，文学场里的实际情形，却每有违情悖理、大谬不然者。
　　近日，我在今年的《小说评论》第二期上，读到一篇题为《自述》的短文，是一个“年轻”而且“著名”的作家写的。他先是说自己，此谓之“自述”，“自述”完了，接着便是“他述”——漫不经心地谈起中国当代的“优秀作家”来。他的评价尺度很奇怪：根据一个作家的“身体”，来判断他是否优秀。他说，“你问我热爱谁？莫言。莫言是伟大的小说家。我喜欢他身体好。他身体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我认准他身体好。当我作为一个读者看小说的时候，我是有点怪的。透过文字，我喜欢看这个作家身体好不好，能不能吃。只要我认为这个作家有非常强健的体魄，我就一定喜欢他的小说”，而在他看来，“莫言是有两颗脑袋、三颗心脏、四个胃、八个肾，而这个荒谬的感受就是莫言的文字给我造成的印象”。
　　这位作家的高论宏议的确“有点怪的”，虽然表面上看，显得很有气势，很有深意，符合古人“势家多所宜，咳吐自成珠”的说法，但其实很有些骄倨傲暴、英雄欺人的意思在里头。他似乎故意不肯把话说得合乎事理常情，硬是要用夸张的语言把话说得忽忽悠悠，让人不得要领。你从一个人的身体里找“伟大”，倒也不是不可以，但你得把话先说明白：你究竟是先认为一个作家身体好，然后才“一定”喜欢他的小说呢，还是先读了作家的小说，然后才会有对他身体的“荒谬的感受”？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伟大”纯粹决定于作家的“身体”，决定于“惊人的能量”带给你的眼、耳、鼻、舌、身的刺激，那么，这样的“伟大”与精神上的伟大是什么关系？有什么不同？作为一个渴望被精神之光照亮的读者，我还想知道，对文学来讲，单凭“身体”是否能够担荷起“伟大”的重负？
　　然而，最令人费解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下面的这段妙论：“当然，莫言的小说也有很多毛病，但是，他就是这样，我认为莫言是一个可以在批评面前获得豁免权的作家。他有毛病有又怎么样？要求莫言完美是野蛮的。”
　　这就有些不讲道理了，从逻辑上说，比陈涉之杀故友，更显颟顸恣睢。为什么一个作家的作品明明“有很多毛病”，却“可以在批评面前获得豁免权”呢？什么叫“他有毛病有又怎么样”？有了“毛病”，当然不能“在批评面前获得豁免权”了，当然就要受到“批评”的“不满”的质疑和“反对”的解构了。如果“要求莫言完美是野蛮的”，那吹捧“莫言是伟大的小说家”就很文明吗？在我看来，要求莫言“完美”迹近愚蠢，吹捧他“伟大”也很不智慧，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地分析、揭示他作品中的种种问题，则无疑是负责任的态度和应该支持的行为。
　　那么，这位作家为什么如此惧怕和拒绝批评？为什么要替莫言“在批评面前”要求“豁免权”？这反映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怪异心理呢？
　　我以为，往小里说，这是因为他不懂批评的意义和功能，往大里说，是因为他缺乏最基本的民主意识和平等理念。不懂批评就很容易误解批评，甚至惧怕批评，就倾向于认为批评本质上是消极的，破坏性的，是“谁红跟谁急”的嫉妒和搅局，是对他人丧心病狂的羞辱和侮蔑，是因为小小的不快而死缠烂打的报复和泄愤。他不知道批评也是一种显示尊严的文化行为，也是一种“独立的体裁”，也体现着严肃的态度和高尚的追求。而缺乏基本的民主意识和平等理念，一个人就会产生一种特权意识，就会利用一切借口谋求对自己有利的“豁免权”。这种对逃避批评的“豁免权”的要求，与陈涉大王的禁止别人在他面前“妄言”，同出一辙，毫无二致。
　　换一个角度来看，当代作家之所以厌恶真正的批评、逃避尖锐的质疑，一方面是自大和自恋的虚荣心理在作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缺乏充分的自信心和力量感。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人，不仅在自我评价时，高自标树，大吹法螺，而且渴望来自社会的评价也同样好、同样高。这样，他就很容易排斥批评性的意见，就会怀疑别人的动机，一旦遭遇尖锐的质疑，便觉得受了极大的委屈和伤害，以至恼羞成怒，恶语相加。与虚妄的自大和自许导致的情绪性反应相对应，缺乏自信心和力量感导致的强烈焦虑，则是许多的当代著名作家内心深处的另外一种精神图景。
　　然而，一个人，只有当他被人爱的时候，他才有可能体验到爱情的幸福；一个拳击手，只有当他站在拳击场上，击打对手并且被对手击打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拳击手。同样，一个作家，只有当他被阅读、被批评的时候，他才能被证明在文学的意义上是活着的，套用笛卡儿的那句话来说，就是：“我被批评，故我存在。”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一个靠写作立身的人，真的“在批评面前”获得了“豁免权”，那么，容我不客气地说，他在文学上的死灭大概也就为期不远了。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重要”的人，但却很难再说他是一个“文学”的人。
　　蒂博代在他的《六说文学批评》中，曾引用过伏尔泰的一段话，道是：“我们看到，在致力于文学发展的现代国家里，有些人成为职业批评家，正像人们为了检查送往市场的猪是否有病设立了专门检查猪舌头的人一样。文学的猪舌头检查者没有发现一个健康的作家。”伏尔泰说“没有发现一个健康的作家”，与其说是描述性的事实判断，毋宁说是对批评的基本原则的宣示和坚执。因为，在他看来，批评，尤其是对“伟大”作家的批评，从来就不是肯定意义上的，而是否定意义上的，或者说，是病理学意义上的。他在一篇题为《论喜剧》的文章中，说过这样一段我曾经称引过的话：“批评应侧重伟大人物的不足；若由于偏见连他们的毛病也欣赏，那么不久我们就会步其后尘。那么我们从名家那里得到的启示，或许便是如何将作品写坏了。”
　　结论很明确，批评家就是猪舌检查者，作家则是应该被检查的对象。作家越是“伟大”，批评家越是要检查其“不足”，——这倒不是偏要跟他过不去，而是因为他更容易成为效法的榜样，追攀的楷模，如此说来，对他的批评，其实就是对文学理想的守护，对文学信念的捍卫。既然这样，那么，就没有谁可以享有“在文学批评面前的豁免权”，无论他事实上有多么“伟大”，无论他的“体魄”显得有多么“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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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享有批评豁免权吗？（代跋）